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的读者转向、读者想象与读者取向

在清末民初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中,文学受众尤其是读者群体发生了以“文人读者分化”和“市民读者的扩张”为两大趋势的转向。这一“读者转向”,促成了完全不同于前代的“读者想象”、“读者取向”的发生,并间接或直接地影响到清末民初的文学诉求和走向。在“文学改良”倡导乃至“通俗小说”的兴起中,都可以看到读者的转向、想象乃至取向对于清末民初文学生态、生产乃至文学格局、文学变迁的影响。     

近代中国科学观发展轨迹探析————以清末民初science概念内涵的演化为中心

中国古代的“科学”一词意味着“科举之学”及“分科之学”,明治维新前后日本学者率先用“科学”翻译science并赋予其近代意蕴。清末民初伴随着“西学东渐”的潮流,国人或取道日本,或留学欧美,在传播西方文化和科学知识的过程中借鉴日本的翻译方式以“科学”指称近代science,并使其内涵不断演化和发展,其基本轨迹可归结为由侧重阐述“学术分科”观念发展到重视揭示“公理公例”之学,而科学方法论的导入及探索成为贯穿其中的一条主线,从而推动了近代中国科学观渐趋丰富、全面,使之具备“学术分科”的形态、探求“公理公例”的主旨以及注重观察、实验和归纳的方法这三个主要方面。     

近现代“文艺”概念在中国和日本的双程流传

“文艺”概念经历了一个从汉语到日语再返回汉语的传播过程。清末民初时期,其现代含义在日本确立之后影响了中国。在日本,中江兆民译《维氏美学》之后,“艺”的指涉逐步由“技艺”转变为“艺术”,广义“文艺”的含义也相应确立;20世纪初文学批评界对文学艺术属性的提倡催生了狭义上的“文艺”,并且与“文学”重合。在中国,杂志栏目与文艺理论的输入在两个维度上规定了狭义“文艺”的含义,白话文运动对“新文艺”的提倡普及了现代“文艺”的外延,“文艺”和“文学”的重叠也伴随着“文艺思潮”概念同步输入。      

生育水平下降的“实在空间”与“观念空间”

中国“人口瓶颈”的消除并非是把人口稳定在15亿左右,而在于实施“人口负增长战略”,分三阶段将人口总量降至3-4亿的小规模态。中国人口生育水平的下降既有其“实在空间”---“尺度空间”、“结构空间”、“政策空间”和“比较空间”,又有其通过提高认知在较大程度上可消解的“观念空间”。具体而言,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发展问题和环境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人口问题;可持续发展需要一个与环境保持低位均衡的“小人口”,而非能为土地生产力支持的“适度人口”;人口数量控制对年龄结构调整的优先性是层级-尺度理论的规定;市场并非万能的,而需要具有约束力的计划生育;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并不必然与“政策挤压”形成的狭小“生育空间”相联系;稳定低生育水平不是“东稳西降”,而必须“东西同降”。     

清末留学归国考试与清政府留学教育政策的变化

20世纪初出现的近代留学的第一个高潮中,清政府于1905年至1911年进行了七次留学归国考试。留学归国考试的结果使清政府对当时以速成教育为主的留日教育进行反思,并导致了清政府留学教育政策,特别是留日教育政策的一系列调整,也推动了清末民初留学潮流由日本向美国的转向。     

宪政的“名”“实”之辩

针对近期学术界关于“宪政”概念内涵争论日趋白热化的沉重氛围,应当将目前关于“宪政”概念的争议区分为“名相之争”与“实相之争”。“名相之争”涉及到“宪政”概念是有独立内涵的独立词还是仅仅作为汉语长句的缩写;“实相之争”在于如何赋予“宪政”概念相应的价值内涵。由于“宪政”概念在近百年的演变史中已脱离了原先的概念“名相”,成了目前学术界使用过度泛化的概念,无法产生概念上的基本共识;由于“名相之乱”导致了“实相之乱”,“宪政”价值从法律事实到“梦想状态”,已经成为人云亦云的麻烦概念。为不因“宪政”概念上的无谓之争影响了当下的宪法实践,可以在学术上暂时“去宪政”,围绕着“依宪治国”的价值理念,扎扎实实采取一些维护宪法权威、加强宪法实施的制度举措,以此来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贯彻落实。     

“与” “与”考源

“与”字为“誉”字的初文,本义是赞誉,造字意图源于对战争中胜利场面的描述,是对抬起、举起勇士的欢呼场面的刻画.“与”字和“与”字是繁简关系,“与”是“与”简省而来的,“”、“”是“与”的较早写法,“与”字的写法来源于“牙”字字形隶变过程中的异体写法.     

论“五大理念”的思想解放力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是辩证的统一,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内在联系极为密切的集合体。“绿色”反映了人类社会存在与发展的历史必然。人类独有的社会性决定了要把“共享”作为目标。变平、变小了的“地球村”要求扩大“开放”度。“协调”和“创新”贯穿于“绿色、共享、开放”之中。新发展的“五大理念”在转化为物质力量的过程中将会不断丰富和提升我们对其的认识。在把新发展理念转化为物质力量的起点上,尤其需要放眼量,不能贪图眼前的蝇头小利。开放取决于思想的解放,胸怀的豪放,热情的奔放。“创新是动力”,创新自身也需要动力。这动力就是不拘一格,就是百花齐放,就是彩虹般的“赤橙黄绿青蓝紫”。因此,我们应当努力建设一个与绿色自然生态相对应的“宜创”的“彩虹学术生态”。为了做到共享必须坚决摒弃“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错误理念。“兼顾公平”论是作为“原则”来推行的,对原则错误要作为原则来纠正。建议大大方方、堂堂正正地公开批评“兼顾公平”论。为了协调,要大力发展社会组织。社会组织是政府与民众间的枢纽,是民主的DNA;社会组织是化解社会矛盾的调节器;社会组织的数量、结构、质量是衡量社会文明的标尺。害怕社会组织是缺乏制度自信的表现。     

“不过”的主观性与交互主观性建构

“过”在古代汉语中是谓词性成分,表示“时间、空间距离上的经过”,突显客观义。“不过”是否定词“不”与“过”构成的否定结构,前后属状中关系。在语言使用过程中,“不过”发生了词汇化,由“不超过某一限制”引申出“仅仅”、“只”等表示说话人态度、情感的主观义。在前后小句语义方向不一致的语境中,“不过”衍推出转折义,由副词转变为连词,是说话人用以调控听话人认知状态的语言手段,体现交互主观性。从否定结构到副词再到连词,“不过”经历了一个主观性与交互主观性建构的过程。     

朱子“新民”诠释的理论意蕴及其内在紧张

朱熹认为古本《大学》首句“在亲民”当作“在新民”,并在“明德、新民、止于至善”的三纲领的整体关联中诠释了“新民”的理论意蕴,即以“明明德”为根基、以“止于至善”为意义指向、以政教为手段实现社会整体的归化。若以周文王典范,“新民”则成为道德主体由内而外自我开显的历时性过程中的一个必然阶段;若以孔子为典范,“新民”则成为主体成德过程中一个受时势限制的偶然性事件,只具备纯粹的外王意义。相互否定的“文王之道”和“孔子之道”在朱注中的并存凸显出高度的内在紧张,并消解了成德的确定性和必然性。     

浅析清末留日热潮形成的原因

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和清朝在甲午之战中的惨败,使清朝由以“西人为师”转为向东方的邻国日本学习;日本从本国当前和长远利益考虑,也主动提出愿为清政府培养留学生;同时,清政府在文化教育方面的新政措施也促进了赴日留学热潮的形成;加之早期赴日留学生的宣传和鼓动,也带动了大批国内学子赴日留学。在上述这些内外因素的联合作用下,最终在清末形成了一个赴日留学的高潮。     

川籍留日学生与四川保路运动

1911年四川发生的保路运动,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一次伟大的群众运动。在这场伟大的运动中,川籍留日学生先是进行了持续的争路宣传,其后又领导和推动了运动从和平请愿抗争发展到武装起义,给腐朽的清政府以沉重的打击,加速了它的灭亡。     

“晚清改革与社会变迁——第二届晚清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述要

为了加强晚清史学科建设,推进晚清史研究的深入发展,河北师范大学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于2007年8月6-8日在承德联合主办了"晚清改革与社会变迁——第二届晚清史国际学术研讨会"。与会的专家学者们围绕着"晚清改革与社会变迁"这一主题,就晚清的政治制度改革、晚清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晚清财政与金融、晚清文化与人物研究等诸多方面,展开了深入的讨论。     

论清代钱粮制度对广州世居满族的影响

广州世居满族是清政府由京津地区派驻广州的驻粤八旗兵的后裔。在他们对广州社会进行文化重构的过程中,钱粮制度产生了重要影响。移民之初,它是国家权力为满族民众营造封闭文化体系的基石,随着清政府势微,日渐腐败的钱粮制度成为广州满汉民众沟通交融的催化剂和共同反抗清政府统治的纽带。     

晚清“科学小说翻译热”与日本的影响—以梁启超和鲁迅的中译本为例

晚清,在西方科学小说的东渐史上,大量经由日本输入的科学小说如何被移植是中日近代翻译史研究中不应回避的问题。从影响研究的视角,通过对凡尔纳作品的日汉译本对比,考察科学小说在日本明治及中国晚清时期的接受背景及接受态度,分析日本在晚清中国接受西方文学过程中起到的中介作用。并通过考察中文译本的取舍特点,找出中日不同文本内含的多元特征以及各个“文本”的文学性差异,探索凡尔纳在明治和晚清的传播、影响轨迹。     

晚清中国人走向世界的一次盛举：1887年海外游历使初探

1887年清政府通过考试选拔,派遣12名游历使分赴世界四大洲二十多个国家进行为期两年的游历考察。游历使们撰写了几十种外国调查研究报告和海外游记。这是19世纪80年代中国人走向世界的一次盛举,对中国人认识世界、学习西方、推动改革和促进中外文化交流都有一定积极意义,可是国内至今尚未见对此事的专题研究。本文根据各种游历使著述及档案、报刊、日记等史料,对其进行初步的见证,研究和探讨。     

清末陕西留日学生考略

清末,在出国留学日本热潮的推动和影响下,陕西留日学生日渐增多。有的论者认为清末陕西留日学生的有五、六十人之多,有的论者却认为有七八十人之多。现据有关可靠的史料考证,已经超过一百一十人之多。他们在民族危机日益加深和阶级矛盾逐渐激化的形势下,迅速走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道路,敲响了埋葬清王朝封建统治的丧钟。     

晚清输入域外法律文化的选择

晚清的变法修律,是通过参照域外先进法律文化来完成的。在输入域外法律文化时,晚清经历了一个选择过程。最终选择以大陆法系为参照法系、以日本为参照对象国,优先输入公法文化,再逐步引进私法文化,实现了中国法制由传统向近代的转型。晚清政府之所以作出这样的选择,既有主观原因,也有客观原因;既受到国内因素的制约,也受到国际因素的影响。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晚清在输入域外法律文化时所作的选择,不是偶然的,具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     

论日本对中国清末地方自治的影响

地方自治,是欧美资产阶级为反对封建专制、要求参与政权而提出来的.地方自治思想一经传到中国,就成了近代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当中一个引人注目的论题.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出现了一股地方自治思潮.地方自治思潮是中国近代重要的社会思潮之一,也是进步、民主思想潮流之一.地方自治改革,是清末社会改革中的重要内容.清王朝"预备立宪"中的地方自治,是在中国近代民主潮流高涨中出现的.其出现固然有着复杂的历史背景,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是戌戊以来中国民主思想潮流的涌动及民主运动蓬勃发展的一个折射.而日本对清末地方自治之理论与实践,均产生过重大影响.     

从驻藏大臣制度看清朝对西藏的统治政策

驻藏大臣是清朝总理西藏一切事务的最高行政长官。驻藏大臣从最初设立到最终形成稳定的制度经历了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这一过程也可以说是清朝对西藏统治政策的一个"法制化"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清朝政府制定了较为全面、完善的治藏法令。这些法令的颁布和实施对维护当时国家的统一,促进西藏地方的稳定与发展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本文就从驻藏大臣制度的建立及其完善的过程出发,分析清朝政府在这一过程中相继颁行一系列治藏法令的内容及其发挥的作用,以期对当前我国民族政策和法律的制定提供一些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