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作社的三重面相：设定、嵌入与策略性

我国合作社普遍偏离经典合作社原则发展而呈现出不同面相及实践逻辑,引发了学界的持续争论。事实上,我国的农民合作社呈现抽象的合作社、系统的合作社和具体的合作社三重面相,其背后的机理在于我国合作社在发展理念、原则和理想类型上的设定性,在市场体系、社会结构和行政体制等方面的嵌入性,以及在产业属性、市场情状、主体结构、领导者特性、文化传统、组织设计等局部情景下的策略性。因此,观照我国农民合作社发展不应从某一面相得出片面结论,而应从组织化视角出发,走出有关合作社的"原真性"想象,客观看待农民合作社的现实实践及其独特地位和关键作用。     

我国新型农民合作社的形态、功能及其发展

按照性质不同,我国的农民合作社可划分为新型农民合作社和传统农民合作社两大类型.新型农民合作社的基本功能是农户间的团结协作和互利互惠,它有利于促进农业产业化经营;抵御农业经营风险;实现农民共同富裕;推进农村民主政治建设.从我国的情况看,在发达国家农业产业化经营的三种模式--综合型模式、合同型模式和合作社型模式中,合作社型模式更适合我国的农业产业化经营.由于当前在发展新型农民合作社中存在的,诸如合作的认识不够明确、合作的环境不够优良、合作的机制不够完善的问题,这需要通过教育普及国际公认的合作经济理论和实务知识;尽快出台<农村资金合作社法>,明确各类农民合作社的主管部门;建立、健全合作社"三会"制度及议事规则.     

规模扩张、要素匹配与合作社演进

本文围绕“为什么有的农民合作社走向了规范的如体现普通成员利益、强调益贫性的发展道路,而有的合作社会主动偏移合作社的本质特征”的问题,以合作社初创形态即元合作社为分析基点,构建了“规模扩张—要素匹配—合作社演进”的研究框架,透过合作社规模扩张的三个驱动力分析了中国合作社的演化路径。研究结论表明:第一,若合作社初始成员即创始成员投资资产专用性较高时,因专用性资产与新增成员要素匹配的需要,这种基于服务规模的扩张能催生出规范的合作社。第二,初始成员为扩大合作社资本规模面向新增成员吸收投资时,这种基于资本扩张的需要亦能催生出规范的合作社。若这两种演化路径前提条件不具备时,合作社易偏移本质特性轨道,这也是国内许多合作社不规范的重要原因。第三,因获取政府补贴的需要,合作社规模的扩张并不一定能促进合作社规范发展。本文研究结论有如下启示:合作社制度选择是市场力量的使然,即使合作社偏离了本质规定性,但在某种情境下这对合作社而言未尝不是一种“最优”的选择,因此对于这种现象我们不能妖魔化。     

三种社会网络视角下的农民合作行为研究——基于一个乡村社区社会网络现状的分析

以西北地区一个农村社区为案例,分析了税费改革前后政治性子网络、经济性子网络、社会性子网络等三个子网络的变迁,研究农村社区网络与农民合作社生成的关系,解释出现"假合作社"和"空架子合作社"的原因。在农村社区创立农民合作社,需要社区中的政治性、经济性、社会性三种子关系网络的共同支撑。单纯依托经济性网络,农户建立的是经济效率更高的企业组织。一些经营大户将这种投资者独占利润的企业注册为农民合作社,是为"假合作社"。而依托于村组织建立的政治性子网络,仍然具有外生的、垂直性的等级网络的特性。村干部为获得政府项目资金而成立的合作社,在没有得到项目前,没有实际的服务和经济活动,是为"空架子合作社"。     

理监事会特征对农民合作社绩效的影响--基于我国果蔬合作社的实证分析

当前，我国农民合作社处于发展初期，理监事会对其绩效具有重要影响。构建以 SCP 分析范式为基础的理论模型，采用对我国省级以上果蔬类示范社的调查数据，分析理监事会特征对农民合作社绩效的影响，结果显示：一定的理监事会成员规模有助于合作社利润率提升；理事长持股比例的提高有助于合作社利润率的提升，但会导致惠顾额返利率降低；理监事会成员交易量占比提高，有利于合作社利润率和惠顾额返利率的提升；理监事会开会次数的增长不利于合作社利润率的提升。因此，需要保持合理的理监事会成员规模，吸引规模经营的专业化农户进入理监事会，允许理事长持有合理的合作社股份，通过多途径沟通提高决策效率，少开无目的、低效率的会议。     

农民合作社禀赋对其“农超对接”参与意愿和参与程度的影响分析——基于江西的抽样调查

农民合作社禀赋是影响其"农超对接"参与意愿和参与程度的重要因素。基于江西省224份合作社的调研数据,采用Heckman两阶段模型分析合作社禀赋对其"农超对接"参与意愿和参与程度的影响。分析表明:社员文化程度越高,合作社参与"农超对接"的意愿越强烈,参与程度也越高;随着合作社注册资金的增加,合作社参与"农超对接"的意愿和参与程度都会显著提升;拥有一村一品特色农产品的合作社参与"农超对接"意愿和参与程度更高;合作社的供货规模会促进其"农超对接"的参与意愿和参与程度;合作社的市场开拓能力,会降低其"农超对接"的参与意愿和参与程度。     

关于修订《农民专业合作社法》若干问题的再思考

本文围绕修法指导思想与修法目标、法律名称与调整范围、以及联合社成员制度规定等若干焦点、热点问题,对《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的修订提出初步的意见。文章认为,法律修订应以提升农户进入市场的组织化程度、增加农民收入,和促进现代农业经营主体创新、提升农业市场竞争力的双重重任为目标。法律名称建议修订为《农民合作社法》,拓展法律的调整范围,解决当前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中出现的名实不符和无法可依等两大突出问题。联合社成员制度的法律规定应实行开放式成员制度,允许非合作社成员加入,以更好地服务合作社成员社,同时应防止联合社可能出现的区域性市场垄断问题。     

不完全契约、“准租金”配置与合作社联合社的产权

农民合作社联合社的产权契约具有不完全性特征:成员财产产权的界定不完全且权能缺失,公共财产产权的模糊性导致易出现机会主义行为。合作社联合社进行产权安排实质上是内部成员之间缔结组织契约的过程,目的是为了攫取联合社产生的组织剩余(“准租金”),从而导致成员合作社在产权安排过程中产生利益博弈,而联合社成员的要素资源禀赋将对博弈结果产生一定影响。     

公平抑或效率:合作社的异化及辨析——兼论土地股份合作社的发展

农民合作社是国家深化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抓手,是实现乡村振兴、全面小康的重要载体。本文在阐释合作社的公平与效率目标、辨析合作社异化的形式及原因基础上,以土地股份合作社为对象进行了具体分析,结果表明:我国现阶段合作社的合作制属性未变,其本质规定是同国家所追求的社会公平正义与共同富裕目标不谋而合的;土地股份合作社体现了公平与效率目标在实践中的统一,但某种程度上也存在着效率损失与公平缺失的现象。建议采用嵌入式发展模式,形成合作社与社会经济大系统的良性互动,为吸引农村劳动力回流、破解留守难题开辟土壤、搭建平台。     

现代化进程中农民合作社组织现实困境与对策建议——基于乡村社会信任的视角

农民专业合作社组织数量在不断增加的同时,农民却越发陷入到渴望合作而又难以走向真正合作的"困境"当中。其主因在于乡村社会转型中信任失调,体现为基层政府信任危机、合作社内部信任不足、合作社与乡村社会之间信任断裂等。摆脱此种困境的对策主要有:厘清农民合作社组织发展中政府角色和定位,构建具有"镶嵌式自主"能力的政府;构建新型公民参与网络,促进乡村社会资本再造;多种举措激发和培育农民的公民意识;提高合作社盈利能力,培育社会美誉度。     

唐代仕宦小说官民关系的文化批判

唐代仕宦题材小说的官民关系包含有不同层次的多种形态:理想形态是爱民清官之美政,其中寄寓了士林与民众企盼官清民安的美政理想;扭曲形态是害民贪官之恶政;官场常态是误民庸官之失职,其中又含形异而质同的两种类型:一是不谋其政的误民者,二是好烦其令的扰民者。     

农民合作统购的实践

在当前过度市场化的购销网络体系中,农民合作社统购的策略性经验是:以合作社的消费规模优势,越过个体商户,与地区总经销商直接对接,以低于市场价的同类产品和不同于个体商户所卖的新品种为社员带来实惠;与个体商户进行一定程度的合作,为社员提供质优价廉的商品服务.除此之外,促进农民合作统购事业可持续发展的一种战略性举措--在政府主导下,将个体商户和普通农民利益通过"内部化"的制度设计整合成统一的利益共同体,组建由乡村精英主导的、与区域性总经销直接对接的农民购销合作社.     

农村土地股份合作社成员财产权体系与权能

股份合作是共享式制度改革模式之一,土地股份合作社成员绝大多数为农民,其成员财产权利的完善对新一轮农村制度改革至关重要。通过对农村土地股份合制改革实践模式的比较分析,可以清晰勾勒出股份合作社成员财产权的结构。在此逻辑前提下,应合理划分农村股份合作社成员财产权与集体财产权的边界,遵循"分类推进、因地制宜"的原则和"三分开"的集体资产股权化改革思路,通过不断完善立法,强化和落实农村股份合作及其农民成员对集体资产股权的完整权能,以实现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的改革目标。     

组织支持感对合作社成员退出意愿的影响 ——以组织认同和成员满意度为中介变量

基于社会交换理论,以组织认同和成员满意度为中介变量,构建组织支持感影响合作社成员退出意愿的关系模型,并利用来自225个合作社成员的调查数据,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组织支持感、组织认同、成员满意度与合作社成员退出意愿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组织支持感对成员满意度和组织认同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对合作社成员退出意愿的负向影响显著;成员满意度和组织认同对组织支持感影响成员退出意愿具有中介作用;组织认同对成员满意度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对成员退出意愿具有显著负向影响;成员满意度对成员退出意愿具有显著负向影响;归属感、忠诚度和认知度显著正向影响成员的组织认同;服务满意度对成员满意度的影响最大,其次为关系满意度和民主满意度.应从组织支持感、组织认同和成员满意度等诸多因素入手,多途径降低合作社成员退出意愿.     

农民合作社理事长的社会资本指标体系构建研究

农民合作社理事长的社会资本指标体系的建立是相关研究的基础。本文在对农民合作社理事长的社会资本相关研究进行综述的基础上,界定了理事长社会资本的概念,采用社会资本经典三维度划分方法,以农民合作社为组织边界,对理事长的社会网络进行分析,选取了合作社理事长社会资本各维度的衡量指标,构建了理事长社会资本指标体系。     

组织化潜在利润、谈判成本与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联合——两种类型联合社的制度生成路径研究

本文围绕同业与异业两种联合社形态,以"组织化潜在利润—合作社产品异质性—谈判成本—合作社制度创新"作为研究主线,对这两类联合社的不同制度变迁生成路径进行了理论解释,得出了如下结论:当存在着联合的潜在利润时,产品同质性的合作社群体联合谈判成本相对较低,更容易发生诱致性制度变迁从而生成同业联合社;产品异质性的合作社群体,由于产品的差异容易导致合作社之间利益需求的不集中,自发联合的谈判成本过高,从而很难自发形成联合社,一般要在政府或公共部门的干预下,通过强制性制度变迁的方式能生成异业联合社。     

合作社基本原则嬗变与评价标准重构

随着合作社经济价值地位的提升,合作社基本原则也在不断演变。封闭的社员制、"一人多票"的表决制、职业经理人管理、产权明晰化与可交易化、按股分红的分配方式等是对传统的合作社基本原则的调整和修正。在合作社评价标准重构中,自愿与开放原则须宽松处理,自治性企业法人之组织属性,特殊的产权结构与独特的成员账户制度,突出社员民主控制,以社员为主要交易对象,惠顾返还原则应该得到坚持。     

农民合作社：发展逻辑、现实挑战及优化路径

农民合作社是促进小农组织化的有效载体和实现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支撑，也是农村社会治理的重要主体，在中国农业农村发展中有其独有价值和现实意义。当前农民合作社正处于从粗放型发展向高质量发展转型的关键时期，文章在厘清农民合作社发展逻辑的基础上，客观研判当前合作社发展特征，深入分析合作社发展面临的现实挑战，提出针对性应对思路和优化路径。     

国外合作社在农业服务业发展中的作用及其启示

农业合作社具有民主控制、贴近服务对象、服务于社员等特质,决定了农业合作社是发展农业服务业的基础单元和最佳平台,对促进农业服务业发展、打造农业服务业产业链条、构建农业服务业发展体系有着重要的作用。通过对国外农业合作社在农业服务业发展中作用的分析,结合我国农民合作社发展的实际,提出了发挥农民合作社在农业服务业中的作用、促进农业服务业发展的对策、建议。     

农民专业合作社民主管理与外部介入的均衡——成员利益至上

民主管理作为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本质规定之一,历来是研究和关注的热点之一.合作社“天然地”具有益贫性,同时也具有一定的“弱质性”,需要有良好的发展环境,自然少不了外部扶持,从而给外部介入提供了可能,而外部介入的存在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到合作社的民主管理.文章以我国烟农专业合作社为例,分析农民专业合作社民主管理与外部介入并存的原因与均衡,即农民专业合作社民主管理与外部介入的并存取决于成员利益至上的发展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