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富农政策的演变

富农是中国广大农民群众的一部分,中国共产党很早就注意到富农问题。只是由于认识的局限和共产国际的错误指导,当初没有注意团结富农。在以后不同的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及时修正自己的错误,相继出台了很多文件团结富农阶层一道革命,先后取得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理论与实践。     

党在各时期富农政策的演变

中国农村富农虽然带有很重的封建的和半封建剥削性质,但一般都自己参加劳动。在这一点上,它又是农民的一部分。他们在农民群众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一般可以参加一份力量;在反对地主的土地革命中,也可能保持中立。富农的生产在一定时期中,对革命还是有益的。因此,富农问题是中国革命的重要问题,如果政策得当,一方面可以孤立地主,把地主驱逐到更加狭小的阵地上去;另一方面可以更好地保护中农,防止侵犯中农的利益,巩固贫农与中农的团结,发展农业生产。由于富农问题贯穿于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时期,时间跨度大,加上当时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我党的富农政策处在不断地探索和调整之中。期间出现过不少曲折,特别是多次受到“左”倾错误的干扰和影响。本文力图反映我党富农政策演变的全貌,并探求政策变化的历史动因,对政策本身略作评价。     

浅析毛泽东在土地革命初期对“富农”的认识

<正>农民问题是中国民主革命的根本问题,土地革命是中国革命的根本内容。而农民问题的根本所在是土地问题,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的革命,基本任务之一就是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在土地革命初期,如何进行土地革命就更成为我们党亟待解决的问题,对富农的政策也是这     

土改后的中国富农:从保存、限制到消灭

土地改革后,中国农村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其中比较突出的现象是,地主作为一个阶级已经被消灭,富农成为农村最有经济势力的阶层,并日益成为限制和斗争的主要对象。对土改后农村富农及其经济状况作系统考察,分析中共对待富农政策的转变及其内外原因,并着力考察富农在土地改革及合作化运动中的复杂心态,借以说明20世纪50年代中共限制、消灭富农政策的利弊得失。     

也论共产国际六月来信对我党富农政策的影响

<正> 1929年6月7日,共产国际执委会给中共中央关于农民问题的信(以下简称“国际六月来信”),批评我们党在农民问题特别在富农政策方面“犯有极严重的错误”,从理论到具体政策上,阐述了共产国际对中国富农问题的基本观点,引起我们党对富农政策的变动。本文试就“国际六月来信”后,党中央对富农政策何时发生大的变动,对革命根据地何时发生影响,以及其后果等问题谈一点粗浅看法,以求党史研究工作者指正。     

抗战时期晋西北农村土地流转实态分析

抗战时期，在战争与中共革命的双重影响下，晋西北农村土地呈现出快速流转的态势，具体表现为土地纷纷由农村富裕阶层向贫苦阶层或由地主富农阶层向贫雇农阶层转移，其转移结果使整个农村土地日益“均化”。土地发生流转的因素很多，但中共推行的减租减息和负担政策乃是主因。     

1927-1937年中国共产党的富农政策

中国的民主革命,实际上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农民革命.由于种种原因,中国共产党的土地革命政策经历了一个从不完善到完善的过程,本文试图就党在1927-1937年间富农政策的演变,谈一点粗浅的看法.     

民工荒与农民阶层分化危机及政策性建议

在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出现民工荒引起了各方的关注。在对民工荒问题进行的阐释中,不可避免的遇到了农民阶层分化问题。民工荒不是孤立现象,它的影响不仅在城镇而且在农村助推了农民阶层分化危机的形成与深化。解决民工荒问题应和农民阶层分化、城镇经济建设相结合,以此制定有效的政策。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张闻天的农民土地主张

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理论家张闻天,在他坎坷不平的一生中,对中国革命的贡献是多方面的。本文将分三个阶段回顾他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对农民土地问题的深入调查研究及为解决这一问题所作出的重大贡献。 (一)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对农民土地问题的研究及对富农政策问题的解决张闻天开始接触和研究农民土地问题,是从1933年1月他进入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以后开始的。当时,正是贯彻执行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     

试论中共早期农运工作中心地位之形成

农民问题是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如何认识和评价农民在革命中的地位作用，用什么样的革命政纲引导农民投身民主革命，不仅是革命过程中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的政策和策略问题，而且涉及到对中国近代社会性质、新民主主义革命性质和中国革命道路等重大理论问题的价值判断。笔者认为新民主主义革命重心由城市工人运动到乡村农民运动的转变，确立“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式革命道路的过程，实质上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本文拟结合有关文献和历史事实，对中共早期农运工作做一个概要的考察，从一个方面揭示中国式民主革命…     

试论农民工的向上流动

我国在长期的二元结构的影响下,社会出现了断裂,经济的发展受到了阻碍.农民工阶层作为城乡分隔的疏通管道,不停地传递着二元之间的信息,同时也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农民工的向上流动不仅带来了农村的富裕,而且为城市的中间阶层注入活力和营养,从而为达到"橄榄型"和谐的社会结构提供可能性.     

农民家庭行为、产量选择与中国经济史上的谜题——一个考察中国未能发生工业革命的微观视角

在中国经济史上,农民家庭始终是一个足够理智的经济个体.尽管中国经济史上曾多次出现过诱发农民走出农业、农村,迈入工商业和城市的历史机遇,但在外在生态条件和多重制度约束下农户出于个体理性算计的结果,仍然选择以农为主、工商为辅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他们不像资本主义企业那样追求利润最大化,他们也不像雇佣劳工那样追求工资收入最大化,而是追求产量最大化和家庭的全员就业,这种多重约束下的有限理性乃是导致中国未能及时发生工业革命并迈入现代增长阶段的重要原因.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农民政治参与的几点思考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主体是农民,农民政治参与对于新农村建设有着积极的重要意义。当前我国农民政治参与意识、效能感总体偏低,农民合法性政治参与组织化程度较差,还存在着大量的非制度化政治参与,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新农村建设的进程。培育新型农民,发挥农民政治参与对新农村建设的积极作用,合理安排和积极引导与新农村建设相协调的农民政治参与,将有利于促进新农村建设的顺利进行。     

农村土地流转与社会阶层的重构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农村出现大规模人口流动和职业分殊,农村土地开始在村社内部自发流转。自发土地流转使土地相对集中在某些农户手中,他们耕种着中等规模的土地,拥有中等水平的收入,成为农村中的“中间阶层”。农村中的中间阶层由于其自身秉性,在农村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是农村稳定的根基,也是国家政权的基本支持力量。但是近年来激进的、大规模的土地流转又使得中间阶层趋于瓦解。为此,政府应积极鼓励、引导、规范村社内部自发的土地流转,减少激进的、大规模的土地流转。     

加强农村金融监管,构建有效率的农村小额信贷市场——基于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的比较视角

在加快改变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进程中,农村金融肩负着为"三农"发展提供大量资金和金融服务的重大使命,特别是农村小额信贷对激励和支持农民创业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正规金融和非正规金融在农村小额信贷市场上发挥着互为补充和互相替代的服务功能。因此,建议政府在对农村正规金融体制和机制进行创新的同时,应尽快制定民间融资管理的具体办法,使非正规金融规范化、阳光化,以便构建一个与农村经济发展相匹配的多元化的农村小额信贷市场,提高其服务"三农"的金融效率。     

候鸟型生活的终结:农民工择巢命题解读

庞大的"候鸟型农民工"群体为城市发展做出贡献,但频繁奔波于城乡的候鸟型生活的艰辛,也带来一些负效应。在城乡统筹深化进程中,农民工是迎接"落地生根"式的市民化还是"还归乡村"以终结候鸟型生活?该命题的解读密码在于:国情背景下"目标城市"的特有命题、与城镇化阶段相容的渐进式"开城移民"之路与渐进式户籍改革过程;此外,也需理解土地管理制度改革、城市病与新农村发展愿景等相关范畴。     

试论土地斗争中中国共产党团结中农的基本经验

中国共产党从土地斗争一开始,就对整个中农阶级采取了团结政策。尽管其中也有过偏差和失误,但还是最终团结了广大中农阶级,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这些经验包括：正确划分中农的阶级成分是团结中农的前提条件;必须给中农以看得见的经济、政治利益,至少不损害其利益;必须反对绝对平均主义和“单纯贫雇农路线”两种错误倾向;对富农阶级的政策的正确与否直接影响到团结中农的效果;必须动态地观察中农问题,根据中农阶级的发展变化制定相应的政策;必须正确处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关系,把发展农业生产作为考察中农问题的主要出发点。     

农民问题：中国粮食安全的根本问题?

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影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大局的重大战略问题。农民是实现粮食安全的经济主体，“谁来种粮”和“如何种粮”的问题的核心是农民问题，农民问题是影响粮食安全战略的根本问题，关乎国民经济全局、粮食生产稳定和农村社会和谐稳定。重视、研究和解决农民问题，是一个贯穿于我国整个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的时代性课题。土地问题、收入问题、权力问题、发展问题和职业培育问题是新时期正确认识农民问题的五个价值维度；以法的形式还地权于农民、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构建全方位的农民权利体系、全面提升农民发展能力和加快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是解决农民问题的根本举措。     

新农村建设中失地农民安置问题——以芜湖市南陵县大浦新农村建设试验区为例

新农村建设中失地农民安置问题意义重大,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新农村建设目标的必然要求,但在实际工作中,面临着土地补偿、社会保障、农民发展等现实困境。为解决难题,需要构建合理的安置体系,包括失地农民安置政策机制、农民风险抵御能力培养机制、失地农民利益保障机制。在具体安置过程中,要集政府、新农村建设承接企业、失地农民三方力量,变被动安置为主动安置,变一次性安置为持续性安置,共同保证失地农民的合理安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