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晚清时期文官保举的基本特征1

清朝也像中国其他的专制王朝一样,十分强调人才的重要性。为此,有一系列人才选拔、官员任用的制度设计和安排。为弥补科举取士和铨选循例任官的不足,达到破格选拔和重用人才的目的,在明朝保举制度的基础上,清朝进一步规范和强化了保举制度,并扩大了保举制度的适用范围。清朝前中期,由于政治和社会变动不大,制度包括文官保举制度多延续,少变化,大体保持了相对的稳定。但晚清时期,由于中国社会性质的变化,政治制度也在随之逐渐转型。就文官保举制度而言,变动也是其题中应有之义。晚清时期文官保举制度和运行机制,在静态和动态两个方面体现了文官保举的基本特征:文官保举制度不断地调整,文官保举的外在状况发生了多维变动,保举权在诸多人事权中的地位提升,文官保举对政治和社会的负面影响很大,甚至超过其有益面。     

精神赡养义务履行困局及破解路径

精神赡养义务入法有利于保护老年人的精神权益,但其履行情况并不乐观。现实中既存在义务人积极履行精神赡养义务与相关政策制度支持乏力的矛盾,也存在义务人消极履行精神赡养义务与该义务履行客观评价标准欠缺及法律保障不足的矛盾。为落实精神赡养义务的履行,应当明确精神赡养不同主体间的责任与义务内容,设置精神赡养义务履行的最低限度,并据此完善与之匹配的探亲假制度、激励措施、失信惩戒措施及老年人关爱服务制度等。     

袁世凯政府文官制度的基本特征

袁世凯政府时期推行了一系列文官制度,并形成自身的一些特征。如体系较为完备、考试录用与特擢、任命、甄用甄别相结合、制定了严厉的文官纪律、实施过程的循序渐进、对官吏的惩戒十分严厉和带有浓厚的封建色彩等。概括总结这些特征,对于进一步深入研究我国近现代文官制度具有积极推动作用。     

中国古代文官制度及其现代价值探析

中国古代文官制度是古代中国政治制度的主要内容,也是古代中国行政体制的核心。中国古代文官制度体系庞大,内容丰富,特点鲜明,这些制度不仅保证了古老中华帝国的有序运转,对当时的许多国家乃至西方近代文官制度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且几乎蕴涵了现代公务员管理的主要环节。鉴古而知今,深入探究古代文官制度的嬗变历程并剖析其现代启示价值,对于我国建立科学合理的公务员管理制度和深化人事制度改革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文官何以好战

<正>在世界军事历史上,有一个怪现象,喜欢鼓吹战争的居然是一群文人,而真正的将领们反而比较爱好和平。而在我国历史上,文官好战、武将主和的现象也屡见不鲜。到了清朝,     

清代候补文官群体及其在晚清时期的职业分化

清代的候补文官是指有官职而无实缺、以署缺和差使的形式从事各项临时性、差遣性事务的在册官员。清朝中期以后,文职官员候补现象非常普遍。候补文官群体的基本特征有从属官僚阶层、有官而无位或者有官而无缺、政治的边缘角色、职事庞杂、临时而不专一、强烈的社会人格和行为依附色彩等。对于不断涌现的新事务,晚清政府并没有对原有体制进行主动和积极的调整和改革,只能在经制外建立临时机构来负责具体的管理或经营,从而使大量的候补文官都在非经制机构中讨生活,这样就大大加速了这些行政官僚的职业分化和职业多元化。候补文官群体是近代各类群体中职业分化比较早、比较集中和职业较多样的群体。     

清代刑事证据之言辞证据采集研究

在清代的刑事证据中,言辞证据是非常重要的一类,而以往对言辞证据采集的专题性研究较为缺乏。采用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的方法,以言辞证据采集的时间、地点、对象和手段为涉猎的主要内容,对清朝言辞证据采集的制度规定和判例判牍进行分析,可以看出,清朝言辞证据采集的制度规定已经较为完善,实践经验已经相当丰富,但也存在着法律规定和实际操作的背离。希望通过对清朝言辞证据采集的探讨,为清朝刑事证据的整体研究提供借鉴。     

西方国家的文官制度与我国的国家公务员制度

赵紫阳同志在党的十三大报告中指出:“当前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重点,是建立国家公务员制度。”而建立国家公务员制度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它的命运关系到我国四个现代化事业的成败。为此,我们有必要考察一下我国古代的文官制度和西方文官制度的产生、发展、内容及特点,使其对于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公务员制度有所借鉴。     

南京国民政府的文官监察制度对当今中国监察制度建设的启示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文官监察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对整顿文官秩序、惩治文官腐化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由于当时客观的政治环境和制度本身的缺陷,这时期的文官监察制度所起的作用是非常有限的。内部的腐化最终导致国民党丧失了政权。南京国民政府的文官监察制度对当今中国的监察制度建设留下了重要的借鉴和启示。     

王府文官与明初中央集权

王府文官制度的设立与完善,是朱元璋等明初诸帝,在实行"分封建国"的政治背景下,力图强化中央集权,加强对藩王控制的一项重要举措。朱元璋通过对王府文官的倚重、保障其政治前途等一系列措施,在加强对王府文官有效控制的同时,也极大促动了王府文官"忠君"大于"事王"的基本政治取向的形成,并在靖难之变中较为突出地展现出来。不过,由于明初藩王势力的相对过大,使王府文官系统对藩王的约束还主要停留于规谏层面,而未能形成更为完善的制衡与制约机制,因而也就不能从根本上防止藩王势力对皇权的挑战。     

明清时期湖广土司自署职官初探

通过对明清时期湖广土司自署职官设置的情况及设置源流的探讨,可见湖广土司政权机构划分为行署、旗、峒三级,在宣慰司署那一级又分设为致仕宣慰司署、已袭宣慰司署和经历司署三个系列,它们形成三足鼎立格局。其自署职官分为土官、流官两大系统,内分文武两个职别。自署职官的形成深受明代卫所制度和清代绿营制度的影响,并糅合了以明代军职为主的明清兵制的成份。     

清代石柱同知王萦绪文学创作述论——兼论重庆民族地区清代中期地方官员政治心态

清乾隆石柱同知王萦绪在任期间创作了大量文学作品,基本反映了经营石柱的思想和行为。重庆民族地区清代中期地方官员有关文学作品和执政行为显示的政治心态主要体现为感恩戴德谋尽忠、随遇而安结名流和恪尽职守理子民等等,折射了忠君尽职、安民为重的品性。     

试论大陆法系对中国近代律师业的影响

清末民初,中国通过学习和借鉴大陆法系的法律制度完成了法律近代化,确立了包括律师制度在内的近代司法制度,与日本、法国、德国、意大利等大陆法系的司法制度有许多相似之处,从而使大陆法系对中国近代的律师业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     

洋务运动科举复兴的悲剧命运

洋务运动是晚清统治者寻求自强的一种努力,科举考试在这时也得以复兴,并迫于时局而进行了变革的尝试。但由于这时期的科举被赋予了化解社会危机的政治重任,晚清统治者企图以功能之需去强化科举,不仅没有因时救弊,反而进一步强化了清朝科举固有的弊端,直接导致了清末科举被废除的命运。     

略论晚清民信局的兴衰

在清代"官民分立"的邮递体制下,民信局承担了传递民间书信的主要任务。民信局灵活的收寄方式、低廉的寄送价格、完善的传递网络,有效地推动了民间社会信息的沟通,促进了民间商业社会的繁荣。而它独特的运营手段,亦为大清邮政的建设提供了范例与经验。但在清末日渐动荡的社会环境下,民信局体系难以保障信件、财物的安全递运,最终在清末制度转型过程中完成了历史使命,为大清新式邮政体系所兼并。     

清末官制改革中官员的俸禄改革

清末官制改革中 ,清政府在内外力量的推动下 ,经过一系列的酝酿 ,出台并有限度地实施了一系列改革旧有俸禄制度的措施和方案 ,以借此达到高薪养廉 ,澄清吏治。但事实上清政府不彻底的俸禄改革如同其不彻底的官制改革一样 ,并不能挽救清政府的命运     

清末科举：实践背离严密制度的困局——以一个应会试的书院老师的视角

丁治棠曾经求学于成都锦江书院,先后任四川尊经书院分教,合州瑞山、合宗两书院山长。丁治棠虽然在经学方面较有建树,但他仍然热衷于科举功名,三次赴京参加会试。他以日记的形式记录了自己参加光绪十五年（1889年）己丑科会试的全过程,所记科举实施情况与清代统治者规定的科举制度有比较明显的差距,有的实施环节甚至完全背离了科举严密的制度。这使得晚清科举陷入到既无法达到统治者的预期值,亦无法吸引读书人积极应试的困境之中。而清末统治者既无力,也无心重整科举,因此其走向停废似乎就是必然的结局了。     

18世纪中韩文人学士之间的友好交流

18世纪的中韩文化交流主要是通过往来于两国的使节活动进行的。尤其是从18世纪后半期,朝鲜朝“北学派”的文人、学者,以使节团随员或检书官的身份来到中国,直接同中国文人学士接触,并通过笔谈在思想文化、文学艺术、科学技术等领域进行坦诚的交流,为两国文化交流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对两国社会的发展产生了不可忽视的重要影响。回顾18世纪中韩两国文人学士之间友好交流的历史,对21世纪中韩文化交流的发展,将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浅谈清末资政院的悲剧

20世纪初的中国社会 ,在内忧外患的强力推动下 ,清政府在与地方立宪派的较量中 ,只能做出一定的让步 ,资政院是这场政治斗争的高潮 ,也使封建专制的政治制度在一些人心中打上了问号。本文主要论述清政府操纵资政院的活动过程 ,分析当时中国社会各种主要政治势力的分合 ,从中可看出辛亥革命爆发的历史背景及其胜利的原因 ,同时说明中国社会初步演习资产阶级政体的悲剧结果     

清雍正朝乌蒙、镇雄土司“改流”动因考——兼论清朝“改土归流”之实质

雍正朝对乌蒙、镇雄土司的“改流”是在特殊地域与特殊局势下的一次特殊战略决策。其背后的动因是为了清除漠西蒙古对乌蒙、镇雄土司的裹挟,防范西南土司倒戈,威胁清廷统治。与之同时进行的西南其他区域的“改土归流”,是雍正皇帝战略决策的有机组成部分和清廷加强对西南地区直接管理的表现。所以清朝“改土归流”的实质,不是要对西南土司进行大规模裁撤,更非废除土司制度,而是一场军事战略决策与特殊事件引发的对西南地方行政设置的变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