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治理数字化转型：逻辑、困境及路径

数字乡村建设是“数字中国”建设的重要内容，数字技术嵌入乡村治理过程，重构乡村治理要素，促进乡村治理数字化转型。乡村治理数字化转型遵循“主体—方式—规则”的内在逻辑，推动乡村治理主体由一元主导转向多元共治，治理方式由简约治理转向数字治理，治理规则由非正式治理转向正式治理。文章认为，在乡村治理数字化转型进程中，存在乡村治理主体理念差异、方式手段不同和规则体系矛盾的实践困境，以培育数字治理理念、构建数字治理平台、完善数字乡村制度为优化路径，可以助力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社会福利治理的现代化转向——基于布兰德社会生态转型的视角分析

社会治理现代化要求社会福利治理也必须朝着现代化的方向转变。当前时代背景下的社会生态转型既是一种研究"社会—自然"关系的理论框架,也是一种客观的社会发展形态,更是实现社会福利治理现代化转向的背景和契机。社会福利治理要求超越传统社会福利供需互动的简单过程,公平、效率与生态是今后社会福利治理的重要原则。随着人类社会对生态价值的不断追求,生态的意蕴得到扩展,社会生态已经成为超越纯粹生态环境、生态经济、生态政治、生态文化等多个社会符号的概念。在中国的社会生态转型语境下,经济发展新常态、社会政策转型、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等是其集中体现,这给国家治理现代背景下的中国社会福利治理带来理念转型、方式创新、主体活力、生态善治等诸多挑战。要在社会福利治理理念上融入新的社会生态观;借助法律、社会政策、网络舆情、社会组织及市场效率等多种力量来完善社会福利治理的现代化机制体系;实现规范性社会福利治理能力和人文性社会福利治理能力的双向提升,使社会福利治理朝着生态化、现代化的方向发展。     

大都市发展转型中的政府治理机制创新：问题与对策研究

城市化的推进要求实现大都市发展转型。大都市发展转型主要在经济、政府和社会三个领域展开，其中政府转型处于主导地位。大都市发展模式转型和政府转型构成了一种动态、系统的过程，只有通过动态、系统的政府治理机制创新才能实现。大都市政府治理机制是治理理念、主体和行为的统一体。当前大都市政府治理机制的创新还存在着治理理念转变不到位、治理主体间合作受限和治理行为不够优化等问题。推进大都市政府治理机制创新需要促进大都市治理理念更新、大都市多元治理主体的合作和大都市政府治理行为的优化。     

数据跨境流动规制效用梗阻的治理范式革新:一个国际公共产品供给的视角

全球治理的实质良法善治难以应对数据跨境流动公共性多元耦合产生的新型治理需求，国际公共产品供给视角可指引数据跨境流动规制的形式良法善治范式革新。国际公共产品供给理论有助于厘清数据跨境流动规制的概念与内涵，即“规则制定—规则运行—规制评价”嵌套的动态独立国际法系统，以及形式良法善治需求下四类规制“一体两面”的多元协调系统运作方式。通过规制现状与谱系反思，发现数据跨境流动规制的效用梗阻呈现供给能力不足、供给过剩以及供给制约需求的国际公共产品结构性“供给失灵”现象。依据国际公共产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方法指引，效用梗阻的形式治理范式革新应坚持“加减乘除”四重运算的复合策略框架。数据跨境流动规制的全球治理形式范式革新符合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的主张，中国应积极引领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理念与模式变革。一方面，秉持以数据安全为核心、国内与国际规制双向互动为重点的兼容性规制理念；另一方面，以“数字丝绸之路”为支撑，深化平台联动、议题联结和机制协调，探索全面开放性和高度包容性的数据跨境流动规制中国模式。     

全球气候治理变局分析及中国气候传播应对策略

当前的全球气候治理变局呈现出领导力过渡和模式转型的"双过渡"特点。在这个特殊阶段,加强气候传播有三个层面的重要性:短期来看,可以给中国保持战略定力留出空间,坚定国际社会和国内各界应对气候变化的信心,保证全球气候治理领导力的过渡交接;中期来看,有助于完成全球治理从"自上而下"到"自下而上"模式转型的平稳过渡;长期来看,可以帮助中国将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经验应用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中。与三个层面的重要性相对应,中国气候传播可以设计应对策略,为稳定全球气候治理格局、履行《巴黎协定》、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做出贡献。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乡村治理转型

乡村治理始终贯穿于现代化进程中,经历了主体建构、制度革新、体系建设的过程,正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实现新的转变。中国式现代化是乡村治理创新转型的理念指引,乡村治理有效是中国式现代化顺利推进的重要保障,二者并联演进、相辅相成。在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乡村治理既面临要素、动力和条件深刻变化带来的转型机遇,又要应对现代技术、制度和机制融入乡村的适应性、衔接性与匹配性挑战。新征程乡村治理转型必须嵌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大框架,要在目标上强调全面均衡发展,在内容上突出人的现代化,在主体上倡导多元合作,在方式上注重内生式发展;要统筹协调城乡经济社会文化领域,走经济共促、社会共商、文化共建、城乡共治的创新之路。     

国家治理现代化视角下的良法善治：逻辑关系、科学内涵和路径选择

良法善治的逻辑起点和根本动力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时代要求和伟大实践,两者之间的逻辑关系和内在机理,集中体现在制度、价值和能力三方面。良法善治包括丰富而深刻的内涵,其中法治有权威是良法善治的前提,良法与善治之间的同质、同步是其核心要求,具体衡量要素是其判断标准。面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历史任务,必须加快良法善治建设,即坚持党对社会主义法治的领导,构建良法之治的法治体系,完善德法共治的国家治理,发挥规划的统筹推动作用。     

善治生态视域下的网络舆论治理研究

善治逻辑与善治生态是网络舆论治理的两种选择方式。善治逻辑体现网络舆论治理的现实回应,面临同构性问题、对象性问题、关联性问题和转换性问题的思维局限,容易在实践层面陷入"为我型"网络舆论治理框架的束缚。善治生态彰显网络舆论治理的要素关联,克服并超越了善治逻辑的思维局限与实践难题,"伦理—国家"生态、"法律—社会"生态、"道德—公众"生态是其结构形式。由舆论平权向网络赋权转换、由技术统治向资本批判转换、由网络围观向网络公民转换,是基于善治生态的网络舆论治理路径。     

“后巴黎”时代中国引领全球气候治理的理念、挑战及进路

气候治理是全球治理的重要领域,被誉为全球治理的“一面镜子”。《巴黎协定》的达成开启了全球气候治理的“后巴黎”时代,这使全球气候治理呈现出机遇与挑战并存的态势。新时代中国已成为全球气候治理的积极引领者和建设者,充分展现了大国担当。“后巴黎”时代中国引领全球气候治理的核心理念体现为：三大全球倡议提供了包容的和平理念、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提供了正确的价值理念、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提供鲜明的主体理念;主要挑战表现为：面临国内低碳经济转型、严格履约、全球气候治理机制存在缺陷及气候外交博弈加剧等方面;现实进路可归纳为：提升国内气候治理的规范化和科学化、持续推动我国实现绿色低碳发展、重视和积极开展领导人气候外交、加强气候治理的国际对话与合作等。     

贸易摩擦冲击下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基于治理规则的视角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世界范围内的贸易摩擦频繁发生,贸易摩擦由此成为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的重要冲击力量。在贸易摩擦冲击下,全球经济治理规则的重塑诉求包含统一理念与制度、变革多边治理规则、实现区域治理与多边治理的协调等。然而,区域经济治理制度的排他性以及治理机制的碎片化带来了全球贸易体制的割裂和双边规则的重叠,引发了多边治理与区域治理之间的矛盾,成为阻碍全球经济发展的桎梏。贸易摩擦给中国经济发展带来了诸多挑战,只有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持续推进基于多边贸易机制的区域治理制度建设,强化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话语权;深化国内改革,激发民营经济活力,提升经济硬实力,才能化解贸易摩擦带来的消极影响,积极参与到全球经济治理规则的重塑中。     

主体间性视域内的社会治理及条件依存

社会治理中的主体间性表现为社会资源的分散化、政府权力的下放和转移,表现为目标导引下的而不是由权力推动的治理,表现为社会治理中主体的多元性以及多主体的相互依存与合作。主体间性社会治理以市场经济为自己的实践基础,市场经济催生了政府改革以及由这种改革所导致的权力分化,而主体间治理规则则把分散的原子化的治理主体凝结在一起达致社会善治,没有主体间治理规则也就没有社会治理中的主体间性。     

国家政权建构与乡村治理变迁

国家政权建构与乡村治理间存在着密切的关联性。现代国家政权建构是民族—国家与民主—国家的双重同构过程,其中,民族—国家建构是实现乡村有效治理和善治的基础,"民主—国家"建构是实现乡村善治的关键。正因为如此,我们可以借鉴国家政权建构理论探讨中国乡村治理变迁,并着重探讨中国现代化国家基层政权建构对乡村治理理念、组织和模式变迁的影响。     

善治视域下社会组织参与地方治理探析

地方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转型时期的地方政府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治理困境。社会组织作为多元治理主体之一,在弥补政府公共服务不足、提升地方治理水平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山东省新泰市依托平安协会构建的平安共建机制,就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参与地方治理进行了有益探索,形成的"新泰模式"体现了政府权力向社会的回归和还政于民的治理趋势,这一模式为地方政府推进治理创新、进而实现"善治"提供了理论分析框架和实践范例。     

论我国服务型政府的建设与发展方向

作为服务型政府建设理论基石的治理理论,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是在当时西方各国政府管理失效,面临众多管理危机时西方学者所探寻的理论出路。本文探讨了我国处于治理转型时期的服务型政府建设之路,以治理-善治理论指导政府转型,试图以治理理念揭示和分析服务型政府的基本方向。     

可协商性规则：传统村落“田间过水”的秩序基础及当代价值——基于鄂西余家桥村的深度调查

在已有对传统乡村治理规则的认识中，乡村治理规则是一种静态的非制度规范，强调主体通过规则实现治理，但这一认识弱化了对规则本身的认识，而且遮蔽了乡村社会丰富多变的规则事实，在规则认识上有一定的限度。在“国法”悬浮于乡村的传统社会，村落依据一套内生的、富有韧性的规则体系自我治理。以“田间过水”规则为研究对象，发现自治规则具有动态性、可协商性。关系即规则，规则在关系中。过水规则因“主体间人际关系状态、水资源存量状况”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关系状态与水资源存量发生变化，过水规则也随之改变，这种改变源自协商。在特定的治理情境下，治理主体根据影响治理结果的要素，平等协商出一套共同接受且与治理情境相适应的规则体系，维系过水秩序。正是基于规则的“可协商性”特点，乡村社会可以内生出一套动态性的规则体系，以满足复杂多样的治理事务，构成乡村善治的秩序基础。这对当下农村进行协商治理的实践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人类命运共同体引领全球人权治理的本质审视

总的来说,现代人权意味着人类社会崇高的道德诉求、政治理想与法律规范。中国提出并践行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从人权的政治性、道德性和法理性三个本质维度引领着全球人权治理。人类命运共同体正确回应了全人类共同价值的道德诉求,引领全球人权治理从“普世价值”到“共同价值”的共识转向;人类命运共同体正确回应了世界历史的政治理想,引领全球人权治理从“单边主义”到“多边主义”的秩序转向;人类命运共同体正确回应了国际关系民主化法治化的法律规范,引领全球人权治理从“强权即公理”到“良法即善治”的机制转向。     

治理的理论诠释——从治理到乡村治理

中国共产党关于“和谐社会”的构建以及“和谐世界”的倡导不仅是中国政府对全球治理的回应，同时也是中国政府治国理政理念的体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提出，反映出党和政府对“三农”问题的深刻认识。乡村治理的提出和实践，需要我们考量西方的治理理论，从而为中国的乡村活理提供可资借鉴的理论资源，最后实现中国乡村的善治。     

结构功能主义视阈下的农村社会管理创新——基于2005CGSS的实证分析

本文以默顿的结构功能论为视角,引入治理与善治分析方法,基于2005CGSS的数据资料,围绕治理的主体、治理的结构、治理的过程等三方面进行结构功能分析,阐述了中国农村治理中各结构要素所发挥的作用以及功能的变迁特点,指出影响农村社会管理达到善治的主要问题是:农村社会精英的大量流失,农村治理结构失衡以及村民自治制度设计与现实运作的形式与理性的背离。在此基础上提出应转变社会管理观念,通过基层政府职能的转变来推动农村民主政治的建设;建立和完善农村精英人才开发机制,拓宽民间精英参与村治过程的渠道,形成合理的农村社会管理格局;调整农村治理的结构,达到各类组织合作共治,提升农村社会管理的绩效。     

多元协同与多维吸纳:社区治理动力生成及其机制构建

强大的治理动力是社区治理有效并走向善治的保证与必然要求。协同治理理论为社区治理动力研究提供了崭新的分析视域,多元主体的协作共治是社区治理动力生成的根本途径,而其中核心主体的主导作用有助于社区力量的有机整合。当前社区治理实践的主体参与不平衡、主体权责关系异化和协同机制不顺畅的多元协同不足造成了社区治理力量构成较薄弱、治理主体力量难发挥和治理动力合力难形成的治理动力困境。因此,需要构建矛盾问题、价值理念、制度机制、组织动员的多维吸纳机制以促生社区治理动力生成。     

社区治理中的相关法律问题研究

社区治理是政府与社区组织、社区公民共同管理社区公共事务的活动。治理的最佳状态是实现善治。在善治的构成要素中,法治是实现善治的基本条件。在立法方面,我国的社区治理已具备一定的法律基础,但是相关法律仍具有滞后性、缺乏系统性、缺乏效力等缺陷。在依法行政方面,我国在社区治理实践中也还存在一些诸如职责不清、偏离法制轨道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