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出政府补贴与提高企业经济绩效能否兼得？——基于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准自然实验

在推动“碳中和”目标实现与启动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背景下,本文利用2013年实施的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作为准自然实验,验证了利用市场机制解决外部性问题的环境规制方式可以达到双赢,即实现引导工业企业退出政府补贴与激励企业提高经济绩效的双重目标。本文获取碳排放权交易首批7个试点省份重点排放工业企业数据,通过双重差分方法验证了碳排放权交易制度可以通过剥离工业企业的政策性负担,硬化企业的预算软约束;在引导工业企业退出政府补贴的同时,却并未导致企业经济绩效的下滑。机制检验发现,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会率先激励试点重点排放工业企业增加R&D投入,并通过研发创新的补偿效应弥补企业的减排成本,提高工业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与经济绩效。本文还进一步发现碳排放权交易制度可以有效推进高耗能工业企业形成以优质企业为主导的发展格局,市场地位越高的优质企业业绩提升幅度越大,产业链上游企业、民营企业以及碳配额管理严格地区企业经济绩效的内部激励效应更强。本文的实证检验结果为如何处理好“碳中和”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政策选择依据,也为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建设提供了经验与借鉴。     

环境规制促进了绿色创新能力吗?——来自中国的经验证据

本文基于国泰安数据库和中国专利数据库的合并数据,以《万家企业节能低碳行动实施方案》(以下简称“节能低碳”政策)作为准自然实验,实证分析了“节能低碳”政策带来的环境规制效应对企业绿色创新能力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节能低碳”政策对企业绿色创新能力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并且这一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和排他性检验后仍然成立。异质性检验表明,“节能低碳”政策对企业绿色创新能力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其中对东部和中部地区、技术密集型行业、大型企业和成熟期企业的促进作用更明显,而该效应在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之间没有显著差异。本研究还发现,“节能低碳”政策引致的创新补偿效应大于遵循成本效应,据此从环境规制视角解释了企业绿色创新能力提升的事实与机制。本文的研究为如何合理利用环境政策推进企业绿色创新能力提供了重要的政策启示。     

社会保险缴费对企业雇佣工资和规模的影响研究

社会保险与劳动力市场就业和工资的关系备受关注,其本质在于社保缴费对企业雇佣工资和雇佣规模的影响。本文基于企业薪酬调查与第三次经济普查对接形成的“企业-员工”匹配数据,从企业雇佣决策的整体性出发,将缴费负担及其影响置于我国缴费监管的特殊制度背景之下,运用系统估计法模拟社保缴费对企业雇佣工资和雇佣规模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实际承担的社保缴费费率越高,其雇佣工资显著越低、雇佣规模显著越小,社会保险以降低工资和减少就业的方式对劳动力市场运行存在双重影响;从标准化回归系数看,缴费负担对雇佣工资的影响强于对雇佣规模的影响,但雇佣规模缩减不仅是劳动者就业机会的损失更是企业经营风险的积累,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尤其需要关注;从雇佣工资影响的程度看,缴费负担极大部分由企业承担,雇佣规模因缴费负担而缩减是用工成本上升的直接体现;从雇佣工资影响的结构看,缴费负担对职工福利有显著负影响、对奖金津贴形式的工资部分有更强的负影响,进一步反映出缴费负担形成的成本压力不可轻视,成本压力持续积累对劳动力市场运行的影响将是深远的。鉴于我国社会保险制度费率偏高同时逃避费行为较普遍的事实,鉴于未来劳动工资上涨、劳动供给结构性乃至整体性相对不足的基本趋势,建议合理缴费负担,同时严格缴费执法,以此谋求社会保险制度与劳动力市场运行的有效协同。     

上市公司薪酬激励与股权激励的有效性研究

薪酬激励与股权激励是中国上市公司中最主要的两种管理层激励方式,而能否为股东创创造价值则是判断管理层激励是否有效的一般标准.文章以2006年沪、深两市所有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采用修正后的托宾Q值作为衡量企业价值的指标,着重考察了薪酬激励和股权激励对企业价值的贡献.结果发现:前者对提升企业价值能够起到明显的促进作用,而后者则无益于公司市场价值的增加.这意味着中国上市公司当前的管理层激励主要依靠提高管理层的薪酬而得以实现,而管理层持股需要继续得到监管政策的支持.     

财税激励政策、绿色技术创新与工业企业碳强度

“双碳”目标背景下,如何降低能源消耗量大、碳排放高的工业企业碳强度成为关键。财税激励政策作为引导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政策工具,是推进企业碳强度治理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研究以政府补助与税收优惠两种典型财税激励政策为切入点,选取2016—2019年中国工业上市公司的1 461个样本观测值为研究对象,构建有调节的中介效应面板模型,对财税激励政策的碳强度治理机制展开实证分析。研究表明：财税激励政策能够显著降低工业企业碳强度,通过激励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产生碳强度治理效应;对两种财税激励政策组合效果检验表明,二者在激励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过程中发挥互补作用;从宏微观结合的路径研究需要出发检验高管政治关联影响作用发现,高管政治关联削弱财税激励政策对于绿色技术创新的激励作用。行业异质性分析表明,两种财税激励政策对高科技行业碳强度降低作用更强,对高碳行业碳强度影响作用不显著。研究结论对于完善财税激励政策、引导工业企业通过绿色技术创新降低碳强度具有重要意义,为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目标提供实现路径。     

清洁生产、绿色转型与企业产品质量升级

本文基于我国企业微观数据,利用清洁生产行业标准实施这一“准自然实验”,构建多期双重差分模型对清洁生产标准实施后的制造业企业“产品质量效应”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清洁生产环境规制尽管在短期内存在“负向挤出效应”,但会通过提升企业生产效率和成本投入效率两大途径在长期显著促进企业产品质量升级,并且政策的影响存在“时间堆积效应”。拓展性分析发现,合规成本规模的差别性、要素密集度的异质性与政策执行的严格性是清洁生产环规规制对企业产品质量产生分化影响的重要原因。进一步通过行业产品质量的动态分解发现,行业产品质量升级的54. 80%源自清洁生产环境规制带来的资源再配置效应。本文对于认识如何通过绿色转型推动我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工资水平的成本效应:企业视角的研究

关于工资上涨的经济影响,相对于区域层面对低劳动成本优势的持续关注,面向企业的经验研究至今不多.本文从价格直接效应、雇佣规模效应、结构替代效应三方面分解工资水平影响企业经营成本的传导路径,运用浙江省第三次经济普查形成的制造业企业数据模拟各路径上的实际影响.研究认为:工资作为劳动要素的价格,直接成本效应是普遍而显著的,但当前工资水平尚未对企业雇佣规模构成广泛影响;人力资本水平显著影响着企业是否能以资本和技术等替代劳动,形成结构替代效应化解直接成本压力.面向未来工资继续上涨的必然趋势,政府应着力加强人力资本投资积累以改善劳动供给,加强劳动力市场监管以提升劳动要素效率.     

税收激励如何影响企业创新?——来自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的经验证据

本文借助财税〔2014〕75号、〔2015〕106号文件推出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这一“准自然 实验”来识别税收激励与企业创新的因果关系。利用我国上市公司2010—2017年的专利申请、终止、引用信息和财务报表数据,基于双重差分模型回归发现:数量维度上,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显著增加了企业研发投入和专利申请量;质量维度上,高创新含量的发明申请增长幅度大于“短平快”的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专利申请,企业专利结构改善。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还显著减少了授权专利的未到期终止数量、提高了发明申请的平均被引次数。拓展检验显示,该政策显著提升了处理组企业的盈利绩效与资本市场价值,且对民营企业(融资约束较重)与高资本密集度行业(加速折旧的潜在收益较大)的激励更大。研究结论表明,减税降费能够激励企业创新“提质增效”、助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多渠道稳就业

在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部署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全面强化稳就业举措,强调“要实施好就业优先政策,根据就业形势变化调整政策力度,减负、稳岗、扩就业并举”。做好当前形势下的稳就业工作,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发力。加快推进全面复工复产,稳定就业基本面。复工复产是稳定就业的头等大事。当前,各级党委政府积极帮助企业复工复产,有力稳定了就业基本面。加快推进全面复工复产,可以将各项帮扶政策汇编成“复工复产政策指南”,降低企业在政策获取和应用方面的成本;鼓励各地政府部门主动与企业对接,协调各类复工复产支持政策;鼓励劳务输出地与用工地直接对接,采取“点对点、一站式”直达运输方式,为劳动者和企业提供精准服务。     

吸收能力、生命周期及研发财税支持绩效关系研究

文章引入吸收能力和企业生命周期作为研发财税支持影响创新绩效的调节变量,采用问卷调查方法获取102家高新技术企业的数据,利用验证性因子分析方法检验测量量表信度和效度,采用层级线性回归分析方法验证各项研究假设.研究结果表明:(1)研发财税支持与生命周期匹配,显著影响创新绩效;其中,政府补贴对初创期和成长期企业的创新绩效(效率)的激励效应最显著;研发投入税收优惠政策(研发加计扣除优惠)对生命周期各阶段企业的创新效率和创新效果的激励效应都显著,并且对成熟期企业的创新绩效影响更显著;(2)吸收能力与研发收益税收优惠(所得税率优惠)匹配后,显著提高了企业创新效率和效果.     

基于间接税转嫁的中国要素收入有效税负测算

 本文基于税负转嫁的视角,构造了要素收入有效税率的核算框架,详细界定了各种要素税负的核算范围,并实证测算了1995-2010年中国劳动与资本的实际有效税负。研究发现,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要素税负也并不算低。其中,间接税对居民消费的转嫁作用、增值税进项抵扣环节的重复计税是劳动、资本有效税率攀升的重要原因。     

减税有利于高新技术“僵尸企业”的创新吗?

研究政府减税何以提升高新技术“僵尸企业”的创新能力,对推动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具有重大的理论与现实意义。本文使用2008-2014年全国创新调查企业数据库,借鉴ABBGH(2005)的一般均衡模型,界定了高新技术“僵尸企业”的概念与识别方法。主要发现:第一,给高新技术“僵尸企业”减税对企业创新存在显著促进效应,尤其对创新型“僵尸企业”减税存在较强的“杠杆效应”;第二,给高新技术“僵尸企业”减税对企业创新的促进效应显著高于非高新技术“僵尸企业”;第三,政府对偏向科研固定资产投资的创新型“僵尸企业”和倾向基础科学研究的效率型“僵尸企业”增加减税额度更有利于激发企业的创新活力,是促使高新技术“僵尸企业”起死回生的重要途径。政府可利用创新型“僵尸企业”“重资产、轻科研”与效率型“僵尸企业” “重科研、轻资产”的创新策略优化税收优惠政策,为平稳、持续、高效推动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创新驱动发展提供新的治理框架。     

流转税和所得税的福利效应研究

 本文根据我国城市（镇）不同收入阶层1999年至2008年的支出结构数据及现金收入和支出统计状况,测算出我国城镇居民消费支出的有效税率②和所得税额;利用跨期消费决策的两期模型,构造居民消费效用函数,即消费者的福利函数,测算出我国流转税和所得税的福利损失（成本）。结果显示：我国居民消费符合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不同收入阶层的消费时间偏好不同,收入水平越低越倾向于当前消费;流转税具有明显的累退效应,而所得税的累进效应,特别是个人所得税的累进效应不明显,使得我国当前的税制结构对收入分配的调节力度不够。     

一种协整时间序列的动态因果效应估计与推断方法

为了进一步规避经典面板数据模型因果推断方法中对照样本异质性的问题,以及中断时间序列方法可能存在的“伪回归”问题和“二阶矩平稳”等条件的限制,本文借助时间序列的协整理论,并结合误差修正模型和结构突变检验方法提出了一种基于协整时间序列的实验设计方法,扩展了政策因果效应估计与推断方法。该方法将传统的趋势平稳过程中断时间序列扩展到随机趋势过程,不仅可以推断和估计处理效应,而且解决了政策效应的暂时性和持续性识别问题;另外,协整时间序列的因果效应推断方法更适用于不存在有效对照样本的政策因果效应分析。此外,本文评估了上海市和重庆市的房地产税试点政策,研究发现,长期来看试点政策对两市的商品房价格增长具有抑制作用,但政策效应表现出显著的差异性,上海市的试点政策对抑制房价上涨的力度大、起效快速,但重庆市的房产税政策存在较长期的时滞。     

降低实体税负能否遏制制造业企业“脱实向虚”

我国制造业金融化是当下备受关注的热点问题，如何遏制制造业企业“脱实向虚”是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本文借助2009年增值税转型改革准自然实验捕捉实体税负的外生变化，基于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考察了实体税负与制造业金融化之间的因果关系。研究发现，增值税转型改革引发的实体税负下降显著降低了制造业企业的金融化水平；改革对于重资产企业和融资约束较小的企业影响较大，对于轻资产企业和融资约束较大的企业影响则相对不明显。激励机制检验表明，增值税转型改革相对提高了制造业企业实体资产收益率，并引导企业加大了固定资产投资和研发创新投入。本文将为政府部门制定和实施去金融化的相关税收政策提供有益参考。     

电子商务中的税收问题研究

21世纪电子商务已呈全球迅速发展之势,电子商务中的诸多涉税问题,已越来越引起世界各国和税务当局以及消费者的广泛关注。电子商务在全球的迅速发展,对现行的税收体系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本文阐明了我国电子商务应坚持的基本原则,电子税务是未来税收征管的必由之路。     

股息红利所得税的收入再分配效应研究

 内容提要：股息红利所得税（以下简称股利所得税）是我国政府调节证券市场运行的重要政策工具。然而,在当今我国社会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态势下,对股利所得税收入再分配效应进行深入分析,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力图从平均税率累进性和税前税后基尼系数的角度,在理论方面分析了股利所得税的收入再分配效应;在实证方面,利用中国2000—2008年城镇居民调查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通过实证分析发现：第一,股利所得税平均税率在城镇不同收入组之间都具有累进性;第二,城镇股利所得税的税后基尼系数小于税前基尼系数,即股利所得税具有缩小收入差距的作用;第三,股利所得税的收入再分配效应因时期不同而存在差异;第四,降低股利所得税率导致股利所得税的收入再分配效应减弱。     

环境信息不对称、机构投资者实地调研与企业环境治理

基于信息不对称理论，本文以2013-2016年深交所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分析了机构投资者实地调研对企业环境治理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机构投资者实地调研对企业环境治理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在环境信息披露较差以及本地子公司较多的企业中，机构投资者实地调研的环境治理作用更为明显。进一步考察实地调研对企业环境治理的影响路径发现，机构投资者实地调研推动了企业环境治理的资本市场监督和媒体监督。本文的研究验证了信息不对称理论在环境治理中的作用，拓宽了实地调研经济后果的研究领域，对于深入理解并推动我国企业环境治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提高排污费能促进企业创新吗?——兼论对我国环保税开征的启示

考虑到我国2018年首征的环保税是由原排污费采取“税负平移”方式改制而成,本文以国发〔2007〕15号文颁布实施后各省级政府陆续调整二氧化硫(SO2)排污费标准为准实验;以2005-2014 年深沪股市重污染行业的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采用双重差分方法(DID)研究了SO2排污费标准提高带来的企业创新效应,并以此探讨对环保税政策的相关启示。研究发现:排污费征收标准的提高总体上抑制了企业创新,然而当环保税税额提高到一定程度,环保税征收可促进企业进行技术创新。由此对我国环保税改革的启示在于,需进一步提高我国现行环保税税率并出台相应的配套政策。本文主要创新点在于通过外生政策冲击并采用DID 模型,相对有效处理了环境规制强度与企业创新之间的内生性问题,研究结论对由原排污费改制而来的我国环保税的进一步完善具有相应的政策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