大禹时代“执玉帛者万国”与天下治理

大禹时代是中国历史转型的重要时期,标志是作为“诸侯之长”的部落-方国联盟盟主之位,由选举变为世袭,进入了最早的王朝阶段。大禹通过治水将“夷夏-东西”沿线各地方国、部族的政治、经济力量进行整合,再结合征三苗等战争行为,创建了中国最早的国家,成了夷夏联盟天下“诸侯”的盟主。《左传·哀公七年》描述夏禹时期诸侯会盟,“执玉帛者万国”,大禹甚至拥有了诛杀防风氏首领的大权。体现在礼乐制度,就是广泛分布在中国各地的二里头式牙璋等礼器和传说“铸九鼎”的规制。此一时期,早期王朝虽然建立,制度雏形已然推广,甚至出现了早期封建的萌芽,但各异姓部落、方国的内政仍旧是高度自治的,如当时平行存在的商、周二族基本可以做到各行其是。大禹体制在统一联盟与地方共同体自治方面,达成了符合当时历史条件的平衡。     

彭州竹瓦街青铜器窑藏

彭州是古蜀人从岷江上游地区进入成都平原的重要通道，《华阳国志·蜀志》中记载"鱼凫王田于前山，忽得仙道"的传说就位于这一区域。1959年和1980年，彭州濛阳镇竹瓦街分别出土过古蜀时期的青铜器窖藏，其地理位置距离三星堆遗址仅十公里，应当属于以三星堆为中心的古蜀政治、文化圈层的组成部分。这些窖藏青铜器所显示的最重要的历史信息，是继承延续了三星堆以来的古蜀十二桥文化，通过对中原殷周礼仪的模仿与整合，进一步改造原有礼制，并发展出具有自身特色的青铜礼仪文化。     

衣冠之殇：晚清民初政治思潮与实践中的“汉衣冠”

在辛亥革命和民初之时,尤其是帝制复辟发生之前,古代汉族的文化传统被视为“国粹”,得到整个主流话语的赞颂。在辛亥革命前后,要求自由与宪政的呼吁被视为与重建汉族古典传统并行不悖的事实。反映在作为一种身体符号延伸的服装观念上,重新恢复古代“汉衣冠”的运动与建立自由宪政的实践交织在一起。但随着民初帝制事件的发生,古代传统与宪政实践开始分离,包括了“汉衣冠”在内的所有传统符号,都被视为建设现代政体的负面遗产,重建“汉衣冠”的自发运动最终随着新文化批判的出现而销声匿迹。     

殷人祭礼天梯考

殷周文字中多见"陟"、"降"等考其字义及用法,乃双足攀登梯阜升降于天地之间。文献多见古王者、大贤死后陟天,卜辞亦见陟降及鬼坠庭阜,《礼记》则记载招魂之复礼由虞人、狄人设阶梯。"陟"与"降"二字构形与此种观念密切相关,而"树、山、藤蔓、梯"为沟通天地之车由心的象征,文献多言殷人王庭神树"一暮大拱",实为此种古老观念及援梯登天之礼的记载。卜辞中亦有"蔑",考其形义最初为人攀于刃梯之形,后引申为善演陟蔑之礼的女戚、女蔑等人。殷人通过"蔑"这一表演,模拟登天之礼,宾见帝或祖神,亦用于求雨。     

试论周礼与习惯法

周礼是一种不成文的习惯法，主体以传统周人共同体的古代习俗为基础，并部分吸收了夏商习惯法而形成的。这些不成文习惯法规范着周人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等各种细节，一些青铜器铭文中所反映的土地交易、司法惩戒等活动都是周礼习惯法的具体判例。有的情况下，周王会任命掌管具体某项司法活动的人员，但更常见的情况是在王官之外，由各种名誉良好的领主根据习惯法进行仲裁，或者由当事人之间依据惯例自行调解。此外，周人对其它族群的习惯法表示尊重，即所谓“君子行礼，不求变俗”，宋国、殷人、淮夷等不同族群也根据自己传统的习惯法进行自治。     

“重走蜀身毒道”系列之五：仁者乐山，义者宜宾

蜀身毒道分为东西两线，其中东线从成都出发，南行由岷江道经四川乐山，再由四川宜宾五尺道经云南昭通、昆明，在大理与蜀身毒道西线永昌道连接起来，自先秦以来，便是古蜀文化南下进入云南腹地的必经之地，是蜀王扼制西南各族群以称雄长的据点，也是秦汉王朝开拓西南夷的前沿，具有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