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商人与区域社会的整合--以明清"陕西商人"与关中社会为例

商人行为体现于商业资本的整个运作过程,与区域社会有着密切联系.通过区域社会特征的研究,可以更好地把握与说明.从关中社会这一视角考察明清"陕西商人",可以克服以往举例论证商人是否兼并土地这一研究方法的偏颇,证实了陕商总体上在家乡并未广置田地."陕西商人"促成了关中社会的变化,同时又受到当地社会的各种限制与规范.传统商人与区域社会之间存在着无法割舍的互动与整合关系.     

论商人自治:缘起、内涵与实效

商人自治即商人的自我治理。在当代中国,商人的自我治理缘起于市场的缺陷和政府治理的不足。商人自治在性质属性上属于社会自治的范畴,在对象内容上表现为建立自治组织、制定和实施自治规范、解决纠纷,在功能作用上主要在于维护"行业公地"和实现互惠正义。与政府治理相比,商人自治在机会成本、经济成本、伦理成本和关系成本等方面具有明显的实效。在当代中国迈向"大社会、小国家"的未来关系格局中,商人自治值得引导和提倡。     

宋代商人的经营活动与收入状况分析

宋代是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发展的重要时期,其重要特征之一是商业的繁荣兴盛。在推动商品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商人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学者们对于宋代商业的兴盛和商品经济的发展给予了很多关注,对于商人的社会地位也作了很多论述,但对商人的经营活动,尤其是由此而获得的经济收入及其所承担的社会负担缺乏关注,因而也影响甚至限制了人们对宋代商人的社会地位与作用的分析及认识。     

明清小说中的浙江商人形象

明清时期随着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地理位置得天独厚的浙江一带,商品经济的飞速发展滋生了城市和商业文化,明清小说中的浙江商人形象,即是这一情形的反映。这些商人的商业活动、精神特质、生存状态不仅体现了较为鲜明的地域特质,也生动展现了彼时浙江工商业社会环境和文化状况。     

明清族商研究的倡言与思考

关于中国古代商人及商业资本历史的研究,是20世纪中国历史学研究的一个重点领域,成果很多.然而,从商人及其资本的内部构造来探讨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却是以往研究中较为忽视的领域.明清"族商"研究概念的提出,以及对家族、乡族商人及其资本的内部构造与商人群体、资本群体的运作模式进行考察,对其所蕴藏在文化意识之中的多元经济观念进行审视,有助于寻求多视角地认识中国传统商人及其资本的变迁之路,从而对中国传统商人与资本的内在本质及其发展前景,形成一个更为全面和客观的评价.     

中国近代工商业私有产权及观念分析

近代中国工商业私有产权状况在洋务派所创办的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三类企业中，后两类企业的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在商办企业中，商人的经营权受到诸多限制，同时商人的收益权也屡受政府的侵犯。在梳理中国传统社会和近代社会中的私有产权观念中，发现传统社会中对“私”的观念持有否定的态度，而且这一观念一直延续到近代中国，并据此对近代中国工商业的私有产权状况做出了解释。     

中世纪晚期西欧商品市场发展的内在动力

中世纪晚期西欧物质商品市场进一步发展,主要源于其三方面强大的内在动力:一是西欧商人阶层的形成及其在市场发展中的主体作用;二是西欧人口数量、购买力和购买动机主要需求原动力因素对市场发展拉动作用;三是西欧市场价格机制对市场发展的调节作用。     

浅论儒家士人阶层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

在我们称之为传统社会的秦朝到清朝这段历史中,中国和中世纪的西欧在社会结构和政治制度上有着明显不同:中国在朝的士人阶层形成一个庞大的官僚体系,他们在封建王朝广阔的国土上流动着,维持着中国大一统的帝王宗法专制;而在野的士绅们则在乡村治理中,与宗族力量、政府力量一道维持着封建的乡村秩序,弥补国家权力在基层的缺失和不足。儒家士人阶层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发挥着不可忽视的特殊作用。     

幻象与真实——中世纪商人法形貌考辨

为了研究中世纪商人法的真正形貌,文章主要采用历史研究方法和比较研究方法等,对商人法各种史料进行了考察,认为在中世纪时期,商人社会无法发展出一套具有普遍性、系统性的和完全自治的法律体系;国内外国际商法学者对中世纪商人法的认知存在着证据支持不足问题;构建新世纪的跨国商人法规则,并不需要借助并不存在的中世纪商人法乌托邦来证明其具有"历史正当性"。中世纪的商人法不可能成为现代国际商法的模范和依托;构建新的统一商法体系应该考量现今的国际贸易形式和国家法律制度现状,将工作的着眼点放置在对各国国家法的比较和协调上,商人社会所谓的自治性民间规则只能起到有限的辅助作用。     

战国时期商人活动的地域性考察

中国古代商人自身历史的发展因时间向度的演进而具有时代性。该文从空间上分析,认为战国时期由于列国民风、自然地理和交通条件、重商传统、国势变化的不同,造成了商人分布的地域差异。     

诚信、勤俭与进取——从明清小说看我国古代商人的经商之道

我国明清两代,商业得到空前发展,描写这种大背景下的商人和商业行为的作品增多。明清小说中的许多作品展示了我国古代商人特有的经商之道,其中所体现出的“诚信是为商之德”、“勤俭是经商之本”、“进取是经商之道”等进步的商业思想,对于我们今天的市场经济建设也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中西本末观中手工业地位差异的比较分析

历史上中西方经济的发展中均出现过重农抑商的经济思想,但是在那之后却出现了中西方经济发展截然不同的道路。笔者发现大多数学者在中西方经济比较时,凡涉及到农业与工商业之间的关系问题时,把手工业与商业统称为工商业,实际上仅仅在谈论商业,手工业多是一笔带过。笔者认为,除了文化和政治制度上的不同导致“重农抑商”政策存在差别外,中国古代抑的是手工业和商业,而西方抑的是商业。这种对手工业的不同对待,笔者认为也是导致中西方经济发展道路不同的重要原因之一。     

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视野下的中国商事传统——论中国现代商法构建和完善

毋庸置疑,在中国古代商事活动是广泛存在的,也必然普遍地存在着对于商事活动的思考,而这些思考以及这些思考影响下的某些规则的存在,在事实上对商事活动产生了重要影响。基于此,以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为工具,以中国商事传统为背景,分析探究了中国古代对于商事活动的价值追求以及商事规范本身的价值追求,从而展示了中国商事传统的特性、不足及其魅力所在。     

“足用财富思想”与“增殖财富思想”：中西古代财富思想特性分异的比较及启示

足用财富思想是中国古代财富思想的重要内容与特性,这是由中国古代社会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重农抑商的经济政策以及封建皇权的政治统治等因素决定的。增殖财富思想是西方古代财富思想的重要内容与特性。它的形成主要有三个原因：财富积累增殖的正义性、民主理念与人文主义的精神动力、城市经济发展与政治稳定的需要。通过对足用财富思想与增殖财富思想的比较可以得出,由于思维方式、经济文化、地缘政治、政治理念的不同,中西古代财富思想特性也是不同的。     

关中文脉论纲

作为地域文化现象,关中文脉表现出了与中国其它地域文脉不同的特征。它产生一发展的前提,是此地由自然条件所决定而在很长时期内实行的专制。也可把它的结构看成一个“多重互补体”,即经济基底上的“炎黄互补”和“汉唐互补”结构,政治上层的“周秦互补”结构,文化上的“儒道（或佛）互补”结构等。其中包括,周公的“仁道”和“仁政”,是人类在“以人为本”之途上迈出的重要一步,是关中文脉原创性的代表“板品”,应倍加珍视;追求平等、公平等目标,也是应被今日继承发扬的。与地中海文明或中国“关东文明”相比,关中文脉特质的主要方面是“抑商”。关中文脉特质的另一侧面,是由盛唐的“重商”政策及其盛世文明来显型表达的。关中文脉的又一特质,是其早年文明原创性高于国内其它地域;此特质虽在其“抑商”的限制下逐渐向相反方向转化,但至今尚依稀可辨。关中“逆商”特征长期影响了中国发展,也使关中深陷困境,在当代须大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关中文脉主导面也不是一无是处。在平衡市场经济弊端上,首先是周公仁道文化基因在弱化、抵制、减缓市场经济对人的“异化”方面至今有用。     

公民法律角色比较——权利本位与义务本位

权利与义务是法学理论中一对最基本的范畴。权利和义务哪个是本位的问题,在中国和西方社会有着不同的演变和发展过程。文章通过对古代中国和西方社会公民法律角色的比较研究,指出中国义务本位法的形成与血缘关系、家族宗法制度以及特有的“礼”对中国古代社会的长期统治有着密切的关系;而西方社会城邦政治的确立、法律的发达和人本主义的兴起对西方社会权利本位法的形成有着直接的影响。权利本位法和义务本位法互为条件,辩证统一。中国当代社会应以权利法为本位,以义务法为补充,以趋早日实现“法治”。     

浅析十七--十八世纪中俄的早期贸易

17世纪— 18世纪中俄之间的早期贸易应予以做出肯定的评价 ,它与鸦片战争前后欧洲列强对中国的掠夺贸易有着本质的区别 ,俄国对华的早期贸易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北方商品经济的发展 ,对北方商业市场的繁荣作出了一定贡献。     

唐代飞钱产生的背景及其影响

唐中后期以后,两税法的实施扩大了对货币的需求量,而当时的货币制度不能满足商品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大量货币,因此,钱币不足成为严重的经济问题,它影响了社会经济的正常运行。于是飞钱应运而生,它的产生有利于商业的发展,也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飞钱原理”运用的汇兑功能及汇兑信用对宋代变换业务的发展和中国最早的纸币产生都有重要影响。     

《电子签名法》相关问题解析

电子签名法的出台是我国电子商务领域的一部里程碑式的法律,不仅让我国的电子商务的立法迎头赶上世界潮流,而且使得今后的电子商务中的电子签名行为在法律实践中有了直接的法律依据。然而,《电子签名法》虽已生效一年有余,但对推动电子商务和电子签名安全的迅速发展并未表现出立竿见影的功效,这意味着这部法律中存在某些问题尚有待于解决。正因如此,本文试图通过《电子签名法》立法的概况、条文解读、不足分析等层面来对这些问题有所发掘。     

从《王制》中礼仪与法律的合一看儒教的宗教性

《王制》篇是古代儒者从礼的角度阐述国家管理的各种最重要的制度,其中不仅有很多在今天看来属于世俗的法律制度,也有很多是关于宗教礼仪的具体规定。这在其后的《唐律疏议》等古代主要的法律典籍中,思想一以贯之。因此,在古代儒者看来,宗教规范同时就是国家的法律制度;国家的法律制度也是它们的宗教规范。不仅中国古代是这样,印度教的《摩奴法论》等古代其他主要国家宗教的情况也是如此。这就说明,儒教和其他国家宗教的性质是一致的,即儒教也是一种宗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