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的汉英文化比较研究——以《红星照耀中国》为例

"红色"一词在汉英两种语言与文化中的语义内涵具有很大的不同。在埃德加.斯诺的代表作《红星照耀中国》中,红色一词频繁出现,生动形象地反映了文化作为一种环境对语言含义的重要影响。红色一词在该书中的语义内涵受到意识形态先入为主的深刻影响,并随着作者对红色中国的认知的逐步深入,而发生了从负面到正面的积极变化。     

罗素眼中的中国形象研究

罗素对中国形象的表述与西方主流话语体系下对中国形象的表述有所不同,他对中国既有由衷的赞赏和褒扬,又有诚恳的批评和建议。罗素在其"中立一元论"哲学思想的指导下,避免了"乌托邦化"中国形象和"意识形态化"中国形象两个极端,然而罗素对中国形象的表述仍然是典型的西方人在西方现代性危机背景下注视中国时流露出来的欲望和恐惧的体现,这对现今西方社会的中国形象表述也有重要的影响。     

西方记者探访和宣传“红色中国”的原因

从1936年到1946年,欧美国家记者掀起两次访问"红色中国"的高潮。国民党统治者对"红色中国"的封锁,激发了西方记者探访"红色中国"的热情。共产党展示给来访者开放宽容的形象,向西方人士宣扬推崇民主自由的理念,以及对西方国家友好、开放的姿态,让西方来访者产生好感,西方人士因此大力宣传"红色中国"。     

近代中国在西方的“他者”形象

研究一个时期一个国家作品对另外一个国家的描述,可以看出这一时期这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的总的观点和看法。从比较文学形象学理论出发,梳理19世纪到20世纪20~30年代的中国在西方思想家、传教士和作家作品中的中国形象,可以看出,在大国主义优越感、传教需要和商业利益等现实目的作用下,中国被镀上了一层越来越晦暗的令人害怕与恐惧的色彩,渐渐成为不在场的"他者"。     

西方视野下的现代中国形象认知与传播——论史景迁的现代中国研究

美国历史学家史景迁(Jonathan D.Spence)的现代中国研究聚焦于中国向现代转化这一复杂艰难的历史过程,他以一种匮乏叙事逻辑将中国排除在"现代"范畴之外,并且将中国的历史与现状不断作类比联系,意在呈现中国历史的重复性节奏。这一做法与史景迁去历史化的"现代"概念界定息息相关。同时,由于史景迁的现代中国研究较一般学者有更广泛的受众群体,具备较高的大众认知与接受度,他所建构的现代中国形象也因此具有不可忽视的文化传播影响力。考察史氏现代中国研究在学界与非学术受众中的接受将我们推向了知识话语生产与大众意识形态间复杂关系的思考深处。     

历史文化视阈下的"中国特色"话语研究

"中国特色"话语是近代中西文化对立、冲突、融汇的产物,它深刻反映了近代以来中国由前现代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的思想文化困惑,以及中国人民为改变西方"他者"形象而积极探求国家昌盛和民族振兴的艰难而又复杂的心路历程.在经历鸦片战争、洋务运动和资产阶级维新运动之后,"中国特色"话语逐渐由思想文化领域转向政治视阈.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成为当代中国最具核心价值的政治哲学话语.     

中国手语予夺方向动词调查研究

"予夺"类是最严格的中国手语予夺方向动词,包括"予"和"夺"两个小类."予"类和"夺"类语义方向刚好相反,语义方向中都包含着施事,施事在这两个小类中不是起点就是终点."予夺"类的方位确定形式为予夺方位,有词形变化.     

中国画创作中延安红色主题形象的塑造类型探析

革命圣地山水画题材的出现,有着它别样的时代机缘和现实基础。延安作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历史上重要的"圣地"之一,对延安红色主题形象的塑造与表现也经过了特殊的发展历程。中国画中的"延安红色主题形象"塑造呈现出了多种不同的类型,这不仅代表了传统国画艺术在革命现实的背景下有了新的表现题材和创作模式,而且也代表了时代所给予艺术家思想上的改造结果。     

“中国形象”的书写与中国当代文学“走出去”——从《一地鸡毛》英译本谈起

"世界需要通过文学观察中国,中国也需要通过文字来展示自己的真实形象",伴随着中国作家莫言问鼎诺贝尔文学奖的步伐,"世界阅读中国的时代"已然到来。然而,在"世界阅读中国"的迫切诉求之下,中国当代文学走向世界的进程却步履维艰。这其中,翻译所扮演的角色同样耐人寻味。基于此,拟以当代作家刘震云的小说《一地鸡毛》的英译过程为考察对象,探讨"中国形象"的书写以及中国文学"走出去"语境下中国当代文学译介的诸多问题,提出"零度翻译"的概念,同时关照译者模式选择的相关议题。     

画屏上的东方情调——毛姆《在中国屏风上》的“中国形象”

毛姆是20世纪初期英国著名的小说家、散文家和剧作家,他一生著作颇丰。《在中国屏风上》是他的一部有名的描写中国之行的著作。本文通过仔细分析这部著作中的"中国形象",认为《在中国屏风上》的"中国形象"只是作为一种"他者"的投射,里面传达的是英国人自身的观念、价值和审美倾向,并不是真正的中国;并且从政治、经济以及毛姆个人的角度详细分析了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     

浅论莫言小说《红高粱家族》中的红色词

当代著名作家莫言,在海内外都具有广泛的影响力,而目前学术界对莫言作品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小说的创作风格、叙事手法等方面,对于其作品所表现出的色彩词运用的特点关注较少。本文从分析《红高粱家族》中红色词的作用入手,进而探讨了红色词的象征意义,并以作家的个人经历和创作心理为视角,阐释了红色词汇在《红高粱家族》中大量运用的原因。可以说,《红高粱家族》使红色词的作用得以充分发挥,红色词则成就了与众不同的《红高粱家族》。     

近代中国红十字运动史研究之省思

近代中国红十字运动史的研究虽已取得不少成就,但既有研究整体来看仍存不少缺憾之处。研究者亟应在研究内容与方式上加以改进与优化,以便进一步推进近代中国红十字运动史研究的深入开展。具体而言,即研究重心应向地方分会适当下移,研究中心进行适时调整,加强并深化"作为语境的红会"与"作为人的红会"的研究,以期实现红会研究从"以红会为红会"到"以红会为材料"的研究范式调整。     

《红楼梦》人物“红”的服饰特征及其情性复义探析

<红楼梦>不仅于自然景观而且就人物形象都凸显出"红"的意象特征,表现出曹雪芹明显的爱"红"情结.仅就对<红楼梦>中"红"的服饰特征描写及其内在情性表达,探求<红楼梦>中"红"的情性复合意味,以为<红楼梦>开掘出新的文化精神意蕴.     

论20世纪中国“红色戏剧”

在20世纪中国戏剧史上,党领导下兴起的"红色戏剧"是一个重要的戏剧现象.它经历了苏区红色戏剧、抗日战争时期红色戏剧和新中国红色戏剧三个阶段,对我国戏剧艺术发展、对革命斗争乃至对党内政治斗争都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论《红岩》的“身体”革命意识

"身体"是解读《红岩》革命意识的一个重要的维度,从身体的命名、身体的出场仪表、身体的感知系统等身体的构成属性凸显了敌、我两种不同的"身体阵营"。革命身体的受虐被演绎成了庄严的凯旋仪式与洗礼典礼。在"红色狂欢"的受难姿态中,"身体"的痛感为一种信仰道义充斥的革命浪漫激情所替代。     

论《红色中华》报的报道重心及特色

《红色中华》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机关报。根据党和红军在当时江西苏区的特殊任务,《红色中华》报道重心集中在刊登政府文件、宣传抗敌壮举、揭露敌人暴行和动员支援前线四个方面。在报道的过程中,体现出了鲜明的导向性、强烈的鼓动性、文风的生动性和尖锐的批评性等特色。因而,在极度困难的条件下,把新闻宣传工作的效能发挥到了极致,为中国共产党创造了一份弥足珍贵的精神遗产。     

《红岩》革命意识的“身体”解读

"身体"是解读《红岩》革命意识的一个重要的维度。从身体的命名、身体的出场仪表、身体的感知系统等身体的构成属性互证自明地凸显了敌、我两种不同的"身体阵营"。革命身体的受虐被演绎成了庄严的凯旋仪式与洗礼典礼。在红色狂欢的受难姿态中"身体"的痛感为一种信仰道义充斥的革命浪漫激情所替代。     

论中国红十字会灾害信息的传递机制

中国红十字会的首要职责是救灾,而灾害信息畅通与否、灾害信息传递机制健全与否,这些都事关红十字会的救灾结果和成效。在灾害发生后,红十字会主要通过自身的信息输送系统以及政府职能部门和媒体收集相关灾害信息,并以此启动相应的应急响应级别。在日常生活中,红十字会主要通过面向社会公众的防灾知识教育、灾情考察等进行灾害信息的传递和获取。红十字会的灾害传递机制还需进一步健全,尤其要与水利、气象、海洋、农业、民政等相关部门的信息渠道实现"无缝对接",更好地发展和优化自己的信息管道。     

唐诗宋词中的“红楼“意象与《红楼梦》意境述论

唐诗宋词中有不少的"红楼"诗词,这些诗词中的"红楼"意象内涵丰富,尤其"红楼"意象中鲜明而浓郁的悲情美与<红楼梦>凄迷的悲情意境有密切联系.可以说,曹雪芹是以个人的生命体验"介入"到了唐诗宋词的解读,自觉地将唐诗宋词中"红楼"意象所涵括的各种意态情志融入他的艺术创作之中,这更有助于形成<红楼梦>诗化的意境与风格.     

论《红岩》的“身体”革命意识

“身体”是解读《红岩》革命意识的一个重要的维度,从身体的命名、身体的出场仪表、身体的感知系统等身体的构成属性互证自明地凸显了敌、我两种不同的“身体阵营”。革命身体的受虐被演绎成了庄严的凯旋仪式与洗礼典礼。在红色狂欢的受难姿态中“身体”的痛感为一种信仰道义充斥的革命浪漫激情所替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