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省际交界区域城市发展研究——基于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视角

以地级行政区为基本空间单元,应用熵值法测度了2008—2017年间中国省际交界区域地级市(含地级行政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并借助空间模型与地理探测器模型分析了其空间同质性与分异性特征及影响因素。结果显示:省际交界区经济发展水平总体上呈现上升的态势,但发展速度与原有基础紧密相关;省际交界区域地级市(含地级行政区)整体上存在较为显著的空间同质性,且在局部区域趋于集聚;同时,影响这些城市发展水平的因素在不同年份有所差异。进而依据新时代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要求,提出促进中国省际交界区域城市发展的政策建议。     

省际交界地带发展滞后的因由及路径探讨

我国省际交界地带经济发展滞后,已成为阻碍我国实现均衡发展的一个重要问题.省际交界地带的区域特征使边界协作变得难以实现;行政区划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省际交界地带区域合作;省际行政区边缘经济协作及政府协调难以真正实现;文化维系力衰减,区域治理出现“碎片化”,成为我国省际交界地带发展滞后的主要因由.树立地缘观念,遵循省际边界地带地缘属性;发挥纵向国家协调力和发展横向主体间合作关系,实现省际边界跨政区区域协作和政府协调;进行集中扶贫新模式探索,以集中扶贫整合治理“碎片化”,应成为我国省际交界地带发展的现实路径.     

省际交界地区的发展困境及形成机制研究——来自设立重庆直辖市的经验证据

2022年发布的《重庆都市圈发展规划》明确将四川广安纳入重庆都市圈，在打造高质量发展重要增长极同时，也将在省际交界地区一体化发展上先行先试、大胆探索。省际交界地区在区域协调发展中的问题和矛盾较为突出，由于边界两侧城市在行政归属上存在差异，地区间政策协调存在较高成本，不利于构建高效的区域合作机制，受到地方保护与市场分割影响，难以形成区域性统一市场。在上述因素共同作用下，省际交界地区陷入增长困境，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洼地”。省际边界是否会阻碍省际交界地区经济发展?又借由何种影响机制发挥作用?理清上述问题，不仅能为建设跨省域都市圈提供有益参考，对实现共同富裕也具有重要意义。文章以1997年设立重庆直辖市为准自然实验，利用266个城市1993—2020年的面板数据，使用合成控制法构造反事实对照组，通过对比出现“重庆—四川”省际边界后实验组和反事实对照组经济发展路径的差异，评估省际边界的经济效应。研究结果表明：设立重庆直辖市后，位于“重庆—四川”交界城市的发展路径显著低于反事实对照组所反映的情形，进行安慰剂检验、稳健性检验以及排除竞争性假说后，文章的结论仍然成立，证明在其他条件不变情况下，位于省...     

粤港澳大湾区产业集聚的空间尺度研究

粤港澳大湾区是在珠三角城市群的基础上升级的新型产业集聚区域，承载着引领经济转型、加强区域合作的重要使命。文章在依次分析粤港澳大湾区产业集聚的城市尺度和区域尺度的基础上，提出在全球化背景下应以大都市圈作为粤港澳大湾区的产业集聚尺度，利用基础设施建设提升一体化水平，采取差异化政策协调城市关系，开展产业发展模式、贸易体系、经济版图的三层重构。      

新时代建设郑洛西(晋陕豫)高质量发展合作带的现实基础与路径选择

高质量区域经济格局的构建,并非是若干独立区域战略的简单叠加,而是需要区域战略间的有机串联、高效联动。以强化都市圈、城市群等城市体系间的合作联动为突破,可以进一步放大重大区域战略的溢出效能,带动实现更大范围空间的协同、融合发展。2021年10月,《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规划纲要》正式印发,明确提出打造"郑(州)洛(阳)西(安)高质量发展合作带"。文章分析的"郑洛西(晋陕豫)高质量发展合作带"位于黄河流域,地处河南(豫)、陕西(陕)、山西(晋)三省交界区,囊括郑州都市圈、洛阳都市圈、西安都市圈和晋陕豫黄河金三角示范区四大核心区域,联动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与西部大开发两大国家战略,横揽中原城市群和关中平原城市群两大重点区域板块,是新发展阶段下链接重大区域发展战略、完善我国高质量区域经济格局的重要布局。郑洛西(晋陕豫)高质量发展合作带地域面积20.2万平方公里,2020年区域生产总值5.82万亿元,年末常住人口9 079.4万人,初步形成了"三聚核、多支点"的空间结构特征和"主轴引领、网络对流、交叉组团"的总体网络格局。作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国家重大区域战略下的重点建设区域,郑洛西(晋陕豫)高质量发展合作带具备坚实的社会经济发展基础,有条件建设成为我国高质量发展的"第五增长极"。郑洛西(晋陕豫)高质量发展合作带各城市地缘相近、人缘相亲、文化相通、资源相似、经济相关,具有合作发展的天然基础和综合优势,其高水平建设是对国家战略的积极响应,是生态保护与环境整治的迫切需要,是新发展格局下区域联动合作的客观必然,是优化国家总体空间格局的内在驱使,也是传承黄河文化文明的历史趋向。郑洛西(晋陕豫)高质量发展合作带建设应当摒弃若干城市在地理意义上的简单"糅合",转而追求在创新驱动、经济发展、环境保护、社会联通、文化文明意义上的全方面深度"融合"。文章建议,保护好黄河流域生态环境,坚持"高质量发展"战略思维,牢固树立"高效率合作"核心意识,以"高水平开放"和"高品质生活"协同推进,共同培育打造其成为全国区域协调发展和高品质合作的示范区和引领区。同时,呼吁争取将郑洛西(晋陕豫)高质量发展合作带建设上升为黄河流域的第二大国家战略,使其与总体战略协同配合、上下联动,做好生态环境保护,建设打造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强劲支点和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     

旅游产业结构与集聚:耦合机理与演化特征——以中国大陆沿海地区为例

沿海地区是我国区域旅游经济发展格局的核心地带,认清旅游产业结构与旅游产业集聚之间交互的耦合关系,对培育并形成旅游产业结构调整与旅游产业集聚的良性互动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旅游产业结构水平、旅游产业集聚程度的指标体系、灰色关联模型、耦合协调发展度模型以及灰色GM(1,1)模型,从时空演化角度揭示了中国大陆沿海地区旅游产业结构和旅游产业集聚之间互动关联和耦合协调的特征,旅游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是旅游产业集聚发展和空间合理布局的新契机。研究表明,中国沿海地区旅游产业结构水平与旅游产业集聚程度之间存在互动耦合、协调促进的作用关系,并表现为波动增长、稳定下滑和良性发展三个动态发展阶段,经历了相互适应、相互作用与不断增强的耦合作用过程,而有效改变二者之间的协同模式和发展路径是推动中国大陆沿海地区旅游产业效率提升和持续快速发展的重要途径。     

国家级夜间文旅消费区空间格局与旅游高质量发展研究

研判国家级夜间文化与旅游消费集聚区的空间分异特征及其影响因子,对释放夜间消费市场潜力,推动文化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具有深刻意义。以第一、二批共243个国家级夜间文化与旅游消费集聚区为研究样本,综合采用平均最近邻、核密度分析、地理集中指数和地理加权回归模型等,揭示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机制,深层次驱动区域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研究表明：1）国家级夜间文旅消费区整体呈现“东南多—西北少”的集聚型分布格局,以胡焕庸人口线为界,东南侧国家级夜间文旅消费区的数量和密度均显著高于西北侧;2）国家级夜间文旅消费区平均密度省际分布不均衡,环核分布特征显著,主要形成以北京为核心的京津冀地区、以上海为核心的长三角地区以及成渝双城经济圈为代表的3个密度核心区;3）国家级夜间文旅消费区的空间分布格局受到经济状况、人口密度、居民幸福指数、高等级景区数量、交通设施与水文条件等因素的综合影响,且各回归系数正负值比重、高低值分布情况均存在较大差异。     

产业集群视角下辽宁先进装备制造业集聚区发展路径分析

以产业集群作为研究视角,以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作为宏观政策背景,探讨辽宁发展成为先进装备制造业集聚区的发展路径。从辽宁产业结构变动的高度刚性、逆工业化特征以及工业主导等方面特征来看,发展装备制造业具有比较优势,为先进装备制造业集聚区的建设提供结构性支撑。市场化程度及市场空间、技术基础条件以及制度和政策环境为发展先进装备制造业集聚区提供基础性支撑。辽宁先进装备制造业集聚区的建设应从重大项目和工程导引、区域协调以及公共服务环境建设等方面展开。     

金融集聚与产业集聚的耦合协调度比较研究——以中国十大城市群为例

金融集聚与产业集聚的协调发展对推动区域经济建设和城市化进程提供了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文章以中国十大城市群作为研究对象,通过构建金融集聚与产业集聚的水平评估指标体系和协调发展划分标准,采用熵值法、集聚能力评级模型和耦合协调度模型分别对中国十大城市群及其包含城市的金融集聚能力、产业集聚能力以及两者的耦合协调度进行测算,并利用ArcGIS 软件对其协调发展水平进行空间分异展示。结果表明:中国十大城市群耦合协调度呈现“中间低,四周高”的空间格局,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城市群,其耦合协调度也相对较高;城市群和城市群内具体城市的耦合协调度存在较大差异,即使是已经形成集聚效应的城市群,其内部的城市总体呈现出“领导—跟进”式发展,具体表现为发达城市带动周边欠发达地区实现高质量的经济增长;城市群内包含的城市协调发展并非同步,金融集聚效应与产业集聚效应在不同城市发挥的作用不一致,第二产业占比越大的城市,产业集聚效应越明显。      

跨越行政边界的都市区规划实践——纽约大都市区四次总体规划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随着技术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不同区域和城市间的联系日益加强,而以行政区划为空间尺度进行的规划、管理、建设造成了行政壁垒、区域发展不平衡、多规不合一、区域性公共服务供给不足等问题。如何通过区域一体化发展和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以更好地发挥市场在资源空间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成为突破行政壁垒和解决区域不平衡发展的关键。较早经历城市化进程的国家和地区在发展过程中也面临对具有紧密经济联系的区域进行跨界治理的问题。作为美国城市化水平最高的地区,早在100多年前,郊区辽阔的空间、公共交通的改善和私家车的普及等使人口和产业由纽约市的市中心向其郊区和周边地区扩张,这些地区间的经济联系超出了长久以来的行政边界,也超出了原有政府的治理能力。致力于解决上述问题的区域规划协会（RPA）从1929年开始制定针对由纽约市及其周边地区构成的纽约都市区总体发展规划,其在跨越行政边界、破除行政壁垒并从区域总体层面进行城市规划管理的都市区建设方面积累了较多现实又不乏创新的经验。文章梳理了区域规划协会的组织架构以及其四次纽约都市区总体规划的背景、内容和实施,并对所得经验和对中国的启示进行总结。     

西安与周边地区经济一体化问题初探

经济一体化已成为区域谋求经济快速稳定发展的必然。针对西安与周边地市经济一体化中已存在或即将面临的问题,该地区应形成区域发展的统一市场,加强区域内产业发展的协调和规划,共建西安大都市圈。     

西南边境地区非法移民的产生条件及历史发展

西南边境地区外来同居者多数为非法移民,非法移民产生的原因与产生的条件不是同一个概念。产生非法移民的基本条件包括移民输入地已经是民族国家,其与移民输出地区或国家之间存在明确的边界线,移民输入地有明确的关于移民的相关法律、法规,外来移民的行为违反了这些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具有违法性。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中越、中老的边界尚未正式确定,中缅之间虽然签订了边界条约,但由于出入境管理存在特殊情况,依法认定非法出入境行为并进一步认定西南边境地区是否存在非法移民,就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及事实依据。中国至今没有制定专门的移民法,关于非法移民的研究也明显落后于时代发展,相关立法活动正经历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     

协调推进兴边富民行动与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建设深度融合创新研究——以沧源佤族自治县为例

中缅边境地区受特殊历史、地理和复杂的周边环境等因素影响,民族问题与宗教问题、贫困问题、国际问题和社会问题相互交织,边疆繁荣稳定和国家安全面临严峻挑战。地处中缅边境中段的沧源佤族自治县创新工作方式,将兴边富民行动与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有机融合,全面推进精准脱贫,提升沿边群众生产生活条件,促进民族团结进步。然而中缅边境地区基础设施相对滞后、财政保障困难、开放活边水平不高、不稳定因素复杂、产业基础薄弱等问题依然突出。要实现边境地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需进一步加强统筹谋划,协调发展;全面推行"123"党建新模式,提升基层组织战斗力;提高脱贫实效,精准推进沿边群众居边脱贫致富;加快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创建,增强边民凝聚力和向心力;补齐教育短板,彻底根除素质型贫困。     

《边城》和《大淖记事》叙事语法的比照解读

以“叙事序列”理论来观照,《边城》与《大淖记事》两个文本,可发现它们都巧妙构设了“老——少”两代乡村儿女的爱情序列,从而形成了文本结构上“前——后”故事场的完整设置;以“叙事循环”理论来观照,可发现《边城》是以悲为主的爱情剧,而《大淖记事》则是以喜为主的爱情剧;以“语义方阵”来观照,它们征显的是婚恋形态上有爱婚姻与无爱婚姻及人性观上自然人性与文化人性的对立。     

辽代北疆地区的开发

辽代北疆地区在城镇建设、农业、牧业上都有长足的进展。城镇建设上,出现了上京、中京等大城市,在草原地区出现了大批头下军州城。在上京、中京地区,不仅农耕范围得以扩大,而且在农作物品种也渐趋多样,农具也有了一定的进步。北疆的牧业的经营以群牧司官营为主,其畜群都十分庞大,动辄以千计。     

影响大湄公河次区域边界效应的因素研究

南-南经济一体化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发展均落后。GMS经济一体化作为典型的南-南经济一体化,面临边界效应的阻碍。通过对中国、泰国和缅甸GMS代表性国家的问卷调研和企业深度访谈发现影响边界效应的主要因素为:品牌偏好、运输成本、结算货币、关税、商检和技术标准等非关税壁垒及语言、文化和宗教差异。通过促进企业在贸易、投资和技术方面的合作,进一步降低关税和非关税壁垒,推进金融、科技、交通通讯、文化教育方面的合作,有利于GMS经济一体化的发展。     

陕甘宁边区和谐社会的观察与思考

为了发掘我党在陕甘宁边区执政的历史经验,为我国当前构建和谐社会的实践寻求借鉴和启示,通过对边区政权建设史料的研究,并按照胡锦涛同志提出的新视角重新审视陕甘宁边区的社会形态和建设成就,采用列举、类比和论述的方法,观察与思考陕甘宁边区的执政理念和实践,证明了边区和谐的政权形式应该是我党执政的常态。而追求“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是我们党执政理念的回归和升华。     

我国农业政策性贷款的边界分析

本文通过农业政策性贷款的概念、农业信贷市场的分类等角度,概括了其理论边界、业务边界和规模边界。认为农业政策性贷款的规模边界受财政补贴、盈利水平和风险损失率的限制。要控制农业政策性贷款的风险损失率,需要进行抵押担保制度创新,防范政策风险和市场风险。     

中越边民通婚的促动因素研究——以云南麻栗坡县马崩村为例

作为中越边境跨境民族共同体的传统行为,中越边民通婚并未因两国相关法律制度的排斥而中断,但却因之而给入境通婚的越南女性及其家庭、子女的权益、以及主权国家的边境管理和边疆治理带来了一系列的挑战和难题。通过对位于中越边境前沿地带的云南麻栗坡县马崩村边民通婚的调查研究表明:便利的地理是导致边民通婚的自然基础,作为以民族情感和文化根源建构出的核心共同体、边境地区远离政治国家权力中心的特殊生活场域、以及两国边民在地缘、族缘、血缘的亘久认同依然是促成中越边民跨境通婚的重要动因;中越两国在人口、经济、社会等领域的差异或互补也是中越边民通婚不可忽视的现实促动因素。     

陕甘宁边区婚姻制度改革探析

婚姻制度改革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一项重要实践活动,陕甘宁边区婚姻制度改革是其重要组成部分。边区颁行的一系列有关法律表明,边区婚姻制度改革的本质是消除婚姻生活中的性别压迫,建立以男女自愿结合为基础、以感情为纽带、以夫妻权利义务对等、地位平等为特征的新式婚姻关系。此项改革使边区婚姻生活发生了一系列值得深思的变化,对调动妇女在抗战中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具有不可忽视的促进作用,对现实妇女解放道路探索的启示弥足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