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道教名山

道教这一土生土长的宗教，源于古代的巫术和秦汉（公元前221年至公元220年）之际的神仙方术和阴阳五行之术。严格地讲，中国道教的正式出现应该是在东汉（公元25年至220年）末年，由张道陵所创立，其诞生是以五斗米道、太平道的出现为标志。它主要由长江文化孕育而成，创始人张道陵由吴入蜀，以楚文化的老庄道学为基础，吸取了燕齐文化的神仙思想，     

洪任辉事件与乾隆的闭关政策

从17世纪80年代至18世纪50年代，清朝曾执行过一个时期支持海外贸易的国策。但是，随后就关闭了闽、浙和江苏海关。闭关政策固然反映了清政府的愚昧与国力的虚弱，但英国早期殖民者急切扩大对华贸易的行动，是清朝产生闭关政策的直接动因。这就是洪任辉事件。一、导致闭关的洪任辉事件康熙二十三年（公元1684年），清朝下令取消海禁，“令出洋贸易，以彰富庶之治”（1）。二十五年（公元1686年）又宣布建立粤海关、闽海关、浙海关和江（苏）海关，以广州、厦门、宁波和松江为四个对外通商口岸。雍正五年（公元1727年），又废除对南洋海禁。…     

欧阳修与蔡襄

欧阳修生于来真家景德四年（1007），卒于来神宗熙宁五年（1072），享年六十六岁。蔡禁生于真宗大中祥符五年（1012），小欧阳修五岁，卒于英宗治平四年（1067），恰又早欧阳修五年而逝。两人生活年代大体一致。仁宗天圣八年1030），欧阳修、蔡禁同登进上第，欧阳修中甲科第十四名，蔡襄中甲科第十名，名次亦前后相差无几。天圣九年（1031），欧阳修为西京留守推官，蔡袭是年授漳州军事判官，回福建漳州。仁宗景柏元年（1034）三月，欧阳修西京留守推官任满，六月任馆阁校勘，七月参与编纂三馆秘阁藏书总目（即《崇文总目》）。是年七月，蔡…     

论贞观廉政思想

论贞观廉政思想鹿 慧贞观时期（公元６２７年至６４９年）是中国历史发展的重要时期，唐王朝在短短２３年里，由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唐太宗所以能在较短时间内取得“贞观之治”，根本一点是以一种符合社会发展的“贞观思想”为指导，而廉政思想则是贞观思想的主要内容?..     

论王夫之易学论域中批驳佛、老的十个角度

传统社会中的醇儒往往一方面构建自己的思想体系,一方面力辟佛老。王夫之的卓异之处在于,他对佛老皆有详细研究,所以能够深入佛老两家的思想体系之中而批驳之。在王夫之易学类著作中,留存有大量的批驳佛老的议论。这些议论一方面体现了王夫之的宇宙本体论和人生哲学;另一方面凸显了儒学视野下佛老空无思想之荒谬。所以集中呈现王夫之易著中批驳佛老的角度、方法和内容,无论对于王夫之儒学思想体系研究而言,还是对于其佛老思想的研究而言,都将有所裨益。     

《黠鼠赋》作时蠡测

<正> 苏轼《黠鼠赋》作时,有少年、成年、晚年时期诸说。愚意为晚年儋州时期作。首先,赋中怍者自称“苏子夜坐”,“苏子叹曰”。“子”为对男子尊称。《谷梁传·宣公十年》:“其曰子,尊之也”。如孔子、荀子等。宋人文毒中自称“某子”也都指中年或晚年。如欧阳修《秋声赋》中自称、“欧阳子方夜读书。”那是嘉祐四年(公元1059年),     

王门别支──论聂双江归寂之学及其在王学中的地位

对阳明弟子的论述，历来多以龙溪（王畿，字汝中，公元１４７８－１５８３年）、绪山（钱德洪．字洪甫，公元１４９７－１５７４年）为主，聂双江（聂豹，字文蔚，公元１４８７－１５８３年）之学则少人问津．其实这位被同门斥为别支的双江，对心学的承继起了重要作用。双江之学以主静归寂为旨，与阳明之学确有异同，但这一方面是对王学的发展，另一方面则是对王学流弊的匡正。从某种意义上说，聂双江真正担负了承继阳明之学的使命。     

宋仁宗时期反佛老思潮及其特点

佛老二教的避世思想与儒家积极干预社会生活的态度迥然两异,且佛老对社会政治经济的危害深为儒者所忧。宋儒继韩愈之后,掀起了一场自佛老流行中国以来最广泛持久且最深入的反宗教的思想运动。对佛老二教的排斥大体可分为两类,即如宋代朱熹所说:“本朝欧阳公排佛,就礼法上论,二程就理上论。”二程以“理”排佛,论者颇不乏人,本文拟就宋仁宗时期以欧阳修为代表的反佛老思潮及其特点等有关问题作一简要论述。 一 佛教自汉代传入中国以后,几经兴衰,至唐代而大盛。道教之于李唐,也备受尊崇。五代后期,周世宗大毁佛寺,佛教势力受到沉重打击。道教在战乱中也被剥弱,即如道书《三洞修道仪》中所说:“五季之衰,道教微弱。星弁霓襟,难逃解散。经籍亡逸,宫宇摧颓。” 宋朝建立后,佛道二教逐渐再兴。北宋前期,统治者为了社会政治秩序稳定的需要,提     

评蔡方鹿所著《魏了翁评传》

宋明道学(包括理学与心学)历来是中国思想界、哲学界乃至国外汉学界研究的重点。这是因为,自魏晋以来,中国本土文化一直受到外来佛学思想的强烈冲撞,高明贤达之士醉心释教,反使中国最重要的本土思想儒学束之高阁。此状至北宋为之一变,中国本土大儒辈出,学派群生,高扬接续孔孟“道统”的大旗,辟佛老之异说,重新发掘儒家经典,以义理解释儒家经典,从而形成了第二次以中国本土思想的主体的学术勃兴局面。这次运动被称为儒学复兴。国外汉学界专称为新儒学(New-confcian),中国学术史则称为“宋明道学”。然而,数十年的研究只限于如朱熹、二程等少数几个思想大家及濂、洛、关、闽等几个学派,未能拓宽视野,深入探究宋明时期出现的众多思想家和众多的思想流派,因此也就未能勾画出宋明道学演变的完整历程和当时百花齐放的思想全貌。     

十笏园

十笏园坐落于潍坊市潍城区的中部，原清末大地主丁善宝的一座私人花园，建于光绪十一年（公元1885年），至今已有百多年历史。十笏，是以十块笏板形容此庭园之小，面积仅仅有2000平方公尺，却有假山、池塘、曲桥、亭榭、书房等多种建筑，且布局得当，充分显示了园林设计者的精妙构思。     

论元代文坛对欧阳修古文风格的接受

欧阳修的古文风格经由南宋与金,嬗递到元代文坛,成为对元代散文影响最大的文风传统。元代初年,活跃于文坛的北方作家群虽很重视对欧阳修文风的学习,但不同于欧文,雄奇文风仍是主导倾向。到了元代中期,在江西作家群的倡导和浙东作家群的呼应下,欧文温醇和雅的风格成为一代文风的底色。到元末,文坛形成欧、苏并尊、唐宋并重的格局,开明代唐宋派之先声。     

风格·渊源·地位:欧阳修词论

在词的发展历史上,欧阳修是一位继往开来的人物,他在唐五代词发展的基础上,推陈出新,无论是境界、内容还是形式,都开辟了两宋以后词史发展的风气。宋代联章鼓子词和慢词的写作都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欧阳修词的影响。欧阳修用词表现自己的娱乐生活和真实情感,风格开阖变化,浑成热烈,以其特有的个性雄居于北宋词坛。     

北宋诗人眼中的辽境地理与社会生活

北宋欧阳修、苏颂、苏辙在出使辽国(契丹)途中写下的纪行诗,记录了他们经行的路线和沿途见闻,为认识辽代我国北方地区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生活,提供了生动形象的材料,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苏颂的前后<使辽诗>尤其如此.     

从欧阳修碑志文看宋初士人的"言事"热情

欧阳修的碑志文记载了宋初大部分著名文士的命运,从这些生平记载中,可以看到空前高涨的"言事"热情。这里有积极论事,体现士大夫与皇帝共治国家的建设精神的事迹;也有激烈争论,体现士大夫批评意识的风范;有不合于世、智慧托诸评鉴的不朽追求。     

佛门演绎的故事——韩愈、欧阳修与佛教

退之之于大颠,永叔之于居讷,这些千百年来传诵不衰的公案,其真实面目如何,后人已难以辨清。正史所载不外是二子的卫道故事和言辞,而关于二人与僧徒之交往,只能从其诗文中进行推测。晚年归释说,主要出自佛门典籍,出于利益考虑,佛门之记载必定多有美化自己的用意,当不足取信。但结合作品和史书记载,发现佛门编造的故事竟也入情入理,可见佛教为了发展和生存,确实用心良苦。     

《新五代史》的理性与价值

《新五代史》在"二十四史"中别具一格,主要在于其理性和价值。欧阳修对《周易》和《春秋》的认识分别体现为《新五代史》的理性和价值,这种《周易》易理和《春秋》大义的结合,使理性通过价值具有道的正义性,而价值通过理性体现为至上性,二者关系是理性决定价值。《新五代史》理性和价值在学术上的纵横维度表明,其虽具有宋学的特征,但与理学尚存一定距离。     

永州古民居中的儒道文化

本文对永州古代民居蕴含的儒道文化加以论述。     

解诗与解礼——关于《诗经·摽有梅》的阐释

《诗经·摽有梅》以女子口吻诉说盼嫁的心声,但在郑玄、欧阳修、朱熹等研究者的著述中被故意地误读,以维护文王、孔子圣贤道统和上古三代的美好幻像。戴震作为乾嘉时期学风严谨的经学家,从礼学角度阐释《摽有梅》,揭示了周代婚姻制度服务于国家体制的真实面貌。20世纪闻一多从文学视角解读此诗,得到的却和朱熹一样是歪曲史实的结论。对比前人与后世,戴震的治学方法值得人们借鉴。     

“休”──一个起源于远古的美学观念

一个出现于远古时代的审美观念──“休”及其美学内涵值得引起学界的关注。从《尚书》、《周易》、《诗经》用“休”,可知其与“美”字有相近或相同之义,《庄子》以“无为”释“休”而阐述其美的意蕴,“休”字构成了若干有美感意味的话语,如“休光”、“休畅”、“休美”等。魏晋以后,“休”的美感意味向“闲”转移。     

论汉代公羊学的夷夏之辨

夷夏之辨是汉代公羊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公羊学的奠基之作《公羊传》,到形成公羊学的关键人物董仲舒,再到公羊学的集大成者何休,他(它)们的夷夏观具体反映了这一理论的发展轨迹。《公羊传》继承了先秦儒家严夷夏之别的思想,却凸显了礼义文化这一区分夷夏的标准;董仲舒发展了《公羊传》的思想,不但对夷夏的分辨更为精细,强调“从变从义”,而且从王者一统的角度肯定德化四夷的必要性;何休对公羊学的夷夏之辨所作的发展,则是将其历史“三世”说与夷夏之辨相结合,用一种历史发展的观点来看待夷夏关系,肯定“太平”之世是一个没有夷夏之别的天下一统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