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度眼中的中国立宪——以《君宪救国论》为分析范本

《君宪救国论》一文集中反映了杨度关于中国立宪的理论构建：以君主立宪的政体来实现富国强国的宏愿;以世袭罔替的君主来消弭军事纷争的危机;以正当诚实的立宪来矫正清末民初的弊端。杨度的立宪观既存在合理性,也具有局限性。一方面,杨度的君宪救国主张带有明显的进步性、特殊的现实性与一定的诚实性;另一方面,杨度的君宪救国主张深受“帝王之学”的影响,未能摆脱功利主义、工具主义与权威主义的纠葛。     

从《君宪救国论》看杨度后期的君宪思想

杨度为实现其君主立宪政治主张，寄希望于袁世凯，视“洪宪帝制”为契机，向袁世凯进献《君宪救国论》，为其登基称帝提供理论依据和舆论准备，从而加速了帝制实施的进程。《君宪救国论》集中反映了杨度在“洪宪帝制”时期极其矛盾的思想，也突出体现了其帝王之学与君宪思想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此消彼长的关系。     

近代“教育救国论”述辩

本文认为,对教育救国持完全否定态度是片面的;文章概述了我国近代教育救国主张的历史发展并加以辩析;指出教育是一种培养人的长效性事业,虽然在某些特定时期救不了国,但它通过培养人才而＂兴国＂、＂强国＂的作用却是不能低估的。因此,近代教育救国论基本上是与历史潮流发展相合的。     

孟德斯鸠共和国思想初探——与陈定宏先生商榷

孟德斯鸠及其思想体系在十八世纪的法国启蒙运动中占有相当显要的地位,近年来我国史学世对此又作了进一步的研究,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但在所有有关孟德斯鸠政治思想的文章和著作中,一味强调其比较保守的君主立宪政体的主张,认为他主张共和     

张元济早期民主思想及其裂变——读《上光绪奏折》管窥蠡测

序论张元济先生一生痛苦地经历了中华民族近百年的历史沉浮,在漫长的历史岁月里,他身上时刻熠熠闪烁着耀眼的爱国主义思想光彩,展示出救国图强的巨大精神力量。他的一生,基本上走的是教育救国的道路,然而,教育救国仅是他选择的救国途径,其精神核心,却是民主思想。他自己说:“吾之意在欲取泰西种种学术,以与吾国之民质、俗尚、教宗、政体相为调剂,扫腐儒之陈说,而振新吾国民之精神耳。”(《答友人问学堂事书》)综观张元济的一生,不难看出,他的民主思想发端于戊戌变法时期,即早期的民主思想,其实质是君主立宪,君民合治。而清廷的腐败,光绪的无能,戊戌政变的发生,将他的政治思想击得粉碎,     

试析杨度与梁启超政治思想之异同

杨度、梁启超,两个名字均如雷贯耳、都是近代社会叱诧风云的政治人物。不仅仅是生活在同一时代,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曾怀着同样的爱国热情促膝共讨救国主张,又曾因相左的政治主张而分道扬镳,本文试图尝试分析二人政治思想上的异同。     

宪政之路:梁启超的“政体进化论”思想

梁启超在清末反对革命共和,在民初又反对帝制维护共和。对梁氏的这一政治态度,学术界多强调其"多变"的政治性格,而对其一以贯之的政治理念似乎关注不够。对国体和政体关系的认知是梁启超宪政思想的重要内容,他一直主张在既定的国体之下逐步实现政体改革,在清末建立君主立宪政体,在民初则维护共和国体;其一以贯之的政治理念力图阐明政治制度与民主宪政演进的一个规律:国体固然可以采取"革命"的方式迅速发生变更,但政体却必须通过"进化"的过程才能逐步完善。     

亚里斯多德的“中庸”政体观探析

亚里斯多德是西方学术史上的重要人物之一。他在政治学史上的杰出地位是无可争议的。作为奴隶主阶层的代言人,对于政体的分类和政体的维续,亚里斯多德主张采用共和制政体来平衡奴隶制国家的阶级矛盾。事实证明,他的这种类似于资产阶级改良的主张和态度是行不通的,也达不到其维护奴隶主阶级统治这一目的。     

吴趼人“文明专制”思想探微

＂文明专制＂是吴趼人有感于社会危机而提出的救国方案。这一政体主张明确反对立宪制和共和制，同时也不赞成封建专制。它虽是吴趼人的智慧结晶，但明显地受到梁启超的影响，并间接地得力于陈天华。这一出现在《新石头记》中的主张，正式提出应在１９０７年３月以后。它的出现既是吴趼人思想转变的标志，也是吴趼人小说创作的转变标志。     

论梁启超政体观的转变

梁启超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活跃了30多年,形成了完备的宪政思想。他的宪政思想,特别是其中的政体观,发生了多次转变。从君主立宪,到民主共和,再到开明专制,每一次的转变,在当时都会引起一场言论风波;后世的学者更是有不少人探究他思想转变的原因,并做出评价。本文在梳理梁氏不同阶段政体观主要内容的基础上,结合前人的研究,联系历史背景和国内外政治环境,分析其政体观转变的原因,以求得出客观中肯的评价。     

从君主专制制度合法性视角透视清王朝的覆亡

近代以来,随着西方民主与宪政思想在中国的宣传与传播,中国民众在思想观念上逐渐觉悟,对沿袭了两千多年之久的君主专制制度合法性产生了根本性的怀疑、动摇与否定,推崇西方民主制度。这样,清王朝统治的合法性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危机,尽管清王朝为挽救这种合法性危机进行了一系列政治改革,但这些改革却事与愿违,引发了更深层的社会矛盾与冲突,终究无法挽救最终覆亡的命运。     

重新认识严复的自由主义者的特质

严复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人物,其重要性足与他在思想文化领域作出了开创性贡献的历史地位相关联。严复的一生的确对多种社会思潮都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但严复既不是一个全盘西化论者,又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权威主义者,也不是纯正的自由主义者。严复在特定的时期宣扬过的思想并不能成为对其一生评价的借口。严复一生都没有脱离他所处的年代决定的探索救亡的历程,其终生执著的信念就是“救国为体,中西学为用”,“中西并重、交融互释”,不附势、不逐流,认定用渐进改造的方式探索为中国救亡的出路。综合来说,严复是一位从思想文化领域着手,以改良主义道路救国的思想家。      

董仲舒的法律思想简论

通过对董仲舒法律思想的分析,认为他以儒家宗法为核心,兼融道家、法家的一些理论,提出了反"任刑"、坚持儒法一体、提倡"均富"、"教化"等变法思想和主张,并倡导要统一当时的法律思想。董仲舒的法律思想,起到了确定中国封建社会法律思想一些基本原则的作用。     

洪仁玕对外开放思想述论

洪仁虽为太平天国农民政权的重要领袖 ,但他跳出了农民阶级的窠臼 ,能与时俱进 ,热眼向洋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 ,成为近代具有明显资本主义倾向的先进知识分子。他不但对宗教的引进和运用有着独到之处 ,而且冲破了中体西用的藩篱 ,主张器道并重、体用并进的全方位的对外开放。他提出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最完备的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蓝本的近代化规划———《资政新篇》 ,代表了当时向西方学习、对外开放思想的最高水平     

论丘逢甲诗中的"新中国"思想

丘逢甲既是清季抗日保台运动倡导者,又是一位"缘情"、"言志"发之于诗的"新中国"运动的先驱.他内渡后,本着"能强祖国则可复土雪耻"的认识,使"念台"情和"新中"志在"我亦思乡更忧国"的情怀中得到连接和统一.丘逢甲诗中的"欲新中国"的思想包涵追求维新立宪和转向共和两个层次.他深感清廷立宪"时机已失",遂"促同志行革命事",推动广东"独立",并参与民国肇建,呼唤"中华民族此重兴".丘逢甲的"新中国"思想至今仍是推动中国"和平崛起"的一笔宝贵精神财富.     

近代中国报界之巨子梁启超

梁启超既是著名的社会政治活动家,又是杰出的一代报人.他20几年的办报活动,一直与其反对封建专制及列强入侵,倡行建立君主立宪政体的政治斗争相始终;论办报生涯之长,创办主编报刊之多,报业思想之新与丰,宣传的社会影响之大,在清末民初尚无人能出其右者.他一生的办报活动,不仅沟通了中西方文化思想的交流,促进了近代中国思想界大解放与报业自身的发展,及推动了当时的社会改革与迈向近代化,而且还造就奠定了其作为近代中国伟大爱国者、报界之巨子、杰出政治改革家和启蒙宣传思想家、传播西学文化使者中之主角的历史地位.     

胡乔木：体制内知识分子的一个典型

胡乔木是中国民主革命和中国当代历史上体制内知识分子的一个典型。他身上兼具知识分子的一般特征和鲜明的体制内特征。对他的体制特征要从“文革”前与“文革”后两个不同阶段来考察。对胡乔木一生的评价，则依据他毕生所从事的意识形态工作。胡乔木参与起草的1945年《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他1951年所写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和主持起草的1981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问题的决议》既是评判中国革命意识形态的主要依据，也是分析胡乔木一生功过是非的重要文献。     

“革命家”和“文学济世”情结－重新审视茅盾和他的创作

茅盾与其说是一个文学家,还不如说是一个以文学为武器的革命家.他是将中国现代革命实践与文学结合得最完备的人.他照亮文学作品的强烈的政治功利热情和"文学济世"的理想,在今天仍令人敬佩.     

胡适与"九一八"事变

“九一八”事变之前胡适对东北形势就很关注,并对危机的出现有预感。事变后,他积极投身于拯救民族危机的活动中。他与友人创办《独立评论》,并在主编位置上为之付出巨大的心血。他从国际、国内等方面着眼,对事变的原因、影响所做的阐释,许多是有见地、有的甚至是很精辟的。胡适在“九一八”事变后的爱国行动也对他的人生道路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法国古今政府论》析义——兼论18世纪法国政治激进主义的起源

达让松是启蒙早期民主君主制的提出者，其《法国古今政府论》勾勒了一套完整的行政改革方案，奠定了法国现代行政体制的基本形态。达让松在君主制下引入地方选举，创立了一套民主君主制，创造性地将源于反重商主义的放任自由学说转化成行政体制改革的基本原则，用自然秩序取代世俗王权，以期使绝对主义体制下被扭曲的国家与社会关系重回自然之道。公意经由民主的疏导，成为统治公共政治空间的权威。达让松强调理性主义，贬低作为贵族特权合法性基础的历史与传统的价值，呼吁身份平等与广泛的政治参与。他的思想对重农学派与卢梭均有重要影响，并成为第三等级反对王权与特权的理论依据，是18世纪后半叶法国政治激进主义的一个重要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