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伪政权是地道的汉奸卖国傀儡政权

1940年3月,在母本占领区拼凑起来的汪精卫国民政府,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最无耻的汉奸卖国傀儡政权。这早已为历史所盖棺定论。然而,近些年来,有些外国学者却认为:汪精卫集团的叛国投敌,不是“卖国”,而是同日本侵略者“合作”,寻找结束中日战争的道路,并提出“汪精卫究竟是不是一个傀儡”?即使是傀儡,若与“民族主义不矛盾”,“傀儡就不但不     

汪伪政权是地道的汉奸卖国傀儡政权

1940年3月,在日本占领区拼凑起来的汪精卫国民政府,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最无耻的汉奸卖国傀儡政权。这早已为历史所盖棺定论。然而,近些年来,有些外国学者却认为:汪精卫集团的叛自投敌,不是“卖国”,而是同日本侵略者“合作”,寻找结束中日战争的道路,     

卖国求荣 沦为千古罪人

1938年12月,以汪精卫为首的10多人,正式走上了卖国之路。此后,汪精卫集团冒天下之大不韪,在日本政府一手操纵下,在南京成立了一个伪国民政府,自任主席,并响应日本侵略者的召唤,展开了一系列害国害民、出卖主权,卖国求荣的汉奸活动。1940年12月 30日,汪精卫又急急地与日本政府签订了卖国条约,     

汪精卫卖国集团派系分析

抗日战争时期,救亡图存,抗击日寇是中华民族的历史巨流;可是也出现过汪精卫卖国集团这种逆流。细析该集团的来龙去脉及其内部的隐衷曲折,可以让后人由此得到鉴戒。     

抗日战争时期汪精卫集团叛国投敌原因初探

抗日战争时期汪精卫集团的叛国投敌，具有深刻的阶级根源和内外因素。以国民党为代表的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妥协退让是其叛国投敌的阶级根源；英美的劝降、日本的诱降是其投敌的外来因素；汪精卫集团的民族投降主义思想、反共情绪和政治权力欲的恶性发展，是其叛国投敌的内在因素。     

汪精卫的伪“三民主义”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和“八一三”事变后,全国各族人民同仇敌忾,投入了全面的抗日战争。可是,身为国民党副总裁、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国民参政会议长的汪精卫却在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十八日叛逃投敌,并于一九四〇年三月三十日,在沦陷区南京建立汉奸卖国政权——伪南京“国民政府”。这在国民党的历史上是一件极大的丑闻,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是一次空前的叛国卖国事件。     

《新华日报》的抗战——以批判汪精卫为例的分析

1938年12月29日，汪精卫在越南河内发表“艳电”，响应日本第三次“近卫声明”，公开叛国投敌。作为中共中央在国统区的机关报，《新华日报》在整个抗战期间，始终站在反对汪伪斗争的最前列，对汪精卫的卖国行径和南京傀儡政权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敌斗争的坚决性和彻底性，表明了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强领导力量。     

融资难与贵的迷宫十字路口:银企联盟的成效

资本要素市场化配置是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核心内容，如何更好地满足企业融资需求构成微观经济主体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环节，使用大样本实证回归的定量方法，研究企业与银行建立战略联盟对其融资约束的影响作用。研究发现：企业与银行建立战略联盟可以缓解其融资约束程度，并且这种效果在民营产权、非集团控制、市场化程度较低以及货币政策紧缩时期更为明显；进一步研究表明，银企联盟通过降低企业的“融资难”状况来缓解融资约束，经银企联盟有效缓解融资约束的企业市场价值和生产效率显著提升；同时，企业与银行建立战略联盟后存在更严重的“融资贵”状况，其需要以支付更高的贷款融资成本为对价，换取银企联盟成立后及时、稳定的信贷资金供给，即企业通过组建银企联盟来在“融资难”与“融资贵”的迷宫十字路口中权衡以实现自身发展目标。     

略论新民会的思想奴化活动

抗战时期，华北沦陷区最大的伪组织——新民会通过出版报刊、书籍兜售其卖国理论；展开“社会教育”，欺骗大众；开设学校、青训所，毒害青年。它是日本侵略者在沦陷区实行思想奴化活动的帮凶。     

“以礼治军”与林彪的卖国投降

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叛徒、卖国贼林彪,乞助于孔老二的亡灵,在政治上搞“克己复礼”,在军事上搞“以礼治军”。这条“以礼治军”的反动军事路线,实质上是一条卖国投降主义的路线。当前,批判林彪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考察历代“以礼治军”与卖国投降的历史事实,揭露其卖国投降的思想根源和阶级根源,对于进一步认清林彪反动军事路线的极右实质,是有一定帮助的。     

试论汪精卫的民族失败主义

1938年12月，正当中华民族同仇敌汽，为抵御日寇的侵略而浴血奋战之时，汪精卫却公然认敌为友，叛国投敌。这位民主革命时期的风云人物，曾经为了祖国的独立富强而不惜坐牢流血的革命民主战士，为什么在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竟然置国格、人格于不顾，抛却多年的信仰，宁做人人皆曰可杀的汉奸呢？对此众说纷坛。笔者以为汪精卫卖国投敌的根本原因在于他的民族失败主义的思想根源。本文就汪精卫的民族失败主义的产生、发展，以及他本人怎样在这一思想影响下一步步走向叛国投敌的过程作一具体分析。一、盲目崇日是汪精卫民族失败主义产生的思想…     

高宗武对日交涉与汪精卫叛国投敌

１９３８年１２月，正当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之时，以汪精卫为首的亲日投降派，叛国投敌。高宗武是汪精卫集团与日本勾结，最后叛国投敌的始作俑者。汪精卫对抗战前途悲观失望，积极主张与日本“议和”，直到在沦陷区的南京成立伪国民政府，成为汉奸首要。高宗武受全国抗战形势的影响和国民党的暗中策反，以及迫于日本的怀疑和暗害，最后悬岩勒马，离汪投蒋。此段史实，一般学人知之甚少，本文用翔实的史料对此作了披露与论述。     

对职业教育集团化相关理论的再认识

近年来,职业教育集团发展迅猛,但与职教集团的发展实践相比,其理论研究显得相对滞后。从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的投入产出理论、资源依赖理论、交易费用理论、博弈论与策略联盟、产业集聚理论等相关理论进行分析,以期为我国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提供理论支撑,同时引发一些职教研究者和实践者的进一步思考。     

探求东北亚经济合作的新途径和方法

导言 世界经济体制正如由乌拉圭回合谈判所证明的那样,已变得更具全球化。然而,十分令人惊讶的是,经济地方主义也正如由欧洲共同体和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所证实的那样,获得了令人瞩目的发展。一些作者甚至建议在东亚建立一个地区性经济集团。在此方面,一些学者和决策者已经提出了诸如“大东亚共荣圈”、“泛黄海经济圈”以及“东北亚经济圈”等概念。当欧洲共同体和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正成为地区性经济集团时,在东亚,这些概念已经获得了某种程度的赞同。     

也谈清代同光年间“海防”与“塞防”之争的性质

对于清代同治末年光绪初年“海防”与“塞防”之争的性质问题,在一些近代史著作和论文中,已有所评述。一度是“派系斗争”说较为流行,将这场争论视为以李鸿章为首的淮系军阀,与以左宗棠为首的湘系军阀之间的矛盾。近年来,“爱国与卖国之争”说盛行,认为“海防”与“塞防”之争,不是一般的策略分歧,而是维护民族根本利益的大是大非之争,“实质上是爱国与卖国之争”,也就是说,主张“塞防”者是爱国的,而强调“海防”的是卖国了。这些看法是否确切?是值得商榷的。     

《中华日报》两阶段之始末

《中华日报》创办之时,正逢“九·一八”“一·二八”事变之后,国内政治纷争愈演愈烈的重要时间节点。汪精卫为了独树一帜,扩大政治影响,需要有一个发声渠道。《中华日报》的系统化及普遍联系的新闻编辑思路,在当时较之它报具有一定的先进性。“左联”作家、左翼经济学人与《中华日报》合作办副刊,是利用《中华日报》“改组派”色彩中的某些相容性,为自己策略性地找到了可以暂时容身之处。汪精卫另立政权(或曰投敌),某种程度上就是国民党的派系政治在特殊历史时期的极端化,而《中华日报》则与之如影随形,是派系政治极端化的记录者。《中华日报》是日伪合谋贩售所谓“和平建国”“中日亲善”“东亚共荣”政治骗局的大招幌,更是掩盖日本军国主义侵华罪行的遮羞布,在中国新闻史上留下了耻辱的一笔。     

方志敏创建赣东北苏区

国共第一次合作北伐,讨伐卖国的北洋政府,一路旗开得胜。蒋介石于1927年4月12日,汪精卫于同年7月15日先后发动了反革命政变,成千上万的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倒在血泊之中。     

联盟管理视域下的澳美与美韩同盟的差异性研究

澳美同盟、美韩同盟是美国亚太同盟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国谋求良好、稳定的周边环境有着重要影响。随着中国的快速崛起,澳美、美韩同盟也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强化。澳美、美韩同盟的性质存在着本质的差异,故而美国对二者的联盟管理方式也有所不同：不同程度的权力强制造成澳韩两国在美国亚太同盟体系中的地位差异;制度约束及权威引导不同则造成了二者功能上的差异;利益协调方式的不同导致二者的战略目标及冷战色彩不同。澳美、美韩同盟不仅面临“被抛弃”和“受牵连”的传统联盟困境,还陷入了经济上依赖中国、安全上依赖美国的联盟新困境。对此,中国应充分运用澳韩间的联盟差异和澳韩面临的联盟困境,遵循“两双”总思路,区分海陆侧重点,妥善解决地区热点问题;坚持“一带一路”大方向,关注南北支线新发展,重点推动东亚经济一体化;加强与澳韩两国间的经济与安全合作,从而影响其联盟内的“牵连”与“抛弃”认知,为自身的发展营造一个良好的周边环境。     

冯玉祥思想历程探究

冯玉祥从一个典型的旧军人转变为一个民主军人 ,所走的道路是曲折的。就其思想历程而言 ,可以将之分为早期“忠君爱国”和五四运动后长时期的“思想两面性”,也正是由于不同时期思想上的嬗变 ,导致了他在不同历史阶段的沉浮。随着国内外形势的急剧变化发展以及蒋、汪集团卖国丑行的进一步公开化 ,冯玉祥最终与蒋介石彻底决裂 ,走向新民主主义的中国     

后发型现代化——对发展理论的反思

本文认为,以往的发展理论最大的缺陷在于忽视了现代化发展的多样性原则,东亚经济的发展更加证明了这一点。东亚现代化属于“后发型”模式,它与“早发型”现代化模式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都有很大差别,面对世界上众多的非西方社会的发展问题以及发展理论的主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