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光体与唐宋诗之争

唐宋诗之争是中国诗史上一大公案。近代“同光体”诗人“二陈一沈”,对贯穿清代诗学的唐宋诗之争进行总结、整合和创新,分别提出“三元说”、“三关说”、“格韵说”,目的不在于比较唐宋诗之优劣,而在探讨诗歌的终极关怀,其终点是将诗艺、诗道关系,融入到人文精神与民族文化精神之中,旨在探讨诗学的未来出路和价值取向。     

阮元文笔说的发轫与用意

嘉道时期,阮元撰写了一系列文章考辨文笔,定唐宋古文为笔,非继承孔圣文统之"文",以此奠立文选正统,排斥桐城古文,又通过策问学海堂弟子扩张推广其文笔观.论者多视此事为单纯的文体之争,或是汉宋之争漫入文学领域的反应,离阮元本意较远.阮元厘正文笔,旨在树立文选正统,有维护家族荣誉与自身学统之意,更有隐刺方苞所定四书文程式的内涵.此举与其偏重科考第二三场经解史策、贬低四书文以引导经解之学密切配合.     

唐宋之辨与唐宋诗之争的发轫

唐宋诗之争,在宋代呈现出第一段曲折繁富的轨迹。从魏泰、叶梦得到张戒,开启了唐宋诗之争的大门;朱熹对唐宋诗的论析,丰富了唐宋诗之争的内涵;叶适与“四灵”的倡“唐音”,促进了对唐宋诗的更深层次的比照分析;戴复古、刘克庄的唐诗之论,则将对唐宋诗彼此消长、转替的观照及其意义进一步予以了深化。     

李太后与“国本之争”

论及明朝万历政局演变,"国本之争"是非常重要的事件。但明神宗之母李太后在国本之争中究竟起到何种作用和影响,史界就缺乏系统深入的阐述。本文拟对此问题做一初步解析,有不妥之处,务请方家指正。     

戴表元散文成就与宋元之际斯文传承

宋季道学盛行而文艺低迷,辞章之弊甚矣,斯文式微。舒岳祥、王应麟等浙东文派传人以名重一时的文坛声望、平易流畅的优良文风和多种文体的创作实绩,代表了散文发展的主流,捍卫了宋文传统的清流。其中,戴表元功绩尤巨。戴氏作为"叶适—陈耆卿—吴子良—舒岳祥"一脉辞章之学的正宗嫡传,秉持该派"合文理于一"的文论主张以及文质彬彬的写作路向,承继唐宋古文特别是欧苏为代表的宋文优秀传统,祛除宋季辞章陋习,濯然自异,以清深雅洁的散文写作,实现了振起斯文的历史重任,为宋元之际的斯文传承做出了重要贡献。     

略议蒋介石强制立约法的真实意图

1931年2月,国民党两巨头蒋介石与胡汉民为是否立约法发生激烈冲突,最后以蒋介石强硬扣押胡汉民收场,史称"约法之争"。史书大都认为蒋介石此举是"为自己的专制统治披上合法外衣"。笔者认为,仅以其独裁意图为他与胡的"约法之争"作定论,未免过于片面。蒋介石强制立约法的真实意图,不仅有个人权力之争,也包含有与胡汉民不同的政治态度、或者说是不同的治国理念之争。     

雅俗之变的重要个案——花雅之争透析

花雅之争是戏曲史上长期关注的一个话题,论文以禁戏为切入点,对花雅之争重新探讨。和前人统而论之有所不同,主要从清廷、地方文人士大夫、地方行政人员、普通民众几个不同的接受群体分开来谈。将花雅之争放在清朝文字狱的大背景下,着力指出各接受群体在花雅之争的过程中所发挥的不同作用,尤其是清廷和地方政府在禁戏方面的相同和相异之处,并且尝试对民众的文化欣赏水平做出定位。以期在分析花雅之争这个雅俗之变个案的同时,对文学发展中的主客观因素、偶然因素和必然因素有进一步的认识。     

从“性情之正”到“文”、“道”之争徐复观文艺思想再探——徐复观文艺思想再探

“心性”之学是中国当代新儒家哲学思想的核心,将“心”的文化与“心”的艺术之间的障壁打通却是徐复观的独创。他在阐明艺术价值的根源和艺术创造的关键基础上,又从艺术创造主体角度对艺术的真谛进行了人性主义的阐释。其要点有二：一、艺术家人格修养的层级性决定着艺术创造中价值、意味发现的层级性,艺术个性化的前提乃在作者能得“性情之正”而不仅仅是“性情之真”;二、“文”与“道”之争是个常论常新的话题,而“专制制度”才是文艺发展的最大障碍。     

从韩柳欧苏文看唐宋文的差异

唐宋散文的主要差异是:唐文奇崛,宋文平易;唐文硬直,宋文柔婉;唐文清瘦,宋文丰腴;唐文古雅,宋文通俗;唐文多正体,宋文多变体。     

五四运动以后两次中西文化论争的当代启示

中西文化问题是中国思想文化界常盛不衰的课题,中西文化之争贯串了中国近代以来的全部历史."五四"之后,20世纪20年代由"东方文化派"挑起了"东西文化之争",30年代由中国文化建设道路问题上的"全盘西化论"和"中国本位论"引起了"中西文化之争".这两次大论争的实质是中国社会发展的道路问题.历史证明,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指明经济上、政治上的中国社会变革之路以及中国文化的建设之路.     

中国传统社会文化的近现代变革

面对中国传统社会文化在近代的深刻危机,中国社会曾作出了种种回应,选择了种种的发展道路和模式,其中, 中西古今之争是一个重要的主题。而从“中西之争”到“古今之争”的演变是人们对中国近代社会文化危机与中西社会文化关系的认识不断深化和推进的表现,它典型地展示了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变革的一个轨迹。同时,它也在客观上提出了由民族历史和民族文化走向世界历史与世界文化这一新的重大时代课题。     

佛典汉译的文质之争与西方意译、直译之争的对比研究

佛典汉译的文质之争是我国翻译思想的第一次争论,历时长久,影响深远.由于年代久远,文质之争常被一些学者比附为西方的意译、直译之争.事实果真如此吗？对比研究显示:佛典汉译的文质之争与西方意译、直译之争的出处不同,内涵不同,争论过程也不同,佛典汉译的文质之争渊源于我国传统文化,内涵是译文语言的文丽或质朴,需要解决译文是否需要文饰的问题,属于语言风格的争论;而意译、直译之争渊源于西方传统文化,内涵是按意翻译还是按词翻译的问题,讨论如何传达原文的问题,属于翻译方法的争论.这些不同说明文质问题不等于意译、直译问题,二者虽有关联,但侧重点截然不同,我们不能简单地把佛典汉译的文质之争比附于西方的意译和直译之争.     

唐宋传体文流变论略

唐前传记文主要包括史部的史传、杂传和集部的行状、碑志.唐宋时期,史部杂传数量大幅下降,而集部传体文日益增长.唐宋传体文体制可分为正体和变体两大类:正体之传恪守"纪一人之始终"的规范.但也有变化;变体之传又可分为自传、讽喻传、拟人传、传物、传奇等类,拓展为全新的杂文文体.唐宋传体文流变过程中.古文家是主要推动力量,变体、破体是其内在动力,而增强文学性是其主要趋势.唐宋传体文流变为元明清传体文的大发展奠定了基础.     

庄子哲学的“是非之境”

本文认为"是非"问题是理解庄子哲学的关键。"百家争鸣"是庄子反思"是非"的思想背景;"是非无定"的逻辑困局以及"成心"是产生"是非之争"的直接原因。在庄子看来,"是非之争"有三个弊端:异化个体的心灵,扰乱社会价值,也是"道之所以亏"的最大诱因。由此,庄子提出了"以明"、"以道"的方法,分别从心灵和天道两个方面观照外物,以消解"是非之争"对人、世、道的三重伤害,从而超越"是非之争",而进入"理境"与"境界"相交融的"是非之境"。     

施特劳斯与“古今之争”:一个文献述评

政治哲学领域中的"古今之争",是关于古典政治哲学、政治实践与现代政治哲学、政治实践之间孰优孰劣的争论。目前国内外有关施特劳斯与政治哲学的"古今之争"问题的研究,主要有三种视角,但总体来看,这些研究仍存在着三方面的缺陷,即:忽视了施特劳斯重提"古今之争"的学术环境、忽视了施特劳斯理论的现实关怀、忽视了对其思想渊源的深度考察。     

从文化交流背后的冲突来看"礼仪之争"

"礼仪之争"是中国基督教史上一个十分重要的事件,它不仅对基督教在中国的命运有很大影响,也激发了西方对中国社会和文化的进一步认识.对这场争论进行溯源,可以看到资本主义扩张、宗教改革、政教关系等等因素的作用,但贯穿始终的是中西方这两种本位主义文化背后潜在的观念冲突.冲突既存在于西方传教士与中国士大夫之间,也各自存在于西方传教士之间和中国士大夫之间,而且自传教之初就已经存在,在其他的因素的作用下一步一步彰显出来,直至最终激烈的争论的爆发.     

试论桐城派与嘉道时期的理学复兴之势——围绕“汉宋之争”进行的考察

嘉道之际,随着汉学、宋学对峙的公开化,"汉宋之争"随之达到高潮。而尊奉程朱理学的桐城派在此时的学术论辩中,鞭挞汉学弊病,力辩程朱正统,拓展宋学生存空间;批驳汉家"义理"观,捍卫程朱义理;兼采汉宋,阐扬理学经世思想,利用这场"汉宋之争"扭转了学术格局,促使宋学势压汉学,呈现复兴之势。可以说,宗崇程朱的桐城派是嘉道年间学术争辩中的主力军,其通过"汉宋之争"为理学走向复兴奠定了学术和社会基础。     

新旧之争与新文化运动的正统问题——以张东荪与傅斯年等人的论争为中心

1919年初,在新文化运动所引发的新旧之争日趋激烈的背景下,张东荪与傅斯年、胡适等在《时事新报》、《新潮》上展开了一场是否应该在输入新文化的同时破坏旧文化的论争。张东荪提出在全力输入西方文化的同时,对传统文化持"不骂不破坏"的态度;傅斯年与胡适则强调输入新文化的同时必须破坏传统文化。在论争中,他们虽不同程度地接受了对方的主张,却因此更加强了"因相近而区分"的心态,并隐隐显现出分居上海与北京的两方对新文化运动正统的争夺。在某种程度上,日趋激烈的新旧之争也并非新与旧之间的文化竞争,反倒是基于不同西方思想资源的新与新之间的竞争,表现出新文化运动本身的多义性。     

从1917年唐宋诗之争看南社与晚清民初宋诗派的关系

文章详细梳理了发生于1917年左右的南社内部的唐宋诗之争,在此基础上深入探讨了南社与近代宋诗派的关系.所谓晚清民初宋诗派,文章中指出现于清代光绪中叶、活跃于宣统及民国年间的宗宋诗派,代表人物有陈三立、郑孝胥、陈衍等人.文章认为,南社内部的唐宋诗之争的根本原因是清末民初宋诗派的巨大影响.而胡适等新文学因素的介入是矛盾得以激化的直接原因.     

杨万里与洪迈的配享之争

洪迈选用高宗配享功臣,希旨迎合,被杨万里痛斥为"欺、私、专",但杨万里所荐张浚功勋亦与史实多有出入,且思虑不周.他们的配享之争,导致各自被遣外任,且不相往来.杨万里与洪迈的争端.代表了当时主流文化人物人格的两个极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