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匈"和亲"的本来面目是什么?

近年来,在汉代民族和亲的研究中出现了一种"新观点",认为汉匈和亲,并"不包含婚姻的意思",汉对匈的馈赠是经济"赔偿"、"赔款",汉嫁女与匈并约为兄弟是"政治赔偿".本文以大量的史实为依据,辨明了汉匈和亲中的一系列问题,认为"新观点"的谬误在于以现代国际间的和平条约简单地比附汉匈和亲.应当从历史事实出发,还汉匈和亲以本来面目.     

新莽时期的汉匈之争

王莽废汉立新后,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民族政策是其改制内容之一而在众民族当中,与匈奴的关系是莽之民族政策的一个重点。新莽时期的汉匈关系是以战为主的,但由于新莽时期的作战条件受到一些因素的限制,故战争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另外,汉匈之争对当时的社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从史料文献记载看白登之围与汉匈政策的转变

据史料文献记载,白登之围是汉匈关系史上的重要历史事件。笔者通过查阅史料文献,在肯定白登之围的历史地位的同时,从双方力量对比及力量变化的角度,分析、论证白登之役发生的必然性,以对外关系为切入点,论述这一历史事件在汉朝的对匈政策和匈奴的对汉策略上的双面影响。     

论新莽时期的汉匈关系

王莽在篡位前后,对匈奴采取和实施了一系列有害两族关系的政策和行为,严重地损坏了汉匈两族间的友好关系,下面本文将把这一时期的汉匈关系作为重点进行论述,提出笔者的一些看法,以就教于大方。 一、西汉末年,社会阶级矛盾空前激化,西汉皇朝内部也呈现出动荡不安的势态。汉成帝绥和元年(公元前12年),王莽出任大司马之职,开始了篡夺皇位的准备活动。在此后的几年中,王莽通过杀子、献国、素食等手段沽名钓誉,收买人心,又通过诬陷贤良,排斥异己接近最高权力,取得了“权与人主侔矣”的地位。 在进行篡夺皇位的舆论工作中,王莽并未忘记利用汉与周边少数民族的关系大作文章。在西汉王朝周边各民族中,实力最强、影响最大、最能对西汉王朝构成威胁的当首推号称     

汉匈西域战争中的"诅军"巫术

西域战争中汉王朝与匈奴双方都使用"诅军"巫术,是军事史记录中罕见的情形.透视其文化内质,可以获得有意义的发现.讨论汉匈西域"诅军"史例,不仅涉及汉王朝处理边疆与民族问题的军事行政方式,也有益于深化对当时数术文化的理解.     

汉代匈奴区的自然灾害及对汉匈关系的影响

两汉时期匈奴地区的灾害记录有12次,灾种有雪灾、寒冻灾、人畜疫灾、旱灾和蝗灾等。汉代留下的发生在匈奴地区的灾害记录虽然不多,但很重要,严重的灾情对匈奴社会的发展和汉匈关系的走向都产生了重大影响,为我们认识匈奴历史和汉匈关系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西汉与匈奴和亲的三个阶段

如何认识西汉与匈奴的和亲?学术界看法不一。崔明德在《西汉与匈奴·乌孙的和亲》(刊子《烟台大学学报》1989年第三期)一文中详细论述了西汉与匈奴的全部和亲,认为汉匈和亲应分三个阶段:(1)西汉前期与匈奴的和亲是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进行的,西汉出于主动,匈奴处于被动,而“白登之围”成了汉匈和亲的契机。这一时期的和亲是当时的必然趋势。(2)     

从政治效益观看西汉时期的汉匈关系

民族关系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关系，在我国封建社会，始于汉代的和亲政策就是其统治阶级利用婚姻处理和维持国家及民族关系的重要途径和手段，是汉匈双方政治、经济、军事斗争的必然结果在国家民族关系上的具体体现。此后，和亲政策便为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统治者沿用，作为调节...     

轮台诏与武帝的西域经营

伴随汉匈战争及汉王朝西北拓境,"单于益西北"。为防止匈奴"兼从西国",武帝坚持用兵西域。伐宛之后,武帝不仅在仑头屯田,而且初步建立起"酒泉都尉—使者、校尉屯田—使者"的西域经营体系。征和四年,李广利败降匈奴,臣服车师后的西域经营是否继续,引发争论。武帝下轮台诏,详陈得失,实行了政策转向。昭帝时,霍光仍行西域收缩战略,巩固边塞后屯田伊循,加强对西域门户的控御。宣帝亲政,多"修武帝故事",郑吉屯田渠犁,数争车师,武帝西域战略开始恢复。以日逐王降汉为契机,郑吉以轮台、渠犁为中心立西域都护,并屯田车师,后者至元帝设戊己校尉,经营更趋巩固。西汉后期,汉廷重向西域进取,终使城郭诸国内属。这些背后,体现对武帝战略的继承,包含对轮台诏得失分析的参考。班固将西域经营的成功,视作"昭、宣承业"。     

西汉与匈奴交往中的伦理碰撞及融合——以忠孝观念为中心

汉地传统伦理观念的延展是伴随着汉匈交往史的另一个历史过程。在认识匈奴社会时,汉人常因匈奴人缺乏孝道观念而比之为禽兽,随着汉朝君臣秩序的巩固,汉人又因匈奴人采取敌视汉朝的政治立场而将之比喻为禽兽,这反映了汉朝将其君臣政治伦理施及匈奴的愿望。在应对匈奴所施行的对策中,和亲是通过建构次生型家庭伦理,将汉匈关系纳入君臣秩序。而招纳匈奴降人,则是利用匈奴内部君臣秩序的裂隙,将部分匈奴人纳入汉朝既有的君臣秩序框架。在汉匈决战阶段,匈奴降人金日磾成为汉朝的忠孝典型,这既是汉匈伦理融合的象征,同时也反映了西汉王朝对自身伦理废弛的忧虑。在汉匈力量对比发生逆转后,西汉朝廷最终从伦理角度肯定了匈奴臣服的政治抉择,而汉地传统伦理的因子则部分融入了匈奴人的制度、思维中。     

汉代风俗文化与汉赋

汉代风俗文化对汉赋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这主要表现为：风俗文化是汉赋题材内容的重要来源；汉赋喜用铺陈夸张手法、风格闳富奇丽等艺术特点的形成与汉人喜爱奇谈虚语的风气、汉代的神仙信仰、汉人追求完整繁富的审美风尚以及其他种种多姿多彩的风俗事象都有一定关联；汉代文人赋对本时期民间文学有较多借鉴。     

韩琦与韩王庙

韩琦是北宋仁宋、英宗、神宗三朝重臣， 由于他在处理北宋内政上的突出贡献以及抵御外患的赫赫战功，先后被封为魏国公和魏郡王 。安阳老城内建立了韩王庙，其正殿为元代重建。像这样为纪念 有确切记载的历史名人建造的祠堂，在全国也为数不多。据最新研究，韩琦是我国原国家名 誉主席宋庆龄的直系祖先。韩王庙又赋予了新的意义。     

汉《易》与《汉书》

班固的《汉书》没有割断历史联系，他把西汉历史和古史联系起来，表明“汉绍尧运”，历史过程是天意决定的。汉《易》与今文经学是班固架构历史的理论依据。班氏论学术渊源流变体现出易学的通变思想。易学对班固写史产生多重影响。     

论正统儒学对东汉史学的影响──以《汉书》、《汉纪》为中心

从董仲舒至《白虎通义》所构建的正统儒学，是东汉史学的指导思想，天命史观突出，强调以“忠君”为中心的伦理纲常和灾异谴告说，则是其具体的表现。这方面，以班固《汉书》、荀悦《汉纪》最为典型。     

乐府沿革与汉代采诗考论

从文献的角度看,汉王朝有两乐府,一为太乐府,一为乐府,两者均简称"乐府".汉武帝复兴乐府的显著标志是"采诗","采诗"是在加强礼乐文化建设的背景下进行的.通过考辨可以发现."采诗"与"循行天下"有直接的关系.在这一过程中,经学博士承担了"采诗"的任务.     

关于两汉刺史制度的几个问题

两汉刺史制度是在不断的制度创新中发展起来,在武帝元封五年正式确立,并以其独特的"居无定所"、"分部行刺"、"秩卑权重"为两汉吏治清明提供了很好的保证.但同时剌史制度也在刺史的不断越权中异化,逐渐成为中央统治上的隐患.东汉末年,刺史州牧藩镇割据,两汉刺史制度寿终正寝.可以说,保证刺史的独立性和纯粹性是刺史制度良好运行的关键.深入研究两汉刺史制度的产生与发展过程,也为我们今天的监察制度建设提供借鉴.     

河北豪族与两汉之际的社会政治

西汉末年 ,河北豪族已发展成为重要的社会势力 ,对两汉之际的社会政治产生了重要影响。河北地区豪族表现为强力 (武质性 )、财富、宗族、权力的结合 ,宗族性、强力性、世官性、大地产性是其基本特征。王莽的败亡及东汉的建立都与河北豪族密不可分。河北豪族集团与其他豪族集团及中央政权之间的权力之争对东汉社会政治产生了深刻影响     

韩非政治哲学对秦汉政治的影响

韩非政治哲学直接指导了秦朝的政治建设,并深刻影响了两汉政治的发展。它催生了秦汉大一统的专制政体,支撑了君主本位的政治理念。由于它本身的内在矛盾及重大缺陷,导致了秦朝政治的迅即崩溃和两汉政治的反复动荡,使秦汉政治创伤累累,并最终走向败亡。     

两汉公文批评综论

两汉的公文批评,延续先秦公文批评存在的方式,依附于经、子、史、集四部之中,依然没有专门的公文批评文献,也没有出现独立的公文批评.从总体上说,两汉公文批评经历了一个从汉初的"尚俭尚质",到汉武盛世的"典雅醇正",再到东汉初期的"复归简质",东汉中后期的反对"增饰",要求"有补于世"、能"为世用"的轨迹.两汉的公文批评对后世有着深远的影响,其"简质"、"雅正"、"实用"的批评标准,成为后世公文批评一直延续的几个核心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