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技术产业集聚促进出口产品升级了吗?——基于技术创新和对外开放的视角

出口产品升级是提升我国高技术产业出口贸易竞争力的重要途径,而高技术产业集聚则是促进出口产品升级的关键动力之一。基于2010—2019年省级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我国高技术产业集聚对出口产品升级影响和作用机制。研究表明：(1)高技术产业集聚能够促进出口产品升级;(2)高技术产业集聚可以通过提高技术创新能力和对外开放程度促进出口产品升级;(3)高技术产业集聚对出口产品升级的正向效应在东部与西部地区、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以及上游关联企业中表现得更加显著;(4)教育水平在高技术产业集聚与出口产品升级的关系中具有负向调节作用。因此,应加大高新技术产业投入、提高对外开放程度、鼓励企业创新、推进高技术产业均衡发展,同时充分发挥高技术产业集聚在低教育水平地区的技术溢出效应,以全面促进高技术产业出口产品升级,提升我国高技术产业的贸易竞争力。     

异质性产业集聚对城市创新发展能力的影响

城市创新圈是创新要素的高聚集、高密度的创新系统。本研究尝试将产业集聚和数字经济同时纳入城市创新发展能力的分析框架,基于中国2005—2020年262个地级市面板数据,通过理论分析与GMM模型实证检验相结合,讨论产业集聚对城市创新发展能力的影响。主要结论如下：产业集聚均对城市创新有着正向的促进作用,并且促进效果顺序是制造业集聚大于协同集聚,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排在最后。异质性检验表明,在产业集聚对城市创新的影响中,南方地区城市均表现显著的促进作用,北方地区城市则只有制造业集聚对城市创新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数字经济只在制造业集聚对城市创新的促进作用中发挥正向调节作用,在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和协同集聚对城市创新的影响中均发挥出负向调节作用。     

创业投资对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的影响研究

以2006-2009年我国28个省份高技术产业的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应用随机前沿分析方法检验了创业投资对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的作用机制.实证结果表明:考察期内我国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水平较低,但逐年不断提高;创业投资对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创业投资和政府科技投入的交互作用对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产生了负向影响.以研究结论为基础,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以期为提升高技术产业创新能力、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提供支持和参考.     

产业集聚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基于重庆制造行业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文章基于DEA的Malmquist指数法对2000-2011年重庆市27个制造业的全要素产率进行测算,并实证检验重庆市制造业产业集聚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以及研发投入、外资直接投资和产业性质在其中的调节效应.研究结果表明:2000-2011年间,重庆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16.7％;重庆制造产业集聚促进了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研发投入正向调节产业集聚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关系;外商直接投资负向调节产业集聚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关系;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集聚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资源和劳动密集型产业集聚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无显著的影响.     

企业盈余管理与政府补贴绩效：区分创新补贴与非创新补贴

利用2009—2017年中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企业为获取政府补贴是否采取了不同的盈余管理方式及其相应的经济后果。研究发现：企业盈余管理迎合了政府补贴的差异化补贴标准,而且企业盈余管理弱化了政府补贴的补贴绩效。具体而言,正向应计盈余管理程度越高,企业获得的创新补贴越多,创新补贴对企业创新投入的促进作用越小;负向应计盈余管理或负向真实盈余管理程度越高,企业获得的非创新补贴越多,非创新补贴对企业价值的促进作用越小。进一步研究发现,高质量的外部审计与持股比例较高的机构投资者可以有效抑制企业通过正向应计盈余管理获取创新补贴与通过负向应计盈余管理获取非创新补贴的迎合行为,同时,持股比例较高的机构投资者对企业通过负向真实盈余管理获取非创新补贴的迎合行为亦存在一定的治理效果。研究不仅有助于在理论上厘清企业盈余管理与政府补贴的关系,而且对实践中政府创新补贴与非创新补贴的科学配置亦具有重要启示。     

产业链视角下制造企业提高技术创新效率的组态路径研究

创新驱动是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根本动力,但制造业产业链不同端口的创新驱动效率存在一定差异,影响制造业升级效应.将制造业划分为上下游产业端,对技术创新效率的差异和提升路径进行比较研究.选取制造业产业链中62家上游企业和70家下游企业为样本,运用超效率DEA模型和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比较评价上下游制造业的技术创新效率,并分别研究有效提升上下游制造业技术创新效率的组态路径.研究结果表明:上下游制造业提高技术创新效率的组态路径不同;较高的财务绩效和政府补贴对上游企业会起到重要作用,企业规模大也会对其产生影响;企业规模小、财务绩效高以及政府干预少会对下游企业产业有益作用.因此,建议加大研发投入力度,正确认识政府补贴的作用和方式,推进产学研相结合,提升整个制造业的技术创新水平和效率.     

高技术产业群创新效率时空演化机制及驱动研究——基于珠江三角洲九个城市的研究

本文基于DEA-Malmquist指数、ESDA模型测度珠江三角洲九个城市2010—2020年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并通过构建空间计量模型对该地区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驱动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1）珠三角地区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先后经历“低速增长期”“瓶颈衰退期”“平稳发展期”三个阶段，Malmquist指数呈上升趋势，总体发展趋势良好。（2）城市间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呈连片“区块状”分布，高效率“隆起区”与低效率“塌陷区”形成鲜明对比，且具有明显的空间相关性。（3）政府支持、研发投入、开放程度、教育水平、产业集聚对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提升起促进作用，研发投入具有负向空间溢出效应，教育水平与产业集聚具有正向溢出效应。     

中国高技术制造业空间分工结构的特征及效应

文章在中国高技术制造业整体和细分层面上分析了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高技术制造业分工的演化特征,并通过2003年至2011年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中国高技术制造业相对专业化指数对本地产业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高技术制造业东部与中西部空间分工的差异化程度正在扩大;高技术制造业专业化程度随城市规模等级的扩大而下降,同时特大城市在高技术产业中的主导地位不断上升,各细分行业的产业中心不再倾向于集中在超大型城市中;在高技术制造业整体上专业化程度与产业效率呈现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在不同城市规模组别中,除超大型城市中专业化程度与高技术制造业的产业效率不存在显著的相关性外,其他规模等级的城市均呈现出了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中国制造业进口技术复杂度测度方法

为研究生产性服务资源集聚对中国制造业进口技术复杂度的作用机制,以修正Schott相似度模型为切入点,构建了中国省级亚产业层面进口技术复杂度的新型测度方法。研究认为: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有助于降低制造业进口技术复杂度,该结论在多维度检验及二者异质性行业层面均稳健成立,该机制有助于降低中国成为全球价值链追随者和被俘获者的概率,破解被国外拥有高技术复杂度产品的跨国公司“卡脖子”困境;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有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促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经济增速、税负及负向外部冲击均不会改变该作用机制; 引导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是中国摆脱“低端锁定”和技术赶超陷阱的重要路径,为制造企业锻造了产业和技术“长板”,降低制造业进口技术复杂度。     

信息化视角下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制造业效率的影响研究

空间集聚和信息化是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重要特征.本文基于2003—2018年我国省级空间面板数据,探讨信息化视角下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对制造业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在省级层面,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对制造业效率提升具有负向影响;考虑信息化的作用时,在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的情况下,信息化水平越高,则越有助于制造业效率的提升.不同密集型制造业对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的要求并不相同,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资本密集型制造业效率提升有负向影响,而对劳动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制造业效率提升有正向影响.此外,固定资产投资、经济发展水平等也会对制造业效率产生正向影响.研究认为,以制造业效率提升为导向的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应当权衡空间集聚与信息化趋势.     

中国制造业升级的创新驱动效应——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基于对中国制造业升级现状和制造业创新效率的分析,从技术创新、产品创新和制度创新3种形式创新出发,考察中国制造业升级的创新驱动效应的内在机理,并利用2001—2015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估算了不同形式创新对中国制造业升级的影响。基于全国层面和区域层面的实证研究均得出,企业层面的技术创新与产品创新对中国制造业升级有显著的正向驱动效应,政府层面的制度创新不仅直接推动了中国制造业升级,而且还通过促进企业技术创新、产品创新的间接效应驱动了制造业升级;经济发展水平和高等教育水平的提升均能驱动制造业升级,而投资增长对制造业升级并无显著作用。     

多主体参与下中国光伏产业低端技术锁定突破问题研究

针对中国光伏产业低端技术锁定现状,基于多主体参与的技术突破模式,分析参与主体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在此基础上,构建地方政府、光伏企业和学研机构突破低端技术锁定的三方演化博弈模型;在模型求解的基础上,根据不同典型情形分析演化稳定策略的走向和收敛趋势。研究结果显示:第一,上级政府奖励、外部性收益和科研经费无助于推动三方合作;第二,光伏企业扶持性补贴对三方合作的的影响呈现"倒U形",存在"补贴拐点";第三,增加对学研机构的扶持性投入无助于提升学研机构的合作意愿,而增加企业关联收益和学研机构的创新投入能够显著提高学研机构的合作意愿。结合研究结论,提出建立光伏产业递阶式补贴机制、培育行业典型及技术标杆企业、优化政产学研合作模式的政策建议。     

消费补贴对新能源汽车供应链研发的传导效应研究

各级政府投入千亿资金对新能源汽车产业进行的消费补贴,培育了消费市场,但是否促进了新能源汽车产业链的技术进步需要进一步研究。以2010～2020年间A股上市的汽车供应链238家企业为样本,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和多元回归方法,实证研究新能源汽车消费补贴对新能源整车上游零部件制造企业研发投入和研发产出的传导和激励效应。研究发现,设定技术门槛的消费补贴能够推动新能源供应链的技术创新行为,专利增长率和研发投入未跟随技术创新难度增大而呈现规律性波动,消费补贴促进了上游供应链企业持续加大研发投入,提高研发产出,在补贴退坡之后,企业的研发强度依然能够保持。研究表明,为扶持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政府需要继续重视新兴产业的消费补贴,利用资金传导传递市场预期的积极信息,激励企业技术研发行为; 当产业发展趋向稳定,政府的消费补贴可以逐渐退坡,通过非货币补贴政策、加大相关基础设施建设等继续传递政策支持信号,激励企业持续进行技术创新,从而促进新能源汽车产业持续高质量发展。     

“一带一路”、OFDI与企业创新——基于沪深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

建设创新丝绸之路是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在第四次工业革命的背景下，"一带一路"倡议为企业"走出去"和"引进来"提供广阔平台，对企业把握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机遇，探索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具有重要意义。文章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视角切入，以2007—2017年3 665家沪深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利用倾向得分匹配法、双重差分法、政策评估中介效应模型等研究方法，评估"一带一路"倡议对企业创新的影响，进一步揭示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中介效应。机理分析表明："一带一路"倡议为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提供了互联互通的交通基础设施、良好政策环境和有效金融支持体系，企业主要采用绿地投资和跨国并购，通过规模经济效应、压力式创新、逆向技术溢出效应、技术比较优势、生产协作网络等途径，提高企业自身的创新水平。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第一，"一带一路"倡议显著提升企业创新水平，其政策效应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持续增强；第二，政府补助、净利润和市值均对企业创新具有显著为正的作用，政府补助降低企业从事创新研发活动风险和研发投入成本，盈利能力强和市值高的企业普遍具有对抗技术创新风险的能力；第三，相较于小型企业和民营、外资企业，大中型企业和国有企业更能通过"一带一路"倡议提升创新水平；第四，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在"一带一路"倡议促进企业创新中发挥显著为正的中介效应，而且大中型企业和国有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中介效应更强。此外，基于替换变量和平行趋势检验的稳健性检验结果证明了文章研究结论的可信性。最后，文章提出以下政策建议：第一，基于科创主体、创新投入、成果转化、政府管理等各个环节，积极发挥有为政府的政策引导作用，逐步建立科技金融创新、科技成果转化、人才引进等方面的长效机制；第二，加强创新要素流动与创新资源优化配置，促进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实现技术研发合作和创新成果共享；第三，深化国际产能合作，推动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实现产业转型升级。     

什么驱动了制造业金融化投资行为——基于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制造业过度金融化将加剧"去工业化"和资产泡沫化矛盾,削弱制造业发展基础。现代经济金融化进程强化了金融资本对产业资本的控制,加速了产业利润向金融资本的转移,并降低了产业资本向金融资本转换的门槛。A股上市公司的相关数据表明,我国制造业日益显现金融投资倾向和行为。三个方面的因素共同驱动和强化了制造业的金融投资行为:(1)制造业创新发展能力弱化及盈利预期固化;(2)金融投机活动扩大及投资收益的虚高;(3)机构投资者参与的公司治理对企业投资行为的控制和改变。     

政府产业政策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文献综述与逻辑框架

文章系统整理了包括产业政策激励在内的政府政策与企业研发投资的相关文献,旨在为学术界相关研究提供文献基础性概要分析,也为产业政策与企业创新行为的研究提供一个有益的导向性视野,内容涵盖了政府政策激励(包括产业政策)与企业研发投资、对政府激励政策(包括产业政策)与企业研发投资的研究评述、产业政策与企业研发投资的研究框架探索、产业政策激励与企业研发投资后续的研究方向。尤其是试图将产业政策、研发投资与创新绩效等纳入一个理论框架,并为产业政策对企业创新活动的激励效果给予某种程度上的理论解释,以弥补现有文献在研究系统性上的不足。     

基于跨国公司与政府视角的技术联盟研发投资决策分析

本文构筑了一个基于政府、国内企业与跨国公司的三边博弈模型，经分析发现，国内企业的研发投资动机决定于政府的补贴程度和跨国公司的努力程度，政府为了诱发企业进行技术创新，往往会进行补贴以鼓励企业组建技术联盟，而跨国公司的动机和动力则相对比较复杂，取决于自己的战略目标、市场状况等。文章最后提出从企业和政府两个方面入手来构筑技术创新的动力机制和创新环境。     

新常态下江淮城市群发展水平及其驱动因素研究

采用2000-2013年间面板数据,以江淮城市群为研究对象,测度其14年间的发展水平.在此基础上建立基于城市效应和时间效应的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分析江淮城市群发展的驱动因素.研究发现:科技创新、对外开放、制度因素、人文环境、基础设施要素对江淮城市群发展有正向驱动作用,而产业结构、企业因素、阶段性政府决策、人才培养要素对江淮城市群发展的贡献度有待进一步提升.据此提出对策建议:提高科技创新驱动能力,促进产业集约式发展;加大人才培养力度,提升对外开放水平;拓宽民营资本发展领域,优化中小企业投融资环境;完善基础设施建设,营造城乡人文环境,提升区域决策能力.     

产业集聚有利于提高能源效率吗?——基于产业集聚度与对外开放水平的门槛回归模型检验

基于2002-2012年中国制造业20个行业的面板数据,分别以产业集聚度与行业对外开放水平为门槛变量,运用门槛回归方法研究产业集聚与能源效率之间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就全行业样本与非技术密集型行业样本而言,在低或较低的产业集聚度区间内,产业集聚有利于提高能源效率;在高集聚度区间内,产业集聚对能源效率的影响为负。而对于技术密集型行业而言,伴随着集聚度的提高,产业集聚对能源效率提高的正面作用则越来越占主导地位。以行业对外开放水平为门槛变量时,伴随着对外开放水平的提高,产业集聚对能源效率的正向推动作用变得不显著;在对外开放水平比较高的情况下,产业集聚对能源效率的影响开始出现负向作用。这就要求合理引导、控制产业集聚度,并根据行业特点通过自主创新等措施以适应不同的对外开放水平,从而充分发挥产业集聚对能源效率提高的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