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年代学刍议

西周王朝,在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以前,只有世系而缺乏年代;这二百来年的历史空白,一向是史学界关注的一个问题。宋、元时的学者,为了填补这一段空白,在缺乏资料依据的条件下,曾经主观地编制过一些西周的纪年体系。经过铜器纪时的检验证明,这些所谓纪年体系,都不符合西周的历史实际。     

西周纪年考

针对现有文献有关西周纪年的一些不确切的记载,本文对厉王—幽王及武王—夷王两个时期的纪年进行了讨论。     

《西周年历谱》校勘记

《西周年历谱》是董作宾先生研究古代历法的又一部力作,影响较大。但书中月首干支印刷、脱文、衍文或推算错误有60多处,为便于读者更好地使用该书,现详加校勘。     

西周周王铜器论列

目前已出土的西周时期周王为宗庙、祖先及其他人所作铜器大致有19件,从它们的形制、纹饰、铭文等方面的特点,可推测出陕西岐山周王庙西周贵族墓葬群的发现,将对西周铜器的组合形成与分期断代的研究产生重大影响,并揭示西周社会历史的诸多奥秘.     

铜器铭文所见西周刑法规范考述

研究西周的法律制度,历来以凭藉文献资料居多。古代文献记载固然能为我们勾划出西周法律制度的基本轮廓,但由于文献不全,加之不少文献系后代儒生追记,这就给研究西周法律制度造成一定的困难。随着西周青铜器的大量出土,其铭文记载就逐渐地为我们弥补了这一缺憾。在青铜器研究专家、上海博物馆馆长马承源先生主编《商周青铜器铭文选注》的过程中,笔者有幸参加其中部分工作,有机会接触了一些西周铜器铭文,深感铭文为研究西周法律制度提供了极为丰富的材料。这些铭文或可以同文献材料相印证,或可以补正文献记载之不足。本文试就铭文材科,对西周的刑事法律规范,作一个初步的考述。     

西周军赋问题研究

过去学术界谈到西周军赋有两种不同的说法，但其证据都是根据春秋以来晚出的《周礼》、《左传》甚至《汉书》来论证的，这些文献能否证明是西周的军赋是有问题的。本文据西周金文考察，西周时期的军队武器设备和军用服装都是有专门的官职及机构来管理的，而六师军用马匹和牧场也是有专门的地点，并且也是由专门的官职来管理的。这也和《周礼》所反映的有关官职情况是相互一致的。     

西周青铜铭文射礼研究

射礼是西周礼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五礼中属于嘉礼。射由技术到礼制的发展过程,实质上是射由实用性演变为政治性的历史过程。《三礼》中关于射礼的记载很多。西周时期青铜铭文所记射礼,有大射礼、宾射礼和燕射礼;有射礼进行比赛和教化的专门场所——射宫;足见射礼在西周社会的重要政治地位。西周射礼与《仪礼·大射仪》在参射人员的等级上、具体注重的射事内容和射礼的作用功能等方面有明显的差异;从西周早期的大射礼、宾射礼向晚期燕射礼的转变,从青铜铭文中的射礼注重“礼”到《仪礼·大射仪》注重“仪”的转变,暗涵着西周礼制的逐渐松弛、礼乐文化下移的历史趋势。     

西周趋向动词的类型学考察?

文章以周原甲骨、西周金文和《诗经》的趋向动词为研究对象,进行了穷尽性的分析统计。周原甲骨和西周金文中的趋向动词与《诗经》趋向动词的主要语法功能是相同的,当时民族共同语已在一定程度上形成。同时,《诗经》趋向动词的语法功能明显比周原甲骨和西周金文趋向动词更为丰富且灵活。《诗经》语言反映的是周代民族共同语,其深受商民族语言的影响,而周原甲骨文和西周金文则是周民族语言的典型代表。西周趋向动词可与其它动词构成连动式,能带宾语,但不带宾语的情况更为常见。趋向连动式仍以趋向动词位于其它动词之前为主,位于其它动词之后的仅一见。     

西周金文构形特征探析

西周金文处于汉字体系的形成和发展时期。西周铜器铭文中图形文字向方块字体转变,偏旁部首增加并趋于成熟,汉字形体结构日益完善,形声结构迅速增长。对西周金文构形特征的考察能够深入了解文字发展变化的过程,从而有助于探求汉字的发展变化规律。     

眉县青铜器和西周年代学研究的思路调整

利用青铜器纪年铭恢复西周的历史年代是20世纪古史研究中一个强烈的愿望，人们坚信，只要正确理解了铭中的月相含义，就可借助合天的历谱推知器物的相应王世，系联多器进而推算出整个西周时代的历年。2003年陕西眉县出土的西周晚期青铜器打破了这个率直天真的想法，这批器物的铭表明，西周历法的精确度并没有我们想像的那样高，因而根据目前所掌握的有限资料还不足以得知西周一代的年历，与此同时，西周年代学研究的思路亦应作相应的调整。     

评葛志毅先生的力作《周代分封制度研究》

葛志毅先生的《周代分封制度研究》一书,是当代西周史研究的一部重要著作,今年初作为《金景芳师传学者文库》第一辑的一种由黑龙江人民出版社修订出版。这对于西周史的研究当是一件极有意义之举。西周的分封制度是一个很有价值的重要研究课题,它涉及到中国古代社会早期的国家起源及西周的政治体制问题。关于分封制与郡县制的研究与争论,自秦汉至明清不绝于史,近代从学术上研究分封制而又有较大影响的首推王国维先生的《殷周制度论》。但他对分封制的研究尚比较粗略,只是有开拓之功。而葛先生的《周代分封制度研究》对周代分封制度的起源、性…     

厉王在位年考——兼论西周诸王在位年数问题

(一) 问题的提出鬲攸从鼎铭云:“唯卅又一年三月初吉壬辰,王在周康官(彳屖)大室”,此鼎郭沫若同志《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列为厉王时器,刘启益同志《微氏家族与西周铜器断代》一文(见《考古》1978年第5期),也认为此鼎是厉王时器。鼎铭中的“卅又一年”,刘启益同志释为“卅又二年”,这是因为“一年”二字在铭中是合文,有误释为     

百国“春秋”对西周叙事散文叙事功能、体式的拓展

《尚书》大多有一个叙事框架,但它和西周铜器铭文一样,是西周史官强化天子的权威和铭功的记事功能的实践.这种强化导致了叙事细化和言、事相兼的具有文书性质的叙事散文体式的产生.春秋时礼崩乐坏,史官的职责更多转向了“守典奉法”,即借历史著述和对君臣违礼犯法的记载来规范当时的君臣行为.适应着这一职能的转变,春秋时期的百国“春秋”在叙事功能上也由西周时期的强化天子的权威和铭功转向了“守典奉法”,并由此导致了西周重在记载礼乐仪式的文书式记事向记载事件发展过程和重视文采的历史著述的转变. .     

试析西周大学的功能

西周的大学有两种,一称辟雍,一称泮宫。《礼记·王制》中有“天子命之教,然后为学……大学在郊,天子曰辟雍,诸侯曰泮宫。”可见辟雍是天子办的大学,泮宫则是诸侯办的大学。同为大学而名份不同,反映了西周等级制的森严。西周大学的基本功能是教育,其中包括道德教化、技能训练和基础知识传授。西周大学的学习内容主要是三德六艺。《周礼·地官·师氏》载：“师氏以三德教国子：一曰至德,以为道本;二曰敏德,以为行本;三曰孝德,以知恶逆。”可见道德教育为其教育主导思想。六艺指礼、乐、射、御、书、数。其中礼指周礼,由周公制定…     

中华文明史至今应为5163年──从炎黄到西周纪年辨析

现在我们所说的中华五千年文明史，在公元前841年西周共和元年之前，均为推定的相对年代。根据对古代文献记载的辨析和运用甲子纪年法推算，加上考古资料的印证，其确切年代为：炎帝时代530年（公元前3167年甲戍至前2638年癸亥）；黄帝时代416年（公元前2637年甲子至前2223年戊午）；夏朝471年（公元前2222年己未至前1752年已酉）；商朝623年（公元前1751年庚戊至前1129年壬申）；西周358年（公元前1128年癸酉至前771年庚午）。炎黄至今丙子（1996年）为5163年。     

西周监官制度浅说

近几年来在西周史研究中,关于西周监国制度的研究发表不少论文,引起历史学界,考古学界的广泛注意。但其中仍有些问题值得讨论,今略述鄙见,望同志们批评指正。 在传世应国青铜器有“应监”,它与“应侯器是否有区别?有的同志认为青铜器“应监(南瓦)”的“监”其地位与周初封的侯,田、男四服是相当的,认为“应监”就是“应侯”。我认为监国的“监”,是西用的监官制度。今以“三监”而论。     

试评《西周金文语法研究》

管燮初先生著的《西周金文语法研究》一书通过精确的统计 ,对金文的语法现象进行了系统的描写。该书与《尚书》语法进行共时比较 ,较全面的反映了西周语言的语法规律。但该著仍然存在着严重的不足 :在研究方法上 ,最大的缺陷是没有进行穷尽性研究 ,其次是缺乏“史”的观念 ,历时的比较不够 ,再次是有不少地方以孤证立论 ;在资料运用上 ,没有充分利用古文字研究的成果 ,过分相信第二手材料 ,导致语法分析有误 ,许多例句重见时 ,在引文、标点、译述乃至语法分析等方面存在自相矛盾的现象     

对山东黄县庄头西周墓出土铜器铭文的初步研究

1980年9月黄县(今龙口市)庄头村出土的一批西周前期有铭铜器中,其中四件有铭文,系同一墓葬出土.铭文涉及的“芮公”、“熊奚”、“小夫”等铭为胶东半岛首次发现.它不但为研究胶东半岛的历史提供了新资料,而且也为探讨西周前期半岛古国与周王朝以及与其他属国间的关系也提供了重要实物证据.     

公元、干支纪年简易换算法

公元纪年和干支纪年,在文史著作中经常遇到。不少人物、事件以及诗文的系年是用的干支,反求公元纪年颇费时力。同样,由公元纪年推求干支纪年也很麻烦。从事社会科学工作的人,掌握公元、干支纪年换算法,可以节省翻检年表等工具书的时间,收到事半功倍之效。笔者在原有较复杂的推算方法的基础上,于实践中发现一种新方法,     

《战国策》东西周考辨

《战国策》一书中东西二周的辨别,始自南宋人鲍彪。鲍彪注释《战国策》,以西周王城为周赧王所都,秉封建社会尊王之义,谓西周为正统,东周不得先于西周,遂变乱《国策》高诱本次序,升西周策为首卷,降东周策为次,以形成对史实失考的误失。嗣后,吕袒谦著《大事记》对东西周君分治,略加考释,以纠鲍彪之误;(元)吴澂著《东西周辨》,亦因鲍彪之误而发;而吴师道校正《战国策》引吕子《大事记》之说,开卷大讥鲍彪之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