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体民族”提法不确切

编辑同志:民族问题丛书和报纸、期刊文章等出版物中出现“主体民族”和“以某某民族为主体”的提法是不合适的。既然有“主体民族”,言下之意就会有“客体民族”、“非主体民族”存在。在发展我国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新型民族关系的前提下,这种提法是不妥当的。     

换一个角度看民族理论：从“民族-国家”到“国家-民族”的理论转型

对待中国现行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很多学者都言必称“民族—国家”理论。对此,我们需要换一个角度来思考。国家和民族之间包括三种具体关系：民族与民族（民族—民族）的关系、民族与国家（民族—国家）的关系和国家与民族（国家—民族）的关系。就国家和民族的关系而言,在探讨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发展中,我们需要找回“国家”,并在民族理论中给予“国家”居于民族之上的位置。我们认为,在“国家—民族”自上而下关系框架下,国家的角色处于主导地位,而民族则是从属于国家。中央与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是通过从中央到地方的“官本位”的“分级管理”“属地管理”和“分类管理”等一系列制度化的行政管理体系和实际运作机制来实现的。     

试说湖南先秦文化与西瓯的关系

湖南的先秦文化及民族,很多专家学者据历史文献和实物资料,论证为“越文化”,属越民族。越民族是我国古代三大民族之一,分布于东南、西南广大地区,支系甚多,有“句吴”、“于越”“杨越”、“闽越”、“南越”、“东瓯”、“西瓯”和“骆越”等等。湖南先秦文化究竟属于越民族的哪一支系呢?笔者就目前的考古资料分析,认为其与百越中的“西瓯”关系较为密切,应属西瓯一系。以下试从两个方面谈点看法。     

当代台湾的“原住民”与民族问题

当代台湾少数民族和民族问题 ,是大陆民族学界亟须深入研究的课题。本文以 2 0世纪 80年代初开始的台湾少数民族“正名”运动为切入点 ,分析了台湾少数民族经济社会生活的现状和问题 ,就台湾少数民族的政治诉求及其表现在民族问题话语中的误区进行了探讨 ,揭露了“台独”势力利用“原住民”问题分裂祖国的图谋 ,认为台湾一些人对所谓“南岛民族”的炒作实质上就是要宣扬服务于“台独”目标的“泛南岛民族主义”。     

马克思恩格斯“伟大的历史的民族”论说及启示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9世纪40年代就提出了“伟大的历史的民族”论说,深刻地辨析了“民族”与“国家”的关系。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伟大的历史的民族”也是“革命的民族”,这样的民族在现代社会具有推动人类社会历史进步的革命性,对现代世界体系具有建构性。中国共产党曾使用“伟大的历史的民族抗战”话语。中华民族近代以来自强不息、救亡图存,尤其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经过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经过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及新时代快速发展后,中国已成为改变国际关系对比格局的重要力量。马克思、恩格斯笔下“伟大的历史的民族”的理念之于中华民族,在中国共产党民族工作的百年征程中得到不断实践。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论断,深化了中华民族作为“伟大的历史的民族”的理论内涵。“伟大的历史的民族”论说对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先秦时期的民族思想

一提起古代的民族思想，“严华夷之辨”、“异内外”、“夷夏大防”一类歧视少数民族的言语就会闪现在人们的脑际，并且还会毫不犹豫地将它们记到孔子和孟子等儒家代表人物的账上。本文认为，早在孔子以前，我国的民族思想就已产生了（我们称它为“早期的民族思想”），孔、孟等先秦儒家的民族思想中都含有歧视“四夷”民族的内容，但其核心思想却是认为民族（夷夏）可以变化和主张用夏变夷。这是由他们“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大一统天下观决定的     

世界瞭望少数民族的窗口 《民族大家庭》节目观后

打开电视，中央电视台第４套节目（即国际频道）每周五上午１１点２０分、晚上８点带给观众的是一个３０分钟的《民族大家庭》节目。这个节目内容丰富、贴近时代，分“日常节目版”和“特别节目版”。“日常版”由１０分钟的“民族人物”和１５分钟的“民族发展”构成。“人物”报道的是各民族的时代精英，“发展”反映的是民族地区发生的重大变化。“特别版”是关于重大题材的深入报道，比“日常版”有更高的要求。 作为一个做民族工作的人，我经常有意识地收看《民族大家庭》节目，就象经常阅读《中国民族》杂志一样。前不久，我随朋友专…     

培育根基 守护灵魂——中国各民族民间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述

当今民族文化的处境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的根基,是一个民族的灵魂。“地球村”、“全球化”、“经济一体化”等等,是近若干年来听得最多的一些字眼儿,也确确实实是世界发展趋势的真实写照。在这种形势下.民族文化如何发展.就成了每个民族乃至整个人类必须关注的重要问题。这里所说的民族文化,应该包括两个层面:一个是指族     

进行民族政策再教育领导重视是关键

粉碎“四人帮”以后,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重申了党的民族政策,指出了进行民族政策再教育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一年多来的实践使我们深深感到,搞好民族政策再教育关键在于领导重视。辽宁是“四人帮”及其死党破坏的“重灾区”,党的民族工作更是深受其害。要拨乱反正,就必须深入揭批林彪、“四人帮”及其死党破坏民族政策的罪行。不破不立。     

西藏民间故事比较研究

文章利用比较文学中的“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方法,通过对西藏民间文学故事中与印度、阿拉伯、日本、蒙古和汉族等不同国家、民族和地区民间文学故事中相同或相近故事的比较研究,证明了西藏自古就不是一个封闭的地区,而藏民族也是一个善于借鉴、学习和吸纳外来文化的民族。     

辽金官制与契丹语

金初“因辽旧俗” ,官制更是“踵辽官名” ,因此《金史》中有许多官名与《辽史》相同。本文通过对《辽史》、《金史》相关官名的考察 ,证以女真语词义 ,探知了《辽史》所载契丹语官名的内涵。明了这些契丹、女真语官名的本义 ,不仅可以为辽金史的研究提供根据 ,而且还可为两种语言尤其是契丹语研究提供资料 ,从而推动阿尔泰语系古代语言的研究和蒙古语族语言史的建立     

论多元与互动进程中的政社关系--以越南、缅甸、泰国等为例

从各国多元化的公共管理环境出发,探讨了越南、缅甸以及泰国的非政府组织及其与政府的关系,并对中国的非政府组织发展提出了建议.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河南道

河南道是丝绸之路的重要路段,在魏晋南北朝时期非常繁荣。此时期的河南道以五世纪中期为界分为初期发展和繁荣两个发展过程,并在当时中西、南北交通、经济文化交流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试论赫哲族传统文化与自然环境的互动和适应

人类同所有动物一样,一直面临着适应环境的问题,这个环境包括自然地理环境和社会人文环境。赫哲族在远古时为了适应极为严酷的自然地理环境创造了自己独特的经济文化类型——渔猎文化。这种经济文化类型建立起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关系,达到了人类与自然的完美结合。     

从汉匈关系的角度探讨汉匈民族意识的形成与变迁

本文试从民族心理学视角出发,阐释汉匈民族意识的形成与变迁。先秦至秦汉时期,是汉匈民族形成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汉匈分别在生态—经济方式、政权体系、思想文化等方面形成不同的体系,并随着双方战争、互市、和亲等交往的深入促成了汉匈民族意识的最终形成。民族意识形成之后并非一成不变,尤其是在西汉后期开始,匈奴的经济方式、政治实体性质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并受到汉文化的深层次影响,民族意识发生了很大变化。当然,汉民族意识也在这一时期随着民族内外部环境的变化发生了变迁。     

撒拉语和土库曼等语的关系

任何一种语言都有地域特征,撒拉语既有古突厥语的特点,同时又因与周边语言的联系而有自己新的发展。它的突厥语特点代表了几种历史层面,这种层面反映出与不同突厥语群的联系。由于复杂的共时特征和与历史记载的差距,对于撒拉语进行分类是很困难的。根据如下两方面的论述:1和乌古斯语的发生学关系;2和南西伯利亚语和克普恰克语长久的联系,本文提出自己的观点,不同意撒拉语与现代维吾尔语有发生学关系的看法。     

Jewish Geopolitics: Nationalism and the Ties between the State and the Land

Professor Yosseph Shilhav's article in this issue of National Identities entitled ‘Jewish Territoriality between Land and State’ is an important addition to the literature on territoriality and national sovereignty. His carefully researched and insightful study of the religious affinity between the Jewish people and the Land of Israel is especially timely because of the urgency that the present intifada has given to the debate within Israel over the political future of the West Bank and Gaza. What is most provocative, as well as innovative, is Dr Shilhav's thesis that the clash of opinion within Israel over the solution to the Occupied Territories is not, as commonly understood, a political debate between ‘hawks’ and ‘doves’, but is rooted in differences of religious interpretation concerning the ‘sanctity of the Land’. It is with this thesis that I take issue.     

明清时期山陕商人与青海歇家关系探微

本文探讨了明清时期山陕商人与青海歇家关系发展的历史进程及其贸易关系。对明清山陕商人与青海歇家关系的研究,既可探寻明清之际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历史规律,又可为今天西部地区发展市场经济提供一些经验。     

Shas and the resignification of the intersection between ethnicity and religion

Current analyses of ethnicity and religion emphasise the subordination of the one to the other in the construction of collective identities. One line of research perceives religion as a resource of political mobilisation, while another conceptualises religion as the essence of ethnicity. As opposed to these analyses, this article explores how these two markers intersect and constitute each other in the process of identity formation. I centre on the ways Shas, an ethno-religious movement in Israel, mobilises hegemonic ethnic and religious markers of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n (MENA) Jews in order to construct its collective identity. The analysis of Shas’s newspapers shows how, by suffusing religious traditions with ethnic meaning and marking an ethno-class collective as religious, Shas interweaves ethnicity and religion and resignifies their relation. This identity project is intended to redefine the symbolic boundaries of the Jewish nation and to redeem MENA Jews from their marginality. Intersectional analysis as applied in this article explains why different ethno-class and religious collectives imagine themselves as sharing a common identity, illumines why particular identity markers are chosen out of the numerous existing categories, and provides an explanation for the flexibility of social movements.     

班禅系统与中央政府关系发展分期及特点

17世纪中期,班禅系统与中央政府开始建立联系。之后的三个多世纪以来,二者的关系尽管一度出现挫折,并呈现出一定的功利性,但合作和发展一直是主流。同时,在长期的交往中,二者关系发展呈现出许多独自的特点。考察班禅系统与中央政府之间的关系,对于认识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关系具有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