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与全球制造业增加值贸易网络演进

数字经济发展对全球制造业增加值贸易网络产生系统性冲击。本文基于ADB-MRIO2022数据库，应用前沿的有向加权复杂网络分析方法刻画2010—2021年全球制造业增加值贸易网络特征、动态演化趋势和我国制造业在全球增加值贸易网络中的地位变化，并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对一国制造业增加值贸易网络地位的影响。研究发现，制造业增加值贸易的区域化属性逐渐增强，其中美洲地区（包括北美洲和南美洲）最为明显，美国正逐步分散贸易风险，实现出口市场多元化，降低其主导的局域网络脆弱性，而中国对美国的贸易依存度过大，不利于以中国为主导的局域网络应对特定性冲击。中国在全球制造业增加值贸易网络中占据中心地位，但在高技术制造业网络中还有进一步上升空间。发展数字经济在总体上有利于提高一国在全球制造业增加值贸易网络中对核心资源的控制能力，占据“织网者”优势，扩大贸易影响力，但仅对处在网络中心与近中心的国家的接近中心性有显著促进作用。新兴经济体要打破发达国家的制造业封锁困境，必须提升增加值贸易流量与价值创造能力，实现主要出口对象国相对多元化。本文发现逆全球化产业链供应链重构具有长期结构性特征，揭示了利用数字经济推动我国制造业从中...     

中国制造业出口如何突破“天花板约束”

在全球价值链分工条件下,出口存在着名义增长和真实增长两种情形。面临国内外环境深刻变化,当前中国制造业名义出口面临“天花板约束”,而破除约束的路径之一就是依托制造业服务化提升制造业出口国内增加值,实现真实出口增长。本文利用WIOD数据库,在整体和细分层面上测算了包括中国在内的44个样本经济体2000-2014年制造业出口内含服务增加值。研究发现,无论是整体还是细分行业层面,以出口内含服务增加值为表征的制造业服务化有深入发展趋势,但中国在样本经济体中排名较为靠后。进一步的相关性分析表明,制造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与制造业出口内含国内服务增加值呈显著正相关,而与内含国外服务增加值呈显著负相关。因此,破除出口“天花板约束”,依托制造业服务化对于中国制造而言具有广阔空间和余地,也是可行的路径之一,但需要区分制造业出口内含的服务增加值来源结构。即通过大力发展国内服务业尤其是现代生产性服务业,以弱化制造业发展对国外服务业的依赖,对确保上述路径可行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意义。     

中国区域嵌入全球价值链的碳排放转移效应研究

本文将区域投入产出表嵌入全球投入产出表并构建相应的碳排放账户,利用投入产出模型和结构分解分析方法,试图从价值链渠道、区域（国别）流向、部门结构和影响因素等角度解释中国各区域国内-外贸易的增加值排放转移效应。结果表明,国内贸易的增加值排放转入主要通过国内价值链实现并且以中间品贸易为主,而国际价值链对于对外贸易增加值排放转入的贡献程度更大;国内增加值排放转入主要流向沿海地区和中部地区,国外增加值排放转入主要流向美国、欧盟、日本等发达经济体;入世后,碳排放强度和增加值系数的下降有助于降低国内-外贸易增加值排放转入,而需求结构和需求规模的变动效应则相反。本文结论对于如何协调国内-国际分工、调整国内产业和减排布局,有效促进区域间平衡发展和外贸发展方式转型升级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     

基于本国要素国内增加值的中美双边贸易利益分配新观察

在国际贸易国内增加值统计的基础上,提出了本国要素国内增加值统计理念,将国内增加值中外国要素创造的增加值剔除,以本国要素国内增加值出口额来度量出口国的贸易利益,并据此对中美之间的贸易利益分配进行估算,得出的主要结论是:在中国向美国出口产品的中国增加值中,只有58.9%是由中国本国要素创造的;在美国向中国出口产品的美国增加值中,多达86.3%是由美国本国要素创造的。所以,即使是国内增加值统计方法也高估了中国对美国的出口贸易利得和贸易不平衡程度。     

全球价值链视角下中美贸易双向溢出效应研究

本文在现有的三区域产出溢出反馈模型基础上构建出衡量中美经济增加值和就业联系的测度方式,全面透视了中美两国的增加值和就业依存关系。结果发现：①通过全球价值链分工网络,中国最终需求对美国经济的贡献率不断上升,美国最终需求对中国经济的贡献率则在近期存在下降趋势。同时,中国的最终需求为美国创造了越来越多的就业岗位,而美国最终需求对中国的就业影响在近期处于下降阶段。②就双边贸易而言,中美贸易对两国的增加值和就业贡献均呈现出上升趋势。具体到产业渠道上,中国对美国的出口主要影响中国的计算机、电子和光学产品,纺织服装以及皮革制品,批发贸易（汽车和摩托车除外）等产业的增加值和就业。中国从美国的进口主要影响美国的法律、会计、总部及管理咨询,计算机、电子和光学产品,作物和畜牧业,行政和辅助服务活动等产业的增加值和就业。     

中国出口中的国外增加值测算与演变探析

在进口中间产品的贸易格局下,我国出口中的国外增加值难以持续增长的深层次因素需要从出口国外增加值的演变动态过程中进行分析。本文根据出口中原材料的来源地和国家间增加值的核算平衡关系建立生产核算模型,直观地测算了出口中的国外增加值,将出口中国外增加值的变化分解为进口国增值能力、进口国技术水平、国际贸易联系、我国技术水平、出口水平变化五部分,并讨论了我国出口边际变化的影响。结果表明出口沿着二元边际变动是影响我国出口国外增加值变化的最主要原因。进一步从微观层面分析出口边际的变化,通过对比不同技术水平企业发现,国际贸易环境、规模经济和政策扶持仍然是我国制造业企业持续出口的外在条件,而产品质量、生产效率等因素则为我国高技术企业在海外市场生存提供了内在动力。     

中国出口贸易中的服务含量分析

本文基于OECD-WTO的跨国投入-产出表（ICIO）与TiVA数据,采用增加值贸易方法,测算出中国贸易出口中的服务含量所占比重大约是传统BOP统计口径的两倍,其中来自国外的服务含量占比趋于上升、来自国内的服务含量占比趋于下降;在双边贸易中,中国的增加值贸易出口中来自美国、日本、德国、韩国等发达经济体的服务含量较高。本文的启示是,在全球产业链与价值链分工深化背景下,中国国内服务对增加值贸易的贡献偏低并趋于下降,可能原因在于国内服务业国际竞争力不强,因此,政策的着力点应是以促进竞争为导向深化国内服务领域改革,促进国内产业链和价值链环节从低端向高端演进。     

基于全球价值链视角的中美制造业双边贸易分解与失衡分析

利用WIOD数据库,从全球价值链视角对中美制造业双边贸易进行了分解与对比分析。研究表明:中美制造业出口中,国内增加值比例呈现不同程度下降趋势,其参与全球价值链程度在不断提升;中国制造业出口获益能力低于美国,且处于全球价值链相对下游位置;相对美国而言,中国制造业出口中隐含大量的国外增加值,中间产品的国外增加值比例在不断上升;中美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环节越来越多,但国内价值链构建和发展却相对薄弱;技术类别越高的中国制造业融入全球价值链的程度相对越高,但却明显低于美国;增加值贸易统计方法大幅缩小了中美贸易失衡,且技术类别越高贸易失衡缩小幅度越大。     

基于全球价值链调整的中国制造业国际分工参与度与地位比较

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面临重构和调整,中国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被赋予新的内涵。文章从中间产品和增加值贸易视角,基于WIOD数据库和WWZ模型对中国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进行考察。结果表明:2008年以来,制造业国内增加值DVA和RDV比重上升,国外增加值FVA比重下降,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上多环节生产的能力不断提升;2004-2018年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的位置度缓慢提升,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呈下降态势,但前向参与度上升,中间产品出口增加值占比提升;不同技术水平制造业在参与分工中价值链提升及产业结构优化方面存在异质性的影响。资源禀赋和生产环节技术密集度差异影响不同技术水平制造业融入全球价值链的路径和地位;计算机光电设备、纺织服装等制造业前向垂直专业化(VS1)程度有所上升,从依靠进口中间产品逐步向生产中间产品出口国位置转化。     

增加值统计法视角下我国贸易平衡问题研究

为正确看待全球经济一体化下的贸易平衡问题,促进国际经济合作,文章从增加值统计角度,采用国际投入产出表分析了我国与贸易伙伴国的贸易差额以及最终需求拉动下的增加值差额.研究发现:与传统贸易统计数据相比,我国与大部分贸易伙伴国间的贸易差额需要缩减,与部分贸易伙伴国间甚至出现了顺逆差关系逆转;从最终需求的国外增加值拉动角度来看,贸易伙伴国对我国产生了总计为正向的价值带动作用.     

中美贸易摩擦、全球价值链分工与福利效应

基于全球价值链分工,本文利用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加征关税清单、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WIOD)和中美家庭消费支出调查等数据,使用Taylor一阶展开法和考虑消费异质性的Creedy方法测算了中美贸易摩擦给全球价值链参与者带来的福利效应。研究发现:第一,无论基于Taylor一阶展开法还是Creedy方法,本轮贸易摩擦给中美两国自身带来的福利损失最大,且美国受损程度明显高于中国;第二,全球价值链上加拿大、墨西哥等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成员以及日本、德国、英国等经济体受中美贸易摩擦影响的福利损失较大;第三,国别责任分解表明中美福利损失主要来源于自身加税行为,而其他绝大多数经济体的损失主要由美国加税引致;第四,收入分配方面,中美贸易摩擦引致的中国福利损失是累退性的,而美国福利受损程度与收入呈现非线性的“倒U型”关系,表明中美贸易摩擦不利于收入分配格局的改善。全球价值链各参与者应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积极主动维护多边贸易规则和国际治理秩序。     

全球价值链嵌入与国际经济周期非对称联动

剔除第三方效应测度双边价值链嵌入度,考察其与国际经济周期非对称联动间关联。研究发现:融入全球价值链使中国制造业陷入低增值率出口与中间投入高比例进口的困境,进而削弱了中国与贸易伙伴国经济扩张的联动,加强了中国与贸易伙伴国经济紧缩的联动,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国际经济周期呈扩张联动低于紧缩联动的非对称特征。该现象在金融危机前突出,危机后有所缓解但仍存在。相对而言,融入全球价值链大幅削弱了中国与经济增长较为稳健的发展中国家、非欧盟国家经济扩张的联动,又大幅加强了中国与发达国家、欧盟国家等危机多发国经济紧缩的联动,影响中国经济稳定增长。要规避全球价值链嵌入对稳增长的阻碍,中国须提升制造业出口国内增加值份额,并着力降低中间投入进口比例。本文发现了国际经济周期联动的非对称特征,并基于中国融入全球价值链的典型特征解释成因,研究结论可为制定实施稳增长政策提供决策参考。     

价值链嵌入与经济周期联动——增加值的视角

本文利用1997年、2002年、2007年和2012年中国区域间投入产出表，从增加值的视角研究了价值链嵌入与经济周期联动性的关系。不同于存在重复统计问题的现行总值核算方法，本文基于区域流出的增加值完全分解框架，重新构建了增加值核算下的双边贸易强度和价值链贸易强度。实证结果表明双边贸易强度和价值链贸易强度分别对经济周期联动性有显著的正向和负向影响，验证了Frankel-Rose效应的存在和国内区域分工的替代性特征；从“地理偏好”角度，本文发现增加值供求的地域特征会强化价值链嵌入与经济周期联动性的关系；进一步，“第三方效应”分析表明双边贸易强度很大程度经由国内其他区域传导经济波动，而价值链贸易强度与经济周期联动性的关系则基本不受第三方效应的影响。     

中国贸易统计如何应对全球化挑战 ——将增加值引入贸易统计：改革还是改进？

 本文指出面对全球化挑战,国际贸易统计方法亟待改进,而增加值贸易核算是其中的重大议题。进而提出中国国际贸易统计全面改进的思路和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