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征用的理论完善

行政征用是行政主体为了公共利益依法强制取得相对人的财产,并给予补偿的行政行为。我国的行政征用制度尚不完善。从行政征用的范围、行政征用的目的、行政征用的程序、行政征用的补偿、行政征用的救济几方面来研究行政征用的理论,并对行政征用的理论完善提出了自己的意见。     

行政征用补偿制度探析

在紧急状态下因公权力的行使对相对人造成的损失该如何补偿的问题,我国目前还未出台一部法律来对之加以一定规制.从行政征用行为角度来对行政征用补偿制度加以探析进而借鉴国外经验来建构我国的行政征用补偿体系,以维护公益,保障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关于行政征用补偿问题的研究

本文通过对行政征用及行政征用补偿的原则、我国现行行政征用制度的现状等问题研究,进而提出进一步完善我国行政征用制度的若干建议:科学界定公共利益、制定公平的补偿标准和行政征用程序,并完善合理的事后补偿机制等。     

对行政征用中的公共利益的认定

公共利益是行政征用等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基础。然而,在我国,公共利益概念并没有得到任何法律和行政法规明确而具体的解释。从学理上说,公共利益的内涵具有不确定性,我们可以综合共同利益论、公众利益论和公共理性论等多种解释,通过确立某种法定的实质标准和形式标准来认定公共利益,从而为行政征用设置有效的限制。     

对行政征用中的公共利益的认定

公共利益是行政征用等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基础。然而,在我国,公共利益概念并没有得到任何法律和行政法规明确而具体的解释。从学理上说,公共利益的内涵具有不确定性,我们可以综合共同利益论、公众利益论和公共理性论等多种解释,通过确立某种法定的实质标准和形式标准来认定公共利益,从而为行政征用设置有效的限制。     

行政征收与行政征用制度比较分析

我国理论界对行政征收与行政征用的研究还比较薄弱,在我们的行政法学教材中也较少涉及。本文从基本的概念、特征、原则等方面进行简单的分析、研究,以便更好地区分两者的异同,对它们有一个明晰的认识。     

美国行政征用研究（之一）——公正补偿的计算方法

美国行政征用公正补偿的计算标准和方法诸多,对应获公正补偿权益的市场价值计算时间、限定继承和非限定继承不动产权益的价值计算方法以及相关影响被征用财产市场价值的因素等的系统研究,有望能为中国解决当前征用中面临的相关问题提供借鉴。     

新冠肺炎疫情下的应急行政征用补偿制度完善研究

应急行政征用在高效应对突发事件时也会限制、剥夺公民权利,故其补偿环节尤为重要.明确征用与补偿是研究应急行政征用补偿制度的前提:征收与征用分别限制财产的所有权与使用权,口罩等易消耗品因征用行为而丧失财产价值,符合征收概念;在应急行政征用语境下,行政机关承担补偿责任.现行应急行政征用立法文本及司法实践显示,我国应急行政征用补偿制度存在着补偿责任主体不清、程序匮乏及标准不明确等问题.应结合域外法治经验,首先在法律层面统一规范应急行政征用补偿制度,再由各地根据实际情况明确补偿责任主体、程序、标准等具体事项.     

美国行政征用研究（之二）——行政征用补偿证据解读

在美国,国家征用权的行使受宪法第五修正案的制约,即必须对被征用人作出适当补偿.宪法第五修正案承认国家保护私人财产权,征用私人财产而不对被征用人作出公正补偿是违宪的.补偿作为行政征用的核心要素,其实现依赖于对各种补偿证据的把握.     

行政征收征用之公共利益的界定--在现行宪法语境下的思考

征收征用是现代行政的重要手段,而公共利益又是行政征收征用制度的核心,但由于这一概念的内涵的不确定性,从而使之成为侵犯公民合法权益的绝佳理由。因此,公共利益在宪法层面上的明确界定不仅具有理论上的意义,而且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土地征收中的公平补偿与增值收益分配

“公共利益+正当程序+公平补偿”是一个公认的征地准则。在中国,“公平补偿”是破解征地困局的切入口。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在理论和实践中最终都将“公平补偿”指向了“市场价值”,但是确定“市场价值”只是达到“公平补偿”的手段,而非目的。“市场价值”的确立依赖于统一成熟的土地市场,在缺乏法律和制度保障的前提下,对中国集体土地市场价格的确定并非易事。“统一年产值标准/区片综合地价+增值收益分配”的模式则为变相回归“市场价值”提供了新的路径。     

行政征收权与私有财产权的冲突与协调——以财产保护方式为视角

私有财产权的重要性、正当性需要法律对它加以保护,行政征收权的必要性、补充性又需要法律允许对私有财产权的适当的侵犯,这使我们面临了一个两难处境。当交易成本过高,且该交易对社会整体而言为绝对公共利益(即不包含商业利益)时,应适用责任规则;当交易成本低,且为了保护私人对财产的主观价值以减少或降低反向成本时,应适用财产规则的保护方式。目前我国宜将保护重心向公民一方倾斜即对私人财产的保护采用财产规则的方式,以防止反向成本,维护公民对法律的感情及预期。但此种倾斜性的采取财产规则似乎仍应建立在利益的权衡、取舍之上。     

辽代高僧思孝与觉华岛

郎思孝是辽代学问僧的突出代表,曾任觉华岛海云寺的住持。他一生佛学论著丰富,受到契丹皇帝、贵族的特殊宠遇。到了金朝,仍然有人熟悉思孝的事迹和觉华岛的佛教。唐朝灭亡后,思孝实为振兴华严宗之关键人物。这位高僧及觉华岛在辽代佛教史及东亚佛学界都具有重要地位。     

敦煌高僧昙旷的佛学思想新论——以法藏P.2258V~0《百法手记》为中心

敦煌高僧昙旷的经历和佛学思想著作不见于历代藏经。敦煌遗书问世以来,人们发现存留有多种昙旷所撰写的佛学著作,从此中外学者开始探讨他的经历和思想。然而,这些研究仍然未能有助于我们对昙旷自己最终成熟的佛学思想有比较全面的认识。本文以和昙旷有密切传承关系的《百法手记》为依据,对昙旷晚年的佛学思想主张做了进一步地探索,认为:昙旷批判性地继承了唯识宗的一些主张;关于心法的认识,依从《起信论》说;在涅槃观方面,与昙旷《大乘二十二问》所主张的一脉相承;在依时判教方面,不同于唯识宗,也不同于华严宗,而是直接将如来藏法性缘起宗安于第四时分上。     

《高僧传》六个词语的训释

南朝梁释慧皎撰写的《高僧传》,不仅是研究汉魏南北朝佛教史的重要典籍,同时也是研治中古汉语的重要语料。该书中虽然有些词语＂字面普通＂,然而要达其确诂也非易事。本文选取这类词语六例：＂宗会＂、＂朗拔＂、＂抽舍＂、＂天逸＂、＂关责＂、＂俊远＂等,略加考辨。     

永明延寿与吴越佛教

五代吴越国高僧永明延寿是唐宋之际中国佛教转型时期的重要人物,其思想与事迹对吴越佛教乃至中国佛教都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通过考订永明延寿的有关生平史料,择取其一生中具有代表性的西湖"官钱放生"、天台习禅与课诵<法华经>、与钱王之密切交往等事件及其融合会通的思想主张,以文化人类学的方法及视角进行分析,可以了解永明延寿与吴越佛教文化之间的相互影响.     

哲学的界域与“界域哲学”

以“思维与存在关联”的思考（内涵）所展示的具体形态（外延）为对象的探究,构成界域哲学的基本内容。研究表明,哲学家以不同的公理、命题、原理、原则的设定,对“思维与存在关联”所作的诠释,构建了形态各异的哲学小“椭圆”界域。纵观哲学形态推进的演化,哲学界域是由“本体”-“认识”-“方法”-“人本”各异的小“椭圆”的首尾衔接叠加而成的大“椭圆”。     

山中高士与世外仙姝--钗黛解读

林黛玉和薛宝钗，一个是世外仙姝，空灵出尘，一个为山中高士，积极入世；一个是表面时时在意，尖酸刻薄，实则善良重情，全无心机，一个为表面浑然不觉，大方贤良，实则处处留心，随机应变；一个对宝玉的感情是明争，直取宝玉之心，一个则为暗斗，采用迂回策略，始得而终失。两人不同的性格特质与行为趋向在特定的环境与背景下产生了必然的命运走向。     

论古希腊悲剧中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

人在渴望和平秩序与理想社会的创建时,同时渴望人性的自由发挥。当人渴望人性自由发挥时,又不愿人类的积极价值观念被现实生活欲望冲动所摧毁,悲剧性冲突常常由此产生。在古希腊悲剧中,以神圣价值为人的价值的前提,以城邦共同体的自由前提为生活理想的现实,前者属于私人领域,后者属于公共领域,不以前者削弱后者,这是个体自由作为共同体自由的基础;不以后者侵犯前者,这是人成为真正的个体的理性保障。     

源域与靶域的相似性和创造性

隐喻作为一种语言现象能够被人们所接受,是因为构成隐喻的源域与靶域间存在着相似性与创造性。所谓相似性,是指人类在认知领域对它们产生了相似的联想;所谓创造性,是指人们不断地扩展它们之间相似性的意义,创造出两域间更多的映合。两者之间的相似性在方位隐喻、实体隐喻和结构隐喻中都得到了充分的论证和检验,而其创造性则在文学作品、科学技术乃至社会生活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