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晉史的撰述与唐修晉書撰人問題

中国历史編纂学从孔子到司馬迁已有显著的发展,通过魏晉南北朝,所謂乙(史)部之書,已由“六經附庸,蔚如大国”。其見于隋書經籍志者:“凡史之所記八百一十七部,一万三千二百六十四卷。通計亡書合八百七十四部,一万六千五百五十八卷”。較之汉書艺文志著录:“凡春秋二十三家,九百四十八篇”者,其著作数量增長了十六倍,真是一个敬人的发展。以晉史而論,唐贞观(公元627—649年)中,詔修晉書时,犹有十八家之多,然据文献所载,唐以前撰述晉史之可考者,无虑数十家。因此,晉史的修撰,反映了中国历史編纂学在两晉南北朝时期发达的情况。     

批判古史辨派的疑古論

“古史辨”一書主要收集解放前30年間國內史学界所撰寫的有关古史古書的討論文章。这书先后出了七集十大冊,共320余万言,份量可謂不少,討論范圍除主要的关于中国古史傳說、古帝王的系統問題外,更涉及到經書子書的考辨以至于陰陽五行思想等方面。由于这書是采取討論文集的編纂形式,所以各文中的意見有許多紛歧甚至絕然相反的地方,作者亦是包括多方面的人。但在这里我們是否可以得出一个結論,以为“古史辨”的編纂是沒有什么眉的,只是把一些文章雜凑起來就算数的呢?我認为不能这样說,“古史辨”是有它的主導思想和中心內容的,从他的几位主要編纂人的文章來看,侭管所談的     

穀梁为古文学补證

这一篇是我在抗战期中繼拙署穀梁伪考一書所寫的論文,因「文体可以不加变动」,所以現在沒有改寫。謹以投登学报,尚請讀者提出宝貴意見。辛未之夏,余撰为穀梁不傳春秋證,用吴兴崔氏說,明穀梁亦古文。当时撰述之恉,端在推見穀梁一書,本非春秋之真傳,乃雜取傳記以造;于穀梁之为古文,但略加以闡明,未遑詳举其例。余書行世,論者虽多题余說,以謂穀梁真伪至是可以定讖。然私意固欲更深切著明之也。近十年来,讲授之余,頗究心于經今古文学。暇时繙覽经傳史籍,于两汉書中,偶獲数證。如:梅福傳引匡衡奏議用礼記「孔子曰,丘。殷人也」之說,与穀梁傳「宋穀其大夫,不称名姓,以其在祖位,尊之也」說合,而「上以其語不經」。如:賈逵傳謂:「至光武皇帝,奋独見之明,兴立左氏     

說“晏子春秋”

一“晏子春秋”(或簡称“晏子”),是一部接近历史小說的散文作品。关于它的記載,最早見于司馬迁的“史記”。“史記”說: 吾讀“晏子春秋”,詳哉其言之也!……其書世多有之。(“史記”管晏列传”) “史記”沒有著明这部书的篇数,但我們可以知道,它在汉初时,已經广为流布了。稍后于司馬迁的刘向,曾对这部書作过一番整理,汰去重复的篇章,定著为八篇,二百一十五章。他說:     

《尔雅》管窥

尽管《尔雅》編纂的年代还不很清楚,它是我国第一部故訓汇編是可以确定的。它虽然不是专为解經而編纂的辞书,但自从《汉书·艺文志》把它附于“六艺类”的《孝經》之下,以后編书籍目录的都不敢不列之于經部。至唐开成鐫刻石经,它更和《易》、《书》、《詩》、《三礼》、《三传》、《論語》、《孝经》同时上石,而列为十二經之一了。当然,把它划归經部,未必合适,但由此也可以     

儒学独尊与西汉时期的目录事业

汉代是儒学独尊的时代，儒家经学成为统治者的最高教条，儒家思想居于统治地位。这种文化专制政策对刘向、刘歆和班固的目录学思想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们所编撰的目录学著作——《别录》、《七略》和《汉书·艺文志》是在“独尊儒术”大环境下产生的。编纂理论、观点乃至方法都受到儒家思想的制约，他们的儒家世界观对目录学有瑕瑜互见的影响     

从骨臼刻辞看殷虚甲骨的管理方法与我国图书目录的起源

我国现存最早的完整的图书目录要数《汉书艺文志》了。《汉书、艺文志》是东汉班固在西汉刘向、刘歆父子所著《七略》、《别录》的基础上“删其要”而成的。后二者在唐代均佚,清人姚振宗《快阁师石山房丛书》虽有辑佚,但毕竟不算一部完整的原图书目录了。这就证明,我国图书目录决非自《汉书、艺文志》始,而是在它之前就早已有图书目录产生出来了。     

西周的社会性質

四西周封建社会的特征与封建化的經过殷周之际确实是一个变革的时代。詩經大雅文王之什說:“周虽旧邦,其命維新!”孟子告訴滕文公行井田制时也說:“子力行之,亦以新手之國”。从西周以至战國的知識分子,都認为周人所行的制度,对于殷代說來,确是一种新的制度。后人以为周公制礼,这傳說不是无因的。先就土地制度來說,在上文已經提到过,“耤田制”在殷代晚期就已經出現;但西周初年的令鼎有說到:“王大耤農于諆田”。到底殷代的“观耤”,与     

《战国策》的作者及其古、今本問題

《战国策》是战国时期纵横家游士們策謀說辞和权变故事的汇編,书中也有不少关于当时俠义之士(如魯仲連、豫让、荆軻)事迹的記載,分十二国纂輯,共三十三卷。《战国策》是我們研究战国历史重要文献資料之一,司馬迁著《史記》关于六国史事,曾大量取材于此(不过当时的《战国策》尚未編定成书,还只是初步集中起来的档案資料)。《战国策》自經西汉末刘向編定成书之后,在其长时期的流传中,曾遭受学者們的     

“尚書引論”自序

尚書是我們研究中国古史、古代語言文学和学朮思想所必当学习的一部古籍。但是尚書流傅甚久,关于尚書的名义、起原、編定、傅本、篇目、真伪等等,问题頗为复杂,而又不易判辨。我們現行的十三经注疏本尚書是依据伪孔傳本。这里面的五十八篇,除了汉初伏生所傳今文尚書廿八篇分为三十三篇(註一)是真的尚書外,其余廿五篇都是所謂「伪古文」(註二)。「伪古文」一案,从唐宋学者怀疑起,到清代的閻若璩丁晏等人才慢慢地考証出来这是王肃伪造,但是也还有人想推翻这一公案,这是需要更加解决的。汉代又有所謂孔壁古文,在汉志中列有古文尚書經四十六卷。这个四十六卷本是五十八篇,是将同于伏生今文的古文尚書分为三十四篇,另加逸書十六篇,这十六篇又分为二十四篇才構成的(註三)。关于这一种的傅本篇数,也是問题多端。清儒王鳴盛在尚書后案中说:「尚書卷篇之数,千載夢夢,直至閻(若璩),惠(棟),方加厘正,十得八九,犹不无小誤,至予論始定」。可見这一問題也是經过許久才获得解决。但是談泰誓的人往往忘了古文尚書四十六卷中也有泰誓,这也是我們現在应当加以纠正的。伏生今文原是廿八篇,加入后得之泰誓一篇,才成为廿九     

试论汉赋的讽谕

最早使用“讽谕”(“风谕”)一词的,是西汉末、东汉初的刘歆、班固。在他们之前,人们通用“风”、“刺”、“讽谏”等术语评论诗、骚和汉赋,刘、班也只在评论汉赋时使用这个词语。如《汉书·艺文志》说:汉兴,枚乘、司马相如,下及杨子云,竞为侈丽(?)衍之词,没其风谕之义。由于《艺文志》是班固根据刘歆完成的《七略》写的,所以也体现了刘歆的看法。到班固写《两都赋》的时候,对于具有讽谕意义的汉赋就谈得更为详细了:     

知人论世说刘歆

刘歆(前53-前23),字子骏,后改名秀,字颖叔,汉高祖刘邦之同父异母弟楚元王刘交五世孙,刘向第三子,沛(今江苏沛县)人,西汉经学家、目录学家、天文学家、文学家。其卓越学识为古今学者同声赞誉。班固、章学诚、章太炎、梁启超等都把刘向、刘歆父子看作是孔子的后继者。章太炎称孔子以后的最大人物是刘歆,顾颉刚称刘歆为“学术界的大伟人”。刘歆是一个在学术上与政治上都名声很大的人物,也是我国历史上颇有争议的人物。对刘歆的认识影响到对《七略》的准确解读,因此,有必要剖析一下刘歆的学行。刘歆以汉家宗室助王莽篡汉建立“新”权且贵为国师…     

汉代小说略论

汉代是中国古代小说的肇始时期,“小说”一词在汉代也成为专用名词。西汉后期,刘向、刘歆父子在整理秘府图书时,对当时存在的“小说”进行了校录。汉人小说,至今或佚或残,已无完秩。今传所谓的汉人小说若干种,如《神异经》、《十洲记》、《汉武故事》、《汉武内传》等,皆为伪托之作。     

《涉江》非屈原作说辨惑——兼谈对有关屈赋真伪之争的拙见

屈原是我国古典文学史上第一个伟大的诗人。他在政治上失败之后,写了许多不朽的诗篇以抒愤明志。他的诗作因为用的是楚声,故世称“楚辞”。对楚辞的研究在西汉即成为专门学问,产生了不少楚辞作家和研究楚辞专家。这种写楚辞、研究楚辞之风,至东汉而不衰。西汉大学者刘向受诏校理旧籍,根据所掌握的丰富资料,继《诗经》之后,编辑成我国另一部重要的诗歌总集—《楚辞》。刘向校书,著有《别录》。向死,其子歆也是西汉大学者,受诏继承父业,撮取《别录》的指要著《七略》。东汉大史学家班固撰修《汉书》,又删《七略》之要而成《艺文志》。《艺文志·诗赋略》著录《屈原赋》二十五篇,此二十五篇必在刘向所编辑的《楚辞》中。东汉王逸穷毕生的精力研究楚辞,即用刘向所编辑的     

《世说新语》思想艺术论

一、《世说》的成书、作者及特点《世说》之名,始于刘向,已见《汉书·艺文志》。据《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儒家类著录,刘向所序六十七篇中,即有《世说》一种。余嘉锡考证说:“刘向《世说》虽亡,疑其体例亦如《新序》、《说苑》(按指分类编纂),上述《春秋》,下纪秦汉。义庆即用其体,托始汉初,以与向书相续,故即用向之例,名曰《世说新书》,以别于向之《世说》。共《隋志》以下但题《世说》者,省文耳。”刘义庆所撰《世说新语》,唐写本、《太平广记》皆题作《世说新书》;唐刘知几《史通·杂说》、唐王方庆续书《续世说新语》,又称“新语”。可见唐宋之初,《新书》、《新语》之称并行;宋初之后,《新语》之名较普遍通行。如宋代汪藻《世说叙录》说:“晁文元、钱文僖、晏元献、王仲至、黄鲁直家本,皆作《世说新语》。”可证。又今存南宋绍兴刻本,即题作《世说新语》。     

也谈《山海经》的成书

汉代学者刘歆在给汉成帝的《上〈山海经〉表》中说:禹治水时,“益与伯翳士驱禽兽,命山川,类草木,别水土……逮人迹之所希至,及舟舆之所罕到。内别五方之山,外分八方之海,纪其珍宝奇物,异方之所生,水土草木禽兽昆虫麟凤之所上,祯祥之所隐,及四海之外,绝域之国,殊类之人。禹别九州,任土作贡,而益等类物善恶,著《山海经》”。①这就是说,《山海经》这部中国最古老的的书,是协助大禹治水的益著的(另外还可能有伯翳)。这一说,恐怕不是刘歆的杜撰,而是于古有据的,所谓“古文之著名者也”;不然,他不就犯了欺君之罪么?所以打从东汉的王充和赵晔起,经…     

試論春秋战国时土地制度的变化

(一)西周的土地制度談到春秋战國时的土地制度,必须称为追敍一下西周的土地制度,西周的土地制度怎样呢?詩小雅北山篇說:“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这句話在先秦典籍如左傳、孟子、战國策等書中,被一再引述着。尚書梓材篇也說:“皇天既付中國民、越厥疆土于先王?闭饫镎f明着土地和人民都屬于周天子,天子是最高的土地所有者。諸侯國君的土地,都是由天子那里受封而來,故左傳隱公八年說:“天子建國,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大孟鼎也說:“粤我其     

学习古汉语札记四则——谈“双宾语”及其他

一、不义不暱,厚将崩这是《左传》隐公元年中的两句話,王力先生主編的《古代汉語》(下簡称《課本》)第10頁注[24]說: 不义,指不义于君;不暱,指不亲手兄。暱,亲近。这是承用晉杜預的說法。杜氏《春秋經传集解》說: 不义于君,不亲于兄,非众所附,虽厚必崩。此說是不精确的。“不义于君”的“于君”和“不亲于兄”的“于兄”,都是凭意念所     

批判胡適的“易卜生主义”的錯誤观点和方法

大約30多年前,一个在教会大学教书的美国人,为了在东方宣傳欧美流行的一套资产阶级文艺思想,編了一部英文“泰西文学”,由商务印書館出版。慣于为美国人捧場的胡適,替这部書做了一篇頌揚备至的序言,同时照例也为自己吹噓一番,說他是把易卜生介紹到中國的第一个人。他指的大概是在1918年6月“新青年”雜志上他寫的那一篇“易卜生主义”。这篇文章与其说是介紹易卜生,倒不如說是歪曲易卜生,以介紹易卜生为幌子來宣傳他自己的反动思想。一开始,他就用錯誤的观点來对待“易卜生主义”这个問題,他企圖阉割易卜生作品的藝術特征。至于易卜生的創作方法,实际上被他貶抑成为自然主义;尽管口头上他也说     

刘歆的《周礼》学及其在两汉之际的传承谱系

两汉之际是《周礼》学的奠基和发轫时期。刘歆是《周礼》学的奠基人和开拓者。约略说来刘歆对《周礼》学发展所做的贡献,主要有如下三端：首先,刘歆在与其父刘向受诏校理秘府图书时,不仅将《周官》（《周礼》）这部几乎不为世人所知的典籍著录于《七略》之中,而且还“独识”《周礼》的价值,顶住各方面的压力,不遗余力地向学术界推介这部在秘府之中新发现的典籍。其次,《周礼》一书于王莽当政时被立于学官、设博士主要应归功于刘歆的推动。复次,刘歆不仅研治《周礼》,撰著《周官传》四篇,而且还广收门徒,传授《周礼》之学。两汉之际著名经学家杜子春、郑兴、贾徽、郑众、贾逵及卫宏等人都曾直接或间接地师从刘歆学习过《周礼》。他们或是刘歆的弟子,或是刘歆的再传弟子,都出于刘歆的《周礼》学传承谱系。他们在《周礼》研究领域都做出了重要贡献,从而使《周礼》学逐步发扬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