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地调研信息披露对股票知情交易概率的影响北大核心CSSCI

对公司进行实地调研赋予调研者信息优势,加剧其与未调研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中国深圳证券交易所与上海证券交易所在是否需要披露调研活动的选择上存在差异,同时,2012年7月起深圳证券交易所将调研披露要求由在年报中集中披露改为在每次调研结束后两个交易日内披露调研细节,这为研究是否应该披露、应如何披露调研活动以减少前述信息不对称效应这一重要问题提供了准自然实验。公司的股票知情交易概率反映其信息不对称程度,通过对比2012年7月前后实地调研活动对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票知情交易概率的影响变化,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与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司股票知情交易概率的相对差异变动,探讨实地调研信息披露对股票知情交易概率的影响。以公司总部所在城市的极端天气情况作为公司被机构投资者或分析师实地调研频率的工具变量,解决调研者的调研对象偏好与公司信息不对称程度之间的内生性问题,建立调研活动与公司股票知情交易概率的因果关系。研究结果表明,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的股票知情交易概率与其被调研频率显著正向相关。但2012年7月后,前述正向关联显著弱化,且相对于无需披露接待调研情况的上海证券交易所的上市公司,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的股票知情交易概率显著下降;在要求及时披露调研活动细节后,相对于机构投资者,分析师参与调研对被调研公司股票知情交易概率的抑制作用更显著,且调研中提的问题数量越多、问题的字数或对问题的回答字数越多,即调研挖掘并披露的公司价值相关信息越多,被调研公司股票知情交易概率的下降程度越高。及时披露调研细节有助于将机构投资者或分析师通过调研挖掘的与公司价值相关的信息迅速扩散到整个市场,抑制其进行知情交易的空间,显著降低市场参与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水平,而在年报中集中、笼统披露调研活动难以起到类似作用。上海证券交易所可考虑参照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做法,要求上市公司及时披露接待的实地调研活动细节,以提升市场参与者获取市场信息的公平程度。     

公司规模与信息披露的交易量反应

本研究以年报信息披露为事件,考察了交易量反应的公司规模效应。我们的统计分析和统计检验结果表明,与国外发达市场一样,我国股票市场对信息披露不仅在反应大小上与公司规模负相关,而且在持久性上也与公司规模负相关。这意味着市场对不同规模公司的信息披露反应是不相同的,小公司的信息披露含量高于大公司。     

“年报”与“非典”的公告日效应:比较及含义

年报公告,是上市公司向投资者披露业绩和成长机会的重要事件。理论上讲,通过事件研究法应该可以检测出明显的"年报"公告日效应。但在中国证券市场上,有相当一些公司却不能检测出与逻辑期望相一致的公告日效应。对此,有人认为是由于投资者并不关心基本面的信息,因此不能及时对业绩信息做出反应,并在股票价格中有所体现。但我们猜测,也有可能是其它原因,比如年报信息的提前泄露。非典事件是一个没有信息泄露的事件,我们选择同一组样本,用非典事件做对照研究,试图找到有关信息泄露猜测的证据。     

关联方关系及其交易的信息披露问题

上市公司关联方关系及其交易一直是证券市场关注的热点问题,对这一事项的信息披露是财务报表附注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因为关联方关系及其交易不同于-般的公司间关系及交易,有其自身独具的特点,因而成为投资者决策的一条主要依据.从中报和年报的总体来看,大部分上市公司能够比较客观、清楚地披露该项事宜,但仍然有一些上市公司不能按照准则要求去做,在信息披露中暴露出一些问题.因此,不论关联方关系及其交易的信息披露还是关联交易本身都有待于进一步规范.     

年报语调与内部人交易:“表里如一”还是“口是心非”?

基于中国A股非金融公司2007～2014年年报语调的文本分析,本文研究了年报语调与年报披露后的内部人交易行为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年报语调越积极,公司高管在年报公布后一段期间内的卖出股票规模越大,净买入股票规模越小,表明公司高管编制年报时存在"口是心非"的操纵嫌疑。进一步研究发现,年报披露后中期市场表现差、信息透明度低、非国有控股的公司高管交易与年报语调的反向关系分别显著强于年报披露后中期市场表现好、信息透明度高、国有控股的公司;而公司盈余管理程度、交易者职位(是否核心高管)对年报语调与高管交易关系的影响不显著。此外,年报语调越积极,高管亲属卖出股票的规模也越大,但未发现公司重要股东交易与年报语调相关。上述结果表明,中国上市公司年报存在语调管理行为,年报语调成为除会计报表以外另一种可以被内部人管理或操纵的信息。     

信息披露最优化与交易效率——一个弱势个体与强势个体交换的例证

本文以中小企业融资市场为例,应用数理模型揭示了弱势个体通过集体形式披露信息从而提高交易效率的微观机理。研究发现,弱势个体在同强势个体进行交易时,不仅存在信息披露最优化问题,还存在着规模效应不足的问题,这致使两者在现实中难以实现交易。研究表明:1.一定程度上信息不对称能使弱势个体与强势个体在交易中实现双赢;2. 弱势个体在无法正常披露信息时,通过捆绑以强势集体形式披露信息,不仅可以改善强弱双方的信息不对称状况,而且可以把弱势个体隐匿型信息内部化,以利于同强势个体交易,从而提高交易效率;3. 集体披露信息机制还能够创造规模效应。     

B股向境内居民开放对市场信息不对称的影响——买卖价差分解方法

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严重影响了市场的有效性.运用买卖价差分解技术,把价差分解成流动性价差和信息不对称价差,比较了它们在B股开放前后的差异,研究了B股向境内居民开放这一事件对市场信息不对称的影响.结论表明,境内居民参与交易虽然增加了股票流动性,但并没有改善市场交易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环境.     

SARS疫情信息披露方式的市场反应研究 --来自中国医药类上市公司的实证证据

本文分析了SARS疫情信息披露方式与医药类上市公司市场反应之间的关系.本文发现,在疫情信息披露"不显眼"的情况下,医药类上市公司不存在显著的市场反应;而在疫情信息披露"显眼"的情况下,医药类上市公司存在显著为正的市场反应.这说明对中国投资者而言,可能存在"显眼效应".     

论我国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存在问题及对策

一、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理论基础和基本原则 （一）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理论基础 市场交易的各方所拥有的信息无论是在种类上还是在数量上都是有差别的，通常情况下，卖方拥有较为完全的信息，而买方拥有的信息都不完全；经营者拥有较完全的内部信息，而投资者、监管部门和社会公众拥有的信息都是不完全的，上市公司亦是如此。     

基于投资者关系战略的非财务信息披露指标及实证研究

随着资本市场的竞争和股东维权意识的增强,投资者已不满足上市公司传统的财务信息披露,非财务信息对投资者投资决策的重要性日益显现,而投资者关系就是通过公司与投资者及其他利益相关者的有效沟通,达到发展、维持战略投资者和建立良好企业形象的目的,因此非财务信息披露应该成为投资者关系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基于投资者关系战略视角,将非财务信息披露作为投资者关系沟通战略的重要手段,构建非财务信息披露指标体系,以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公司为样本,分析影响中国上市公司非财务信息披露的因素.     

基于文化种群归类的中国企业出口对FDI带动效应研究

结合心理距离与文化距离的相关理论,运用格兰杰因果关系分析方法,对中国企业国际化过程中出口对生产性FDI的带动效应以及这种带动效应的文化差异性进行了初步探索。研究结果表明：在全球市场上,中国企业出口对FDI产生显著的带动效应;在不同文化种群市场上,这种带动效应与其文化距离正相关。最后,描述了目前中国企业国际化过程的特征,并提出了相关的管理含义。     

基于权威理论的家族企业家对企业的影响作用机理研究

以权威理论为基础,本文从科层权威、传统权威、报偿权威及超凡魅力权威四个构面分析了家族企业家的权威特征及其影响作用路径,在此基础上推导出家族企业家对企业的影响作用机理,解析了企业经营活动对家族企业家行为意志具有超强表达能力的根源。实证检验表明,问卷调查结果支持本文对家族企业家权威及其影响作用的分析和判断。     

基于GJR-GARCH的VaR模型及其在上海证券市场的实证研究

针对风险价值VaR的一般参数方法都是对称的,其在处理非对称时间序列时存在着局限性,本文提出了非对称的VaR计算模型,并以上海证券市场为对象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基于非对称的VaR计算模型优于对称的VaR计算模型。     

基于可能性理论的经营者业绩评价研究

对经营者进行客观公正的业绩评价,对企业的快速、健康发展至关重要。传统的经营者业绩评价体系与方法越来越受到各方面的质疑。本文在分析其弊端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新的经营者业绩评价体系,并利用可能性理论来处理指标量化问题,建立了能充分考虑各影响指标的经营者业绩评价模型,为设计具有激励作用的薪酬结构提供依据。     

基于过度自信的连续时间委托-代理模型研究

本文以有关心理学理论为依据,建立数学模型研究委托人和代理人过高估计公司信息质量条件下的连续时间委托-代理理论,并分析这种过度自信对委托-代理关系的作用机制.研究表明,最优补偿合同由两部分组成代理人的保留财富价值和代理人在合同存续期内的努力工作成本;而次优补偿合同由四部分组成代理人的保留财富价值、努力工作成本、风险溢价和未预期到的意外收益.委托人和代理人在公司信息方面的过度自信偏差都将提高代理成本、恶化道德风险问题.因此改善委托-代理关系的一个有效途径是,委托人自己首先要在公司信息问题上保持理性,其次是要雇佣在公司信息质量方面同样理性的代理人,使委托人和代理人双方都尽可能无偏地估计公司信息的信息价值.     

基于代理人过度自信的委托-代理关系模型研究

本文研究代理人过度自信条件下的委托-代理关系以及过度自信对委托-代理关系的作用机理.研究结果表明,当代理人的效益工资和委托人的监督成本都不为0时,代理人的最优努力水平将随着其过度自信程度的增大而提高,委托人的最优监督力度将随着代理人过度自信程度的增大而减弱;当代理人没有效益工资时,代理人的过度自信在委托-代理关系中不发挥作用.另外,代理人的最优努力水平和委托人的最优监督力度都将随着委托人监督成本的增大而降低,而且前者还将总是随着代理人固定报酬和效益工资的增加而提高,后者虽然也将随着代理人固定报酬的增加而提高,但并不总是随着代理人效益工资的增加而加强.     

基于MKM的市场营销群体决策支持系统结构的研究

描述了市场营销知识管理(MKM)的概念,建立了基于MKM的市场营销群体决策支持系统的结构与关键技术,利用群体满意度模型提高了市场营销群体决策支持系统的有效性,分析了制约MGDSS有效使用的若干因素,提供了解决问题的一些方法.     

基于结构差异的智能建模方法研究

通过分析基于规则和基于事例推理两种建模方法的特点,提出了综合这两种方法优势的基于结构差异的建模方法,该方法使用树状结构实现问题的知识表示,使用基于事例推理的方法生成数学模型的主体部分,使用基于规则的方法生成模型的差异修改规则,用以指导模型主体部分的修改.基于这一方法实现了一个物流配送车辆调度的应用系统,验证了该方法对于数学模型的智能构建工作是有效的.     

基于投资者情绪的投资组合模型研究

本文在假设投资者风险厌恶、且其风险厌恶程度受其情绪影响的条件下,以投资者效用最大化为决策目标,建立基于投资者情绪的投资组合模型从理论上研究投资者情绪对投资组合结构及其收益-风险关系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当投资者过度乐观时,其将通过银行借贷融资等方式购买超额风险资产;当投资者情绪处于相对理性状态时,其将合理分配无风险资产和风险资产的投资比例;当投资者情绪处于悲观状态时,其将卖空风险资产。当投资者情绪处于过度乐观和相对理性状态时,投资组合预期超额收益与风险正相关;当投资者情绪处于悲观状态时,投资组合预期超额收益与风险负相关。论文研究结果修正了前人的相关研究结论,是对传统投资组合理论的深化和发展。     

Cost sharing on prices for games on graphs

Let \(N=\{1,\dots ,n\}\) be a set of customers who want to buy a single homogenous goods in market. Let \(q_i>0\) be the quantity that \(i\in N\) demands, \(q=(q_1,\dots ,q_n)\) and \(q_S=\sum _{i\in S}q_i\) for \(S\subseteq N\). If f(s) is a (increasing and concave) cost function, then it yields a cooperative game (N, f, q) by defining characteristic function \(v(S)=f(q_S)\) for \(S\subseteq N\). We now consider the way of taking packages of goods by customers and define a communication graph L on N, in which i and j are linked if they can take packages for each other. So if i and j are connected, then a package can be delivered from i to j by some intermediators. We thus admit any connected subset as a feasible coalition, and obtain a game (N, f, q, L) by defining characteristic function \(v_L(S)=\sum _{R\in S/L}f(q_R)\) for \(S\subseteq N\), where S / L is the family of induced components (maximal connected subset) in S. It is shown that there is an allocation (cost shares) \(x=(x_1,\dots ,x_n)\) from the core for the game (\(x_S\le v_L(S)\) for any \(S\subseteq N\)) such that x satisfies Component Efficiency and Ranking for Unit Prices. If f(s) and q satisfy some further condition, then there is an allocation x from the core such that x satisfies Component Efficiency, and \(x_i \le x_j\) and \(\frac{x_i}{q_i} \ge \frac{x_j}{q_j}\) if \(q_i \le q_j\) for i and j in the same component of 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