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桂阳县教育史事考略——兼论族学中的文课会制度

清代桂阳县的教育基本上由县学与官民合办的义学,以及更多民办性质的书院、族塾构成。县学主要承担生员的教学、祭祀或科试活动,而民间书院、私塾更多承担生员以下的蒙养教育。在科举考试日臻极致的清代社会,义学、书院以及族塾无不受到科举的影响。作为族学教育基金会性质的文课会,其支助的族内课考也以科举考试为样板,每年四次,为族内子弟将来的科举应试提供模拟训练。     

科举与北京书院的互动关系

科举与北京书院共存千余年,相互影响,相互激荡。北京书院因科举兴盛而起,因科举废除而终。在科举与北京书院的互动关系中,科举占据主导地位,主要体现为科举对书院教育的规范性影响。科举引领着北京书院的兴衰、发展方向、教学内容、考试内容,甚至考试程序;而北京书院则成为全国科举考试生源的来源地,许多书院生徒在此受到科举考试训练,并且由此荣登龙门,或成为官吏,或成为学者,为科举考试制度注入了活力,特别是在官学衰落的情况下更是如此。     

18世纪汉学书院与科举关系新论

18世纪中叶出现的乾嘉学派以书院作为汉学研究和传播的基地。由于汉学家执掌的书院与直接为科举考试服务的考课式书院有显著的差异,造成了汉学书院不为培养科举人才服务的假象。其实,汉学家主持的书院不仅在山长的延聘上注重科甲出身,而且其教学活动也不排斥科举之学,能满足生徒获取科场应试知识的需求。因此,汉学书院与科举的关系十分密切。     

本期导读

书院是存在于唐宋至明清的一种独立的教育机构,是私人或官府所设的聚徒讲授、研究学问的场所,千余年来,书院和科举制度相关联,2011年是我国书院改制110周年,我们特别策划了"书院和科举"专题,发表了三篇重头文章,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生导师、科举制度研究专家李世愉的《论清代书院与科举之关系》指出:清代书院的兴衰和清朝政府的态度具有很大关系,政府加强书院建设是为科举培养人才,书院只有和科举联系起来,才能获得发展,故清代书院表现出与科举同命运的特点。湖南大学博士生导师、我国     

清代书院训诂教育的缘由探析

清代是继汉代以后中国古代语言学发展中的又一巅峰时期。清代语言学的光彩夺目与清代众多书院的小学教育密不可分。训诂教育是清代书院小学教育中的一项重要内容。清代一些书院通过训诂教育,为生徒通经夯实基础,而通经往往是为了明道或致用,为国家培养实才服务。在科举背景下,良好的训诂基础有利于写作科举文尤其是八股文,能够增强生徒的应举能力。清代书院类型多样,各种类型的书院在训诂教育的缘由上往往有别,对训诂教育的重视程度也有所不同。其中,汉学书院是训诂教育的中坚力量,这类书院为清代训诂学乃至清代考证学的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     

论清代书院与科举之关系

清代书院的兴衰和清朝政府的态度具有很大关系,政府加强书院建设是为科举培养人才,书院只有和科举联系起来,才能获得发展,故清代书院表现出与科举同命运的特点,因科举的兴衰而兴衰,因科举的废除而改制,书院俨然成为科举的附庸,许多书院的条规都是围绕科举而制订的,如书院的活动安排和章程的制订,都以科举为中心,这说明书院终究摆脱不了时代的局限。     

科举制是古代书院发展的基础和动力

探索了科举制与书院发展的历程,认为科举与书院共生、共存、共兴、共衰。科举对士子求学的刺激、中国古代重考不重教的政策、科举考试的政治性、权威性、统一性促进了书院的发展。书院的科举化保证了政府对教育的控制、扩大了统治的基础、传递了主流文化,并保证了教学水平。对书院大师也受科举制约的历史现象作了几点思考。     

明代人才选拔、培养模式与书院发展关系探析

明初统治者在健全科举考试制度的同时,将官学纳入科举体系之中,形成了科举-官学的人才选拔与培养的运作模式。在官学能够满足科举应试需要的时期,书院被排斥在科举-官学模式之外。然而,当官学的教学功能日渐式微,在官方的认可和扶植下,书院再次承担起了教授科举人才的重任,科举-官学模式转变为科举-书院模式,书院因此而兴起,其数量与规模都远逾前代。     

清代陕西书院的藏书制度及其特点?

清代是陕西书院发展的顶峰时期。书院藏书主要来源于皇帝御赐、官吏赠书、私人捐赠、书院自置四个主要途径,制定并实施了图书的典藏、借阅、保护制度管理制度,并进行了图书编目的工作。根据书院藏书及其学风的不同,书院分为理学的书院、科举的书院、新式书院等类型,反映了清代陕西书院藏书特点及其与区域学术发展、教育理念之间的密切联系。     

元代书院与程朱理学的传播

元代建立之后,南宋遗民将书院作为研究与传播程朱理学的基地,以捍卫其作为"道统"维护者的尊严.在官方支持下,程朱理学以书院为依托实现了北传,不但将程朱理学的影响成功地向北方广大地区扩展,而且也使蒙古贵族对其有了更加深入的认识.随后,程朱理学被统治者提升为官方哲学,并规定为科举考试的主要内容.在学习程朱理学与科举应试相统一的思想指导下,元代书院的教学成为程朱理学传播与普及最重要的途径.     

明清关中书院与文学

为研究明清关中书院与文学之关系,从社会文化史视角对明清关中地区书院的复兴、书院的学术、书院与科举、书院与文人之风气等相关问题进行研究,认为明清关中书院对明清关中文学发挥着促进作用,为科举人才的培养和文学环境的营造创造了条件,成为明清关中文学发展不可或缺的一环。     

理学家与南宋书院的兴起

南宋理学家掀起的书院运动,使理学与书院同时兴盛,出现一体化的深度融合。理学家有两大目标,一是谋求官方和民间两种力量共同推进书院的建设,二是建立官方书院,使之成为与州县官学并存而又能修正其沉迷科举的弊端的另一种官方教育模式。书院不以科举为目的,而以讲学为指归,是理学家追求的理想。     

清代河西地区的科举家族探析

清代科举家族是指那些世代聚族而居,从事举业人数众多,其中至少取得举人或五贡以上功名,在全国或地方产生重要影响的家族。清代河西地区科举家族的出现是多重因素共致的结果,诸如政局稳定、教育机构创建、科举政策调适以及科举家族内部教育环境等。科举家族一般是地方社会的望族,在地方社会的公共领域,都活跃着他们的身影。     

清初汉族士人政治处境及心态考略——以己未博学鸿儒科“新朝士人”为考察对象

康熙十七年(1678)诏开博学鸿儒科前,"新朝士人"虽已在政治上归附了清朝,但"旧巢覆破、新枝难栖"的处境让他们的内心充满了恐慌与失落,个体价值无所归依,人生理想无法实现,他们与朝廷处于一种淡淡的"疏离"态势之中。博学鸿儒科的诏举使"新朝士人"在文化上重新获得了归属感和认同感,政治态度由"疏离"彻底转向"归附"。汉族士人的"国家效忠"意识达到了一定的高度,超越了"民族认同"成为决定他们行为方式的重要因素。     

从《我的母亲》看科举制度下的士习与民风

著名文学传记《我的母亲》 ,记载传主一家的生活状况 ,表现了晚清知识分子的追求和当时的社会风气 ,为研究科举制度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材料。     

试论清代八旗的翻译科考试

翻译科考试是清代八旗科举制度研究的重要内容,是清朝统治者加强其政治文化统治的一项重要政策,同时也是清统治者借此保持和维护满蒙自身文化传统和文化习俗并进而积极吸收汉民族优秀文化的政策之一。翻译科考试采取了历代科举考试的基本规制,其考试内容和取录方式也一仍其旧,在科举考试的某些方面,则根据八旗翻译科的实际情况做了相应的改革。     

清代书院的道德教育及其对当代思想道德教育的启示

清代书院类型主要有四种:以科举考课为主的书院,以讲习理学为主的书院,以博习经史词章为主的书院,以学习西方近代科技知识为主的晚清西学书院。清代书院的教学宗旨都突出了德育的要求,并且各有一定的特点;清代书院还十分重视具体教学制度对学生德育的功能,如在选拔教师时,注重考察其德行表现;注重祭祀制度对学生的德育功能;注重学规章程对学生德行的塑造作用。考察清代书院的道德教育,对当前高校大学生思想教育工作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唐朝中叶的文人经说

唐代通常被认为是经学不振的朝代,却不知唐是科举策经的时代,科考要考策问,而策问的内容就是经义和时务。考诸权德舆、韩愈、柳宗元、吕温、刘禹锡、皇甫、李翱、欧阳詹诸家文集,可以勾勒出唐代中叶配合科举考试缺席和太学教学体制形成的一种“文儒”形态。唐朝中叶的文人说经,具有以下倾向与特点:重义理、尊六经、言圣道、辟异端、辨疑伪、说性命、申礼学。唐代经学是经学史上的一抹异彩。     

陕北历史上的书院

陕北书院始建于宋代而昌盛于明清时代。在此期间,陕北各地相继建立了书院,书院大部分由地方官和当地绅士捐银而建,其目的是为讲学和生员们准备科学考试提供场所。书院对陕北文化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科举制度的废除与绅士阶层的分化

清末科举制度的废除对中国政治、社会、文化产生了多方面影响,尤其直接改变了中国社会阶级结构。科举制度是士绅阶层存在的支柱,而科举制度的停废,意味着其原有阶层流动的渠道不再畅通,于是绅士便分流到新式教育、经济、军事等各个部门,绅士的社会角色和价值观念发生了空前的变动。但是,作为统治中国社会特权等级阶层的绅士地位和身份的变化对清末民初的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