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制造"与"中国设计"

“中国制造”的问题，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课题，同时也是中国知识产权的重要课题。中国“入世”以来越来越多的外企抢滩中国，中国的改革开放得益于制造业---“中国制造”的快速致富，同时也使外企在中国土地上大获利益。“中国制造”与中国自主知识产权的走向，将决定中国未来的发展，而“中国设计”既是中国知识产权的重要内容，又是“中国制造”发展不可或缺的积极因素。设计就是创新，一个没有设计的国家，将永远不会走在发展的前列。     

"政治中国"与"乡土中国"的谛视观照--关于李锐小说的一种解读

在中国新时期文学中,李锐以其独特的视角和叙述方式,立足本土,面向历史,深刻地书写了他所体察到的中国人处境中传统的失落与现代的悖谬的"双向煎熬",从而构成了一个独特的精神和文学现象.     

"文化中国"概念溯源

"文化中国"这一观念的最早提出者是以温瑞安为代表的马来西亚"华侨生",最早将其引入学术研究领域的学人当推韦政通,将其发扬光大并成功运用于学术实践的实系傅伟勋教授,杜维明则是"文化中国"论说在英语世界的弘扬、宣传者;张岱年、方克立、郭齐勇、陈卫平、胡治洪等一批学者则是"文化中国"理念在国内学术界的提倡者.     

多民族“中国”的构建:司马迁《史记》的“中国”观

司马迁《史记》所使用的"中国"一词,虽然有指称"一国之中心"、"中原"、"华夏汉族"和"文化"等涵义,但主要的还是用来指称国家政权。书中称夏、商、周国家政权为"中国",包括夏、商、周国家政权控制的各族人;虽然也称春秋战国时期中原各国为"中国",但后来所称"中国"则包括楚国,并出现秦国以"中国"自居的现象;称秦汉为"中国"则包括秦汉国家政权管辖的各族人。书中所使用的"中国"一词,还用来指称"九州"和"十二州",将"中国"与"九州"、"十二州"、"天下"、"五服"、四海之内联系起来,也不是用"中国"单独指称华夏和汉族。书中不仅将华夏汉族说成是"炎黄子孙",还将少数民族说成是"炎黄子孙",构建了范围更大的多民族"中国"。这种多民族"中国"的构建,既是司马迁依据历史文献记载,对中国多民族凝聚为"中国"的历史总结,也与儒家的"天下观"和"大一统观"密切关联,更与司马迁生活在西汉大一统时期强调"大一统"的现实需要分不开,值得我们进一步探讨和研究。     

"街头政治"给我国带来的启示

"街头政治"已成为美国推行其"美式民主"、拓展其势力范围和在别国建立亲美政权的有效工具,并在"颜色革命"中起到重要作用.给我国今后的思想意识,民主法制,和经济建设带来了深刻的启示.     

论Me广告

Me广告是我国20世纪90年代后期出现的广告现象,它在推销商品的同时,传播一种与传统集体主义价值观不全相同的观念——个人自由和自我价值。Me广告以青少年为目标受众,其诉求策略、表现策略和倡导的价值观,一方面反映了改革开放环境中成长起来、受到西方文化影响的新生代青少年的需求和审美情趣,同时也对广大青少年的思想意识乃至我国的传统文化系统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     

试论构建以人为本的“中国模式”

社会主义经济改革与发展的＂中国模式＂,尚有待进一步完善,主张将科学发展观的核心理念——以人为本贯彻到完善＂中国模式＂全过程,从而形成以人为本的经济模式理论,可简称为＂人本模式论＂。进而对构建人本模式的要领作了概括,并着重就构建＂人本模式＂的首要问题——经济观念从以物为本转向以人为本问题作了分析,同时简述了人的发展与人的需要的关系。     

“中国模式”及其普适性初探

“中国模式”是国外学者对中国发展的一种认知态度,自提出伊始就争议颇多。它的提出某种意义上具有挑战美国所倡导的“华盛顿共识”的嫌疑,有可能成为“中国威胁论”的另一托词;它只看到了中国改革与发展所取得的成绩,而忽视了其中应汲取的经验教训。“中国模式”仅适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中国现实国情。     

简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中国特色”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从中国实际出发探索的社会主义建设模式。在理论体系上,主要体现为继承与开放、创新相结合,民族性与时代性及实践性相统一;在制度安排上,主要体现在整体推进与重点突破相协调,正式制度安排与非正式制度安排有机统一;在实践上,主要体现在目标的坚定性与手段的灵活性、过程的渐进性相适应。     

《红星照耀中国》中的“红色中国”

埃德加.斯诺进入苏区后,"红色"在其个人词库中的语义内涵发生了很大转变。这一点直接反映在《红星照耀中国》一书中"红色中国"形象的形成与变化过程上。对这一个案的研究,将充分展现"前理解"和词汇语义弹性在形象建构过程中的复杂作用。     

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自主创新引出的话题

一、“中国制造”的美誉与尴尬改革开放使中国抓住了第三轮经济全球化的难得机遇,通过主动承接国际分工与产业转移大潮,中国在短短20多年内迅速发展成为全球一个新的庞大的加工制造中心。目前“中国制造”产品产量居世界首位的已达170类。2001年5月,日本通产省公布了名为《面对     

"拉美化"和中国"拉美化之忧"

“拉美化”的概念尽管不准确、不严格，但作为一个带有警示作用的主题词被用来提醒中国未来发展中需要警惕的问题未尝不可；应该辩证地看待中国“拉美化之忧”问题，从“拉美化”出现的时代特点和国情来看，中国与拉美有很大的差别，中国发生“拉美化”的可能性极小，但从发展中国家现代化发展的规律来看，中国和拉美国家作为发展中国家又存在一些共性的问题，不可否认两者之间的确出现一些类似现象，中国应该注意汲取拉美国家的经验教训，以拉美国家为鉴，避免重蹈覆辙。     

从弗思的"遗憾"到中国研究的"余地"

从汉学人类学疏离于一般人类学的过程,中印社会科学研究的水平与影响力比较,人类学大师的有关经历与论著,侧面反映了人类学中国研究存在的问题和留下的余地.人类学的中国研究要成为一个有世界意义的"地区类型",就要在学科内部探索人类学知识与"当地思想"的"现实表达"之间的关系.可能是出于对这一关系研究的必要性的深刻意识,人类学大师对中国人类学才产生一个共同期待:文明社会的人类学.但是,海内外中国人类学在此方面的研究,并未达到本应达到的水平.致力于中国研究的人类学若要对世界人类学有所贡献,那就需要"反思地继承"前人成就,探索新的研究方法,对中国历史上的文明、政治文化的历史动态过程、帝国宇宙观展开深入研究. 在中国研究中进行有历史基础和关怀的人类学研究,将对世界人类学的理论探讨和当代世界文化关系的处理产生重大影响.     

清朝前期的“中国”认同：从“中国”的内涵展开分析

历史上"中国"一词具有地理的、民族的、文化的、政治的含义,历史上的"中国"认同亦指向这几个维度,它们常常交织混杂在一起,互为因果、密切关联,在历史上因时因地因族而异,在不同情势下呈现出不同程度的"交叠性"。清前期从努尔哈赤到乾隆时期的"中国"意识和"中国"认同在统治者深入思考夷夏问题和正统问题中不断强化,"中国"一词的"国家"内涵日益凸显并逐渐成为清人国家认同的自然符号。清前期的"中国"意识和"中国"认同在中华民族和中华民族认同形成进程中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意义,为中华民族从"自在"走向"自觉"做好了历史准备,为中华民族在近代实现整体认同提供了现实可能。     

论中国模式的文化特征

"中国模式"是东方思维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中国文化的有机延续和时代体现,具有强烈的文化特征。"中国模式"具有六个方面的文化特征:一、是"生"出来的;二、具有有机整体性;三、具有"时中"特性;四、具有新"王道"特征;五、具有资本精神和逻辑规范性;六、"君子"是中国模式发展的核心推动力。     

WTO与"后立法时代" 的中国立法

本文阐述并分析了 WTO对中国法治进程尤其是对中国立法的影响 ,指出 WTO时代的中国立法应当走出“挑战——回应”的立法旧模式 ,向“回应——创新”的变法新模式变迁 ,以“变法”为契机推进制度创新及制度变迁 ,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注入可持续性的立法推动力     

“中国英语”研究与英语写作

"中国英语"是英语世界化过程中英语在中国本土化之后形成的使用型变体.汉民族的思维模式、文化习惯和汶语作文特点肯定会反映在中国人说和写的英语中,形成"中国英语"的语篇特色.承认和研究"中国英语"的语篇特色对英语写作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生存性智慧”与中国发展研究论纲

在全球化时代,我们需“重新发现中国”,而其中一个重大使命就是对中国人的“生存性智慧”进行理论阐释。当下“中国模式”研究存在着知识导向、制度导向、唯理主义预设等缺陷。以“生存性智慧”与“未意图后果”为关键词对“中国模式”进行“实践导向”的解释,有可能成为深入探究“中国模式”的一个较为可行的路径。如果我们以“生存性智慧”来把握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进程,那么晚近30多年来的中国经济发展大体上可以被视为这样一个过程：“生存性智慧”在关于意识形态的“真假结构”的庇护下、以经济交往中的“熟人交易”和政治交往中的“策略行动”为基本形态、以不同层次“生存共同体”的“共同利益”或“共同善”为依据、以经济发展的后果为最高“责任伦理”判准而逐渐形成的一个“未意图扩展”的历史进程。     

中国古代“服禁”论

“服禁”即服饰禁令,是中国古代国家权力机制对社会成员衣着服饰进行强制干预的各种限制规定。其内容既包括对社会民众服饰的用料、颜色、款式乃至衣长袖宽的尺寸规格限制,同时也包括取缔某些社会服装,强迫社会成员改易他服,彻底废除原有服饰习俗的强权措施。历代服饰禁令的颁布实施,在一定程度上否认了社会民众衣着服饰的自主选择权利,扼杀了古代社会成员穿衣着装个性化、多元化发展的活力生机,从而使中国古代服饰文化的历史变迁,被打上了十分强烈的专制政治印记。     

关于中国“和平崛起”问题的思考

中国“和平崛起”的发展理念和道路是当代共产党人的重大创新,具有多层次的丰富内涵,不能简单地用目标手段论来分析。与“和平崛起”的要求相适应,中国对内要深化改革和制度创新,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对外要加强友好外交,丰富和发展“新安全”观和“共同利益”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