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抒情”如何“现代”,“现代”怎样“中国”——“中国抒情现代性”命题谈片

“中国抒情现代性”是王德威继“晚清现代性”之后提出的又一重要学术范畴.一方面,它的命题与问题意识直接来源于普实克、夏志清、李欧梵等人代表的北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传统,另一方面,它借鉴了陈世骧、高友工等人上世纪中期在北美和台湾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中开创的有关中国古代的“抒情传统”的思考.王德威尝试将二者嫁接在一起,重构现代中国的情感结构与文学谱系.“中国抒情现代性”接续了他在“晚清现代性”研究中所表现出来的问题意识,将对“中国现代性”的寻找由晚清延伸到中国古代——进一步拓展到中国思想与情感的内部,表现出海外中国研究者对文化多元主义、“后学”、文化研究以及批判理论等在内的当代西方人文思想的回应,同时也表现出这一代海外中国研究者独特的文化乡愁.虽然无论是以“抒情”这一西方诗学概念来描述中国古代美学传统,还是以“抒情”对“史诗”的对抗来描述现代中国历史,王德威都面临着一系列知识难题与思想陷阱,但王德威的“抒情”方式仍然有其不可替代的意义.     

“我们的现代性”和后社会主义中国的新社会主义

印度著名学者、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人类学教授帕萨*查特吉曾呼吁印度人民建构"我们的现代性":他从康德的启蒙定义引申出他自己的现代性定义.所谓启蒙或进入现代世界,对查特吉和康德来说,便是不再听命于别人,而是从当下的主流思潮中退出,用自己的头脑思考和判断,摆脱霸权话语的制控.近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在追求现代性的过程中,却常常显得精神上缺乏成熟,尚未启蒙,他们常常是摆脱了过往的权威,到头来又仰赖当下的权威.当今的新自由主义者和新保守派尤其如此.在他们眼里世界上只有一条现代性轨道.他们所代表或鼓吹的现代性实际上不外乎是一个西方老故事的中国翻版.这个故事的内容即社会两极分化、贫富悬殊、失业、医疗保险与社会福利解体、经济市场化,无视平等和社会公正的原则.建构查特吉所称的"我们的现代性",有必要重新思考重新梳理毛泽东时期社会主义的社会、政治遗产.建构"我们的现代性"必须首先同时从内部与外部批判主控现代性话语;知识分子与社会批评家应该在资本主义体系以外构想不同的社会形态,从自身民族和其他国家的过去历史中吸取社会、文化、政治和思想资源.     

经济学视阈下的双重现代性批判及其意义——对马克思现代性理论的一个考察

马克思深刻地诊断了现代性问题,他对现代性的看法是辩证的:一方面肯定了现代性进程所推动的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另一方面对现代性的核心--资本逻辑进行了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之上的批判,并深刻地指出资本是一种社会关系,对资本的批判在于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批判.这一辩证的态度可以追溯到马克思对"物化"两种形式的明确划界.同时,马克思给我们指出了一条摆脱资本逻辑操控下"人对物的依赖关系"而走向"自由人的联合体"的社会之路.马克思虽然把批判的基点放在经济事实的现代性上,但是在他的哲学中,经济事实现代性和文化观念现代性的双重批判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今天的西方依然没有走出马克思所批判的现代性社会.马克思的现代性诊断给当代中国的现代性构建提供了方法论遗产.     

论儒家文化与"五四"文学现代性的发生

儒家文化与"五四"文学现代性的发生之间存在内在联系."五四"时期无论是对于"人"的追崇还是对于现实引发的关怀,都使"五四"文学在一种时代的历史现实背景和西方文化思潮的中击下,走向了一条富于中国特色的现代性文学发展之路.除了对"人的文学"的发现外,儒家文化对于现实的关怀使中国现代文学在其发展过程中在面对日益更新改变的活生生的现实面前熔铸了更多更复杂的关于历史、现实和人性的思考.这也产生了中国现代文学两个鲜明的主题具有个人话语模式特征的"人的文学"和关注现实的启蒙的文学.     

"客观现代性"与"表达现代性"——对转型期中国社会的理解

中国的现代性工程在科技进步、经济发展、制度建设、文化创新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但与欧美等现代化"先行者"相比还存在某些差距和不足;另外,作为社会状况的"后现代性"也在悄悄出现并与现代性共存.这是中国社会"客观现代性"的特征.与此同时,诸如"发展"、"和谐"、"民族复兴"、"和平崛起"等话语又塑造了中国社会"表达现代性"的形象.在城乡对比的意义上,城市代表着现代性的国家形象,而农民、农民工往往被看做"表达现代性"的"他者".这种"问题化农村-梦想化城市"的叙事体现了中国社会现代性的多重性和矛盾性.     

马克思现代性思想的当代解读

与一些西方学者只注重从观念、文化、价值、心理等层面来理解现代性及其根源的观点不同,马克思认为现代性主要源于现代生产。从当时的历史语境出发,马克思对现代性进行了多维透视,指明现代性内涵于资本的逻辑之中、现代性处于历史的流变之中、现代性行进在社会的矛盾裂变之中、现代性呈现于全球性的视域之中,用资本逻辑、历史观点、矛盾学说以及全球眼光看待现代性,构成了马克思分析现代性问题的基本视角。马克思关于现代性的基本立场对于当代中国社会现代性建构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乡土中国”向“现代中国”转换的美学困境——从“五四”到“文化寻根”的“现代性”体验

在“现代性”的进程中,审美现代性一方面反抗现代性的暴力,同时也对现代性的伤痛经验进行弥合和修复.而在普遍的“西方”现代性话语中,中国提供了现代性实践和反思现代性的不同经验,从“五四”对“现代性”的全面引进到80年代的“现代化”成为全民意识形态,中国自身的现代转换和中国知识者对现代的反省,贯穿了20世纪的中国历史.而80年代中期浮出历史地表的“文化寻根”那种既内在于“现代性”又“反现代性”的文学书写,再次显示了“乡土中国”向“现代中国”转换的美学困境.     

论儒家现代性的结构要素

儒家现代性的结构要素主要体现在:共同体精神、秩序精神、重商精神和市民精神等方面.这些精神能够促使儒家社会的现代工商伦理体系的形成.儒家现代化只能来自于自身的传统社会,在传统文化的自身更新、改造与儒家世界的现代社会建立过程中不能一味强调"模仿"西方,而是需要利用传统资源来确立和发展儒家世界的现代化.对于中国如何更新传统文化,建设文化中国,则是需要结合新旧、会通东西,并在此基础上推进中国文化生命的更新及其创造性的转化.同时,也要学习东亚现代化进程中儒家现代性的"更新与重建",共同形成儒家现代性的核心内容,彰显儒家现代性的优势.     

中国现代性重估：传媒视野的现代性价值

现代性长期作为带有西方中心主义色彩的理想，左右着世界社会与文化的发展。中国现代性就其对人类发展的终极目标来说，较之西方现代性更具“现代”性。在认识当代中国传媒问题时，必须将中国现代性的复兴及传播置于重要位置，使之被“他者”认知、接受，成为人类发展路向的一种选择。     

现代性与后殖民主义思潮批判

后殖民主义从西方传入中国,成为反现代性的理论武器.它指认"五四"以来的启蒙思潮接受了西方殖民主义的话语,虚构了一种落后的传统文化和愚昧的国民性.后殖民主义反对西方中心主义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它把中西文化对立起来,否认中国现代启蒙运动的历史合理性,存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偏颇.特别是在中国现代性未完成的历史条件下,后殖民主义具有更大的负面作用.因此,必须坚持现代性的方向和文化间性的立场,开展对后殖民主义理论的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