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与校勘学

胡适不仅在考证学方面成绩斐然 ,对考证学的分支校勘学的研究也颇有建树。他因承了清代朴学家有关校勘的要义 ,对中国校勘学的发展作了一次总结 ,提出了许多创新性见解。认为中国校勘学起源很早 ;发现错误、改正错误、证明所改不误是校勘学的基本方法 ;排比异同各本 ,取其最古而又最近理的读法是校勘的最好方法。《水经注》的校勘研究是胡适的“象牙之塔     

胡适《校勘学方法论》的再评价

胡适的《校勘学方法论》,本来是1934年为陈垣《元典章校补释例》(1959年中华重印本改名《校勘学释例》,以下简称《释例》)写的一篇序文。陈垣在1930年用故宫发现的《元典章》的元刻本对校沈家本刻本,后来又用诸本互校,校得沈刻本讹误衍脱颠倒之处,凡一万二千余条,写成《元典章校补》六卷。接着陈氏又从一万二千余条错误中,挑出一千多条,各依其所以致误之由,分别类例,写成《元典章校补释例》六卷。这是现代校勘学上的一部杰作,为我们提供了校勘学的范例,也为我们指出了校勘学的最重要的方法论。胡适的《校勘学方法论》(以下简称《校勘论》),就是在总结陈垣校勘实践的基础上对校勘学方法提出他自己的看法。《校勘论》在1955年批判胡适的运动中,没有例外地也受到了批判,其中有代表性的是赵俪生先生的一篇文章。该文批判胡适的考据方法和校勘方法。去年赵先生根据实事求是的精神,写了《胡适历史考证方法的分析》一文,在对胡适的历史考证方法重新作出恰如其分评价的同时,对胡适的《校勘论》也作了新的评述,承认胡适在《水经注》的校勘上,“确确实实花了很老实、很大的力气”;承认他自己二十四年前,对胡适校勘方法论的某些论点“做了挖苦”,“是不合适的”。赵先生还由此“认识到在校勘工作中,一个字一个字地校,一句话一句话地对,一个本子一个本子的比,是无可选择的方法”。赵先生的这些意见话虽不多,含义却很深刻。可是如果作为对胡适《校勘论》的全面评价,那就很不够了。我以为给胡适《校勘论》以适当的肯定,这是对的,但必须同时看到它存在一定的片面性。因此,有必要重新对胡适的《校勘论》作出比较全面的评价。下面谈我的一些看法。为了行文方便,我把它分成两个部分,先谈它正确的方面,再谈它存在的问题。     

《左氏会笺》的校勘特点

日人竹添光鸿的<左氏会笺>是关于<左传>整理和注释的重要著作.它对<左传>整理的贡献首先体现在校勘上,其校勘特点主要从校勘方式和校勘方法两个方面显示出来.<左氏会笺>在校勘方式上可以归纳为存真求善、做校异、订讹误三种;在校勘方法上则可总结为对校、本校、他校、理校等几种.通过对<左氏会笺>校勘方式、方法的举例分析,并展现<左氏会笺>的校勘情况,说明其校勘不仅使<左传>的古钞本更臻于完善、精粹,而且丰富了校勘学的释例.     

王氏父子的校勘学:思想、方法和成就

高邮王念孙、王引之父子校注群书,成就最为卓著,识见之精,叹为观止。其校勘思想和方法可谓集校勘学之大成。王氏父子对校勘规律的总结,给后人研究、整理古籍以启迪和借鉴。     

段玉裁校勘实践中的辩证思维观

段玉裁是清代著名文字学家,也是皖派校勘学家的代表之一。其对《说文》的校勘集中体现在《汲古阁说文订》和《说文解字注》中,两书的校勘方法虽有不同,但都有哲学辩证思维的成功运用。梳理段氏在《说文》校勘方面的成就与不足并对相关问题加以讨论,有助于理解《说文解字注》哲学辩证思维在校勘学中运用之得与失,以便全面准确评价段氏在《说文》学研究上的价值。     

也说陈垣的校勘方法——与白兆麟先生商榷

白兆麟先生的《陈垣的校勘方法》(载《学术月刊》1997年第l期)一文,高度评价陈垣先生的《校勘学释例》是“现代校勘学的奠基之作”,“他所归纳并界定的‘校勘四法’,越来越显示出自身体系的科学性”,实非过誉.然而,文章在对陈垣先生“校勘四法”颇多发明的同时,却也严重误解陈垣先生的观点,有穿凿附以己说之嫌,特提出与白兆麟先生商榷.我国校勘事业源远流长,名家辈出,然而     

论楚辞校勘学产生与发展的几个历史阶段

探析西汉至晚清历代学人校勘《楚辞》的起始与发展轨迹 ,比较楚辞学史与中国图书史可知 ,楚辞校勘学产生与发展应分为 :两汉初兴期、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发展期、宋元明兴盛期、清代大盛期这四个历史阶段。     

一代校勘学家卢文弨——论卢文弨校勘学思想与方法

卢文弨,清乾嘉时代著名校勘学家,其一生几乎都在校书,他的多年的校勘实践,包含着丰富的校勘思想,即分析致误规律,提高校勘质量。遵循校书之旨,恢复古书原貌。强调多闻阙疑,反对不知妄改。探求著书义例,考察旧刻格式。重视古籍旧本,而又决不盲从。集中众人校书,汇合众家之说等。在校勘中,卢文又运用了一系列精核的校勘方法,包括广罗众本,再三对校。重视他校,广征博引。寻求义例,以资校勘。运用小学,判定是非。以名物、史实、典制为校勘依据等。弓召弓召     

叶德辉文献学理论与实践述论

叶德辉是晚清著名藏书家、刻书、版本目录学家及校勘家，其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思想对我国近现代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为此，结合叶德辉藏书、辑佚、刻书的实践，从事目录、版本、考据、辑佚方面论及了其文献学的主要理论与方法，指出其文献学思想与实践对今天文献工作起到一定的参考价值。     

一代校勘学家卢文--论卢文校勘学思想与方法

卢文弨,清乾嘉时代著名校勘学家,其一生几乎都在校书,他的多年的校勘实践,包含着丰富的校勘思想,即分析致误规律,提高校勘质量.遵循校书之旨,恢复古书原貌.强调多闻阙疑,反对不知妄改.探求著书义例,考察旧刻格式.重视古籍旧本,而又决不盲从.集中众人校书,汇合众家之说等.在校勘中,卢文弨又运用了一系列精核的校勘方法,包括广罗众本,再三对校.重视他校,广征博引.寻求义例,以资校勘.运用小学,判定是非.以名物、史实、典制为校勘依据等.     

一代校勘学家卢文(弓召)--论卢文(弓召)校勘学思想与方法

卢文弨,清乾嘉时代著名校勘学家,其一生几乎都在校书,他的多年的校勘实践,包含着丰富的校勘思想,即:分析致误规律,提高校勘质量.遵循校书之旨,恢复古书原貌.强调多闻阙疑,反对不知妄改.探求著书义例,考察旧刻格式.重视古籍旧本,而又决不盲从.集中众人校书,汇合众家之说等.在校勘中,卢文弨又运用了一系列精核的校勘方法,包括广罗众本,再三对校.重视他校,广征博引.寻求义例,以资校勘.运用小学,判定是非.以名物、史实、典制为校勘依据等.     

校勘史之辩证发展

古时校书,也称校雠,后又称校勘。“勘”字本有核对、查问的意思,和“校”字连成“校勘”一词,初见于《北史·崔光传》:“光乃令国子博士李郁与助教韩神国、刘燮等校勘石经”。以后唐的韩愈,宋的欧阳修等文学大家也都用到了这个词(韩称“点勘”。《秋怀》诗:“不为觑文字,丹铅事点勘”)。于是“校勘”这个词也就用来代称校书或校雠了。及至校书成了一门学问后,学者便以“校勘学”名之。     

段、顾之争与校勘原则

段、顾之争,是校勘学史上的著名论争,在清代学术史上影响颇为深远。争论的一方段玉裁(1735—1815),字若膺,号茂堂,江苏金坛人,为清代小学名家,曾师从戴震,是皖派校勘学家的代表之一。另一方则是被誉为“清代校勘第一人”(神田喜一郎《顾千里年谱》)的顾千里(1766—1835),名广圻,号涧苹,以字行,江苏元和人。他是江声的高足,惠栋的再传弟子,吴派校勘学家的代表之一。     

乾嘉汉学的殿军—阮元

宋明儒者诠释儒家经典,重视义理的发挥,并由此建构了一套"阐发心性义理之精微"的理学体系。清儒反对这种"舍实求虚"的治学方法,尝试另走一条由经典文字训诂来建构新理论体系的道路。阮元提出"推明古训",重新理解孔子"仁"学,便是这样一种尝试。在经典版本校勘学方面,阮元校勘十三经,摒弃凭臆"恢复"的古本,拒绝率尔"改正"古书,彰显了他关于经典传本的甄选原则,以及关于版本校勘的审慎精神。     

谈王念孙的推理校勘

王念孙是有清一代著名的训诂学家,同时又是著名的校勘学家。我们只要看《广雅疏证》、《读书杂志》、《经义述闻》中所取得的校勘成绩,就已十分令人叹服。王氏《广雅疏证》,除精审的诠释训诂外,还做了缜密的校勘工作。其中校正讹字五百七十八,脱者四百九十一(《自序》作“凡字之讹五百八十,脱者四百九十”,今据《殷礼在斯堂丛书》本《广雅疏证     

张文虎与《船山遗书》及其与曾国藩的交往

张文虎是晚清著名的校勘学家,同治年间曾国藩、曾国荃刊刻《船山遗书》时,张文虎不仅校勘《札记章句》、《读通鉴论》、《读四书大全》、《历代诗评》、《诗经稗疏》、《宋论》、《噩梦》和《春秋世论》,还从王船山学术思想的传播流布角度,对《船山遗书》的刊行提出许多良策,且对《船山遗书》部分内容予以客观评析。     

古文字材料校勘刍议

甲骨文、金文等古文字材料的真实性是不用怀疑的，但是，在契刻、制作之初，在沉埋的历史过程中，以及在出土后整理的过程中，出于种种原因，会使这些材料发生变化，甚至出现一些错误，本文归纳出了古文字材料中的脱文、颠倒、错别、位移等现象，进而指出：对古文字材料本身进行校勘，正本清源，是十分必要的，同时，也可以丰富校勘学的内容。     

中国古代文献校勘思想三论

中国古代文献校勘传统历史悠久,而且积累了内涵丰富的文献校勘思想.就校勘目的而言,古人有三个层面的认识:首先是求得文献原本之真,恢复古籍原貌;其次是勘正古籍中的错误,不诬古人,有益后人,促进学术发展;再者是通过校勘古籍,稽古右文,经世致用,有利于国家文治建设.就校勘原则而论,古人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主张用多闻阙疑的态度审慎对待古籍,对于古籍中的字句讹舛,绝不轻改妄改.对于校勘家的修养,古人认为,广博专精,勤勉细心,勇于反思,是主体修养的内在条件;广搜异本,占有其他相关材料,吸收前人校勘成果,博采通人,务从其善,是主体修养的外在条件.中国古代文献校勘思想系统而完整,是当代文献学发展可资借鉴的宝贵遗产.     

清代《文选》校勘述略

清代《文选》校勘可分初期、中期、晚期三个阶段,而以中期成就最高。清代的《文选》校勘方法多样,或重视保存古本原貌、坚持版本对校,或综合各种校勘成果、旁证众多文献,或精于小学、深于考证。特别是清代学者已经逐渐认识到《文选》在传抄版刻过程中产生的羼乱问题,并试图通过总结李善注义例、详辨《文选》删削合并的痕迹,以恢复李善注原貌,在《文选》校勘史上尤为可贵。清代《文选》校勘的缺失一方面是学者所见版本有限,另一方面由于对《文选》文献流传的特征缺乏深入的认识,其校勘或局限于个别字句,拘泥于细枝末叶。     

北宋目录事业的发展与校勘学的关系

古典目录学与校勘学的关系问题,学术界议论甚多,但至今尚无定论。本文不准备全面讨论二者的关系,仅就北宋一代目录事业的发展与校勘学的关系问题,提出一些初步看法,不妥之处,敬希指正。 一、众多的官修书目 北宋在校勘学方面,是人材辈出,硕果累累。那时与校勘学有密切关系的目录学领域里,更是繁星满天,著作如林。由于校书事业的进步,影响和促进了目录学的发展,出现了众多的不同类型的书目。以当时官修书目为例,至少有如下几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