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群体性突发事件有效治理的理性路径论析——一种基于公共理性的研究视角

近年来一系列社会群体性突发事件的频发,暴露了我国政府主导的治理模式,尤其是基层治理模式存在着较严重的问题.我们应在深刻反思社会群体性事件的基础上,把各地有效应对群体性事件的个案经验汇聚成制度化成果,从地方治理体制、机制上积极探索有效预防和减少社会群体性突发事件的理性路径.走向现代公共治理是有效应对社会群体性突发事件,构建区域和谐社会的公共理性之路.在各级政府主导下,多元社会主体制度化参与公共治理过程,并在完善公共治理的基础上,构建"地方公共治理、跨区域的府际合作治理、官民合作治理、社区公民治理"四者有效衔接与良性互动的"大治理"模式,是有效预防和减少社会群体性突发事件的公共理性诉求.     

合作治理视域中的我国有效应对“风险社会”的理性路径论析

随着现代化和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各类突发事件频发,当代中国正逐步进入一个"风险社会"。然而,我国社会风险治理主体单一、地方政府治理能力弱化、公民治理能力低下等因素致使我国"风险社会"的治理陷入了困境。合作治理理念为我国"风险社会"的有效治理提供了崭新的视角。合作治理是社会治理主体以相对平等的身份,就公共事务进行合作共治的一种社会治理模式,它强调治理主体间的平等与合作,通过治理主体的协商对话、相互合作、建立伙伴关系等方式来实现共同治理。当前,在信任的基础上积极构建党群合作,跨区域、跨部门的政府合作,政府和社会组织的合作、社会组织协同合作的社会合作治理格局,是我国有效应对"风险社会"的理性路径选择。     

都市圈地方政府协同治理:一个文献综述

在研究都市圈协作治理的过程中,形成了以"国家干预"为主的"政府模式"、以"市场主导"为主的"多中心治理模式"和以区域多方协作为主导的"新区域主义"三种理论范式。其中,以区域多方协作为主导的"新区域主义"模式主张通过谈判形成都市区不同层级政府、社会团体和私营部门间的协作机制,以此来共同解决区域公共事务,试图在以"国家干预"为主的"政府模式"和以"市场主导"为主的"多中心治理模式"之间找到平衡点。这一模式也是目前学者们讨论最多的领域。国内学者对于地方政府关系、区域竞争与合作、大都市区或城市群治理等议题进行了探讨。对于我国当前都市圈地方政府来说,构建区域内各级政府、私营部门和非政府组织的协同治理模式和协作治理机制显得尤为重要,而在这一方面的分析和研究也有待深入。     

新常态下我国治理模式的转型

我国现有治理模式的主要特征是各级政府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指引下,通过"中央集权"和"地方竞争"的制度安排,采取"政府主导"和"贤能治理"的方式,利用"投资驱动"等具体手段来开展在经济领域的治理。新常态下我国经济运行层面的全面调整,对国家治理模式的转型提出迫切的要求。"治理现代化"是新常态下我国治理模式转型的总方向。要遵循现代社会治理的一般规律,形成界限分明的各社会领域和权责明确的各社会主体,推进政企分开、政事分开、政社分开和政资分开。新常态下我国治理模式转型的主要举措包括:一是从"政府主导"转向"政府引导";二是切实加强民主参与,完善官员的激励机制;三是推进中央地方关系调整,形成"权责明确、法治调节"的中央地方治理模式。     

元治理视域下政府治道逻辑与治理能力提升

通过对政府治理范式进行的系统理论梳理,认为元治理是适应转型期中国地方政府的治理模式之一,其理论优势对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有一定的学术价值与实践意义。研究基于对元治理的内涵与特征、治理的悖论、元治理的优势等分析,论述了元治理模式下政府的治道逻辑,即政府应是制度的制定者、目标的协调者和责任承担者。从元治理的视角看,政府治理能力提升需要从国家治理层面进行总体的制度安排,通过制度、规则和策略划分政府、市场和社会的界限。研究表明,政府应重视公共组织的内部元治理,打造"强政府";加强对市场和社会的外部元治理,培育"大社会";明确元治理目标,塑造法治型政府和服务型政府;构建国家治理体系,提升政府(元治理者)的治理能力。     

论我国陆地边疆的合作型治理

我国陆疆合作型治理是中央政府及其陆疆地方政府在顶层设计和统筹规划的基础上，把拥有不同资源优势的政府组织、社会组织、企业组织及其社会公众统合成一个拥有共同目标、既合理分工又有效协同的治理体系，以陆地边疆问题的解决为依归的边疆治理模式。陆疆治理任务的艰巨性、复杂性、国际性等特征决定了合作型治理是陆疆治理的最佳选择之一。合作型治理理念和方法的科学性和先进性也决定了该治理模式是推进陆疆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动力。陆疆合作型治理模式大致可以从四个维度进行建构：府际间的协同模式、政府与社会的共治模式、政府与市场的互补模式、政府与公众的互信模式等。     

社会正义视域下地方政府治理研究

在微观先行的政治发展逻辑作用下,如何在权力结构由单一转向多元、合法性来源由威权转为共识的宏观"治理化"变迁过程中切实践行社会的公平与正义,成为地方政府所面临的现实诘问。从理论上考量,社会正义是地方政府治理的应有之维,其应建立起以内在价值导向、主体角色定位和共识达成路径为主要内容的地方政府正义治理模式,在回应社会正义内在诉求的同时,为推动行政模式由"管理"向"治理"转变,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探索出切实有效的实践路径。     

政府、市场与社会边界重构视野下的社会组织发展

厘清政府、市场和社会边界是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环节。从政府培育"强市场",到政府建设"大社会",三元并存的社会治理模式趋于形成。要让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担当重任、成就大事,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必须确立社会组织参与合作共治的主体地位,实现政府部分权力、职责和功能的合理让渡,加强社会组织参与治理的能力建设,优化社会组织发展的机制体制,重构中国社会治理的微观基础。     

合作治理视野下中国地方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型社会管理探析

在现代社会中,失业、贫困、环境、卫生、安全等社会问题日趋显露并困扰着各地政府,大量的社会事务已超出了地方政府的能力。在合作治理视野下,地方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型社会管理成为推动地方政府社会管理创新的路径选择。中国地方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型社会管理是地方政府基于环境的外部激励以及自身的合法性困境,为了提高地方社会管理效能而进行的创造性改革,可视作地方社会管理的模式创新;其内涵属性表现为以善治为价值追求,本质是公共权力的理性成长,实现了地方社会管理精细化;其现实效应体现为有利于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促进政策制定的科学与民主,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从而有力地增强了地方政府政治权威的合法性认同。     

选择性支持与合作式发展：地方政府与社会组织互动行为模式分析

社会组织与地方政府的关系是影响社区治理和公共服务的重要变量。就地方政府来看,“评级制”和“项目制”是治理社会组织的主要方式,它通过一系列政策设置与制度安排,使社会组织的发展既符合政府职能转移和公共服务社会化趋势的需要,又实现了对社会组织功能发展的分化与选择性支持,体现着政府的发展思路和导向。就社会组织而言,无论是主动的利益契合,还是类组织外形化的组织再造,都是通过与地方政府的合作实现自身发展。地方政府与社会组织互动合作的背后是权力资源支配—控制关系、复杂的制度规范以及利益取向交互作用的结果。对此,要以“优势主导的权能重塑”为核心理念,为参与社区治理和服务的各主体协商共治提供法治化保障,对具体社区服务场域中的治理主体行动进行有效限定,保证社区服务资源的有效供给。     

社会治理视域下平安青海建设的现实困境与应然选择

社会治理是对传统社会管理模式的一次根本性超越,也是指导当前我国城市平安建设的重要理论基础和实践指南。近年来,青海省平安建设工程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但同时也面临着理念滞后、机制不健全、社会参与渠道不足、法治化程度低等现实困境。社会治理理论为突破当前平安青海建设瓶颈提供了崭新思路。平安青海建设需要以坚强的组织建设为保障,以系统治理、综合治理、依法治理、智慧治理、基层治理、源头治理六大维度为抓手扎实推进,从而更快实现平安青海建设这一系统工程的根本目标。     

论我国社会双重历史转型中的治理模式变革

我国社会面临着工业化与后工业化的双重历史转型。在这一进程中,政府一直努力探寻实现社会治理模式变革的路径。在构建我国的社会治理模式上,学界存在两种主要观点:一是引进"经过完善的"西方理性官僚制,以此为基础去构建;二是沿着西方民主行政对参与治理模式的探寻去构建。然而,这两种变革途径并不适合我国现实的社会历史转型。我国的治理模式变革,不应是继续维护或改善既有的以控制为导向的社会治理体系,而是要以一种政府、非政府组织和公民等多元社会治理主体相互合作的新型治理模式取代它。     

地方政府治理变革的困境与行政体制创新的路径——基于广东省的分析

基于对广东省自1978年以来地方治理体制变革的所有探索动作的研究分析,发现目前地方政府治理体制变革面临巨大困境,主要表现为6大方面:治理机器职责同构、治理机构组织复杂、组织寄生利益纷争、改革步序非一致性、改革路径极敏感性、人治痕迹干扰较大,提出以"组织重构"路径主抓三个领域的改革:(1)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的地方政府管理职能的解析与重构;(2)促进减层级扁平化的地方政府组织结构的更新与变革;(3)促进行政效能提升的地方政府人员素质的更新与进步;进而以地方政府行政体制的改革促进地方治理目标的实现。     

政府生态治理、地方政府核心行动者与政治锦标赛

市场机制的内在机制失灵与公民社会的自组织困境凸现了政府生态治理的主体角色。然而,以往对政府生态治理意愿与效能的塑造路径局限于政府组织层面的理念、体制与机制上。这实质上是传统西方组织理论囿于组织结构研究视角的逻辑作用结果。事实上,政府生态治理过程无法回避政府体制中的核心行动者,即地方政府核心行动者,其意愿与行为将直接影响政府生态治理的政策走向与政策效能。通过政治锦标赛模式,塑造地方政府核心行动者的生态治理意愿与合理生态治理行为,从而有效保障政府生态治理的持续性绩效。     

社会组织参与群体性事件治理的局限及其优化

在社会治理的背景下,政府单边治理群体性事件显然已经不能满足社会的需求。社会组织正以独特的功能优势填补着因市场经济发展和政府职能转变造成的"管理真空",以弥补政府单边治理群体性事件的不足。然而,社会组织在参与治理群体性事件的过程中存在着诸多局限。因此,应从加强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合作、提高社会组织自身的能力以及提升公信力等方面入手进行优化,使社会组织更好地发挥作用,协助政府维护社会稳定。     

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结构变迁的过程分析--基于资源配置视角

治理是研究社会关系的新理念,强调随着资源配置结构的复杂、多元、动态化,社会治理结构从政府单极统治走向网状水平发展.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政府、单位不再只是资源配置的主体,其他经济组织、社会组织的培育与发展推动国家"社区建设"理念的提出,从而鼓励社区非营利组织、社区公众和政府一起参与到社区公共事务的管理之中,形成网状社区治理结构.尽管政府在新的治理模式中依旧处于主导地位,但模式也体现了国家-社会关系的转变.     

法国地方治理的变迁及其启示

以分权改革为主线的地方治理的变迁,是法国应对全球化和国内形势发展的必然选择.法国中央政府向地方分权为主线改革,不仅深刻地改变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而且改变了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国家与公民的关系,直接推动了法国地方治理体系的变革,逐步形成了政府、市场、公民和社会协作的法国现代地方治理模式.法国地方治理变迁的过程和现实的模式提供了社会治理的成功经验和教训,给我们许多有益的启示.     

试析当前我国公共权力腐败社会治理的运行机制

社会治理腐败是发挥政府和市场之外的社会组织和力量,对公共权力进行自下而上的制约和监督,以期实现"善治"的权力腐败治理的重要模式,在制约监督公共权力方面有着传统监督模式不可替代的作用。社会治理腐败存在社会组织受政府制约、参与机制不完善以及舆论监督作用难以有效发挥等现实障碍。有效实现社会治理腐败的关键在于建立健全社会治理腐败的法律保障机制,完善社会治理腐败的行政公开听证参与机制,强化社会治理腐败的公众监督制约机制。     

政府治理下我国非政府组织的价值、困境及出路

治理理论要求国家、社会和公民之间的互动、协调治理,政府治理代表着国家层面对政治结构、政治模式、政治功能的态度,非政府组织（NGO）建设是完善公民社会的内容之一,因而代表着社会及全体公民利益。本文通过分析政府治理前提下非政府组织（NGO）的价值、困境以及出路,以期完善非政府组织（NGO）建设,弥补政府有效治理不足,实现政府主导角色下非政府组织（NGO）平稳有序发展,使其成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力量。     

论网络化治理模式所蕴含的合作前景——基于对社会治理模式的比较研究

在社会治理领域,与官僚制组织相对应的是程序化治理。在这种模式中,政府依照严格的规则、明确的责任、有限的自由裁量权,开展社会治理和提供公共服务。然而,随着公民参与意识的增强、非政府组织的治理能力的提升,政府的垄断性、程序化的治理在社会"变革"的主题下遭到了人们广泛的批评和质疑,并在锐意改革的国家或地区中逐渐走向衰落。代之而起的是企业化、市场化以及网络化的治理模式。在这些新模式中,如果说企业化、市场化及这二者的混合模式展现的是一种竞争的环境和机制的话,那么,网络化治理则向人们展现出广泛的合作前景,其中,政府、企业、非政府组织,以及其他社会治理力量在网络化的结构和关系中开展合作性的治理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