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董仲舒的天人思想及其文化史意义

天人关系的探究,是中国古代哲学思维发展的主线。“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史记·太史公自序》),是历代思想家赋予自己的神圣使命。在天人思想的演进历程中,董仲舒的天人思想独树一帜,创造性地将中国古代天人理论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峰。他利用传统的神权观念,吸纳阴阳家的理论,第一次使儒学与阴阳学说融合,将阴阳、五行、四时、四方与儒家王道政治理论相联系,使天、人、社会构成一个动态的平衡系统,为其天人感应论张目。他通过事物类同现象的归纳和演绎,以类同为类感的基础,由类感进而类推,将类感原理贯注于天地人之间。并通过以类合、以数偶的方法,使天人互相感应,使自然     

论王道思想及其现代意义——以文中子为例

王道思想与霸道思想相对:乱世,霸道思想有存在的空间,治世,王道思想占统治地位。王道是先秦儒家政治思想的核心,其本质是仁学思想。在经历了两汉经学的衰微、玄学昌盛的南北朝之后,迎来了政治一统的隋代,但朝廷不行王道,文中子以复兴儒家正统为己任,期望以明王道来挽回儒学的衰微与被动局面。     

荀子的政治境界论——先秦儒家王霸论述的理论形态初探

孟、荀的王霸论述都旨在回应孔子王霸论述留下的一个理论缺口,即霸道是否可以成为儒家的次好政治？孟、荀在这个问题上给出了一正一反的答案,这是因为二人采纳了不同的政治判准,孟子的判准是政治家的心术,而荀子的判准则是政治功效。基于政治功效的判准,荀子认为,礼乐、政事、赏罚是王道的“三要素”,因此,王道实际上包含了霸道的要求。同时,荀子强调政治层级取决于政治家的自我修养。亡、存、霸、王一方面构成了层层递进的政治功效,另一方面构成了层层递进的精神境界。由此,荀子王霸论述的实质是一种政治境界论。荀子的政治境界论化解了孟子以来王、霸的对立,守住了儒家政治哲学的基本立场,辩护了王道的现实价值。     

道始于情与情感的政治——先秦儒家政治哲学之重思

为了领悟儒家政治哲学的本己形象,需要回到思想的原初之地重新思考先秦儒家的政治意识与主导性问题。"人道政为大"命题是先秦儒家政治意识的集中体现,表明先秦儒家对政治有最高的期许,将政治视为人的最主要实践活动,期待以政治的方式完成由"凡"而"圣"的生命升华。"道始于情"命题则表明,情感是先秦儒家政治哲学的主导性问题。基于这两个命题,可以说,先秦儒家政治哲学的本己形象是"情感的政治"。     

儒家政治哲学与当代韩国儒学发展(专题讨论)

正编者按:儒家政治哲学是以"仁"和"礼"为理论基底,强调以"理想人格"为价值取向,以"德治"为施政手段,以"安邦定国"为现实目标的理论化、系统化的学说体系。儒家政治哲学产生于先秦,在中国传统社会,不仅积极地引导着统治者的为政理念和施政之方,在有效解决诸多社会问题中,发挥着意识导向作用,而且传播于东亚,促成了中国儒学国际化的形成。至今,在韩国,一些儒学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不懈致力于探讨政治哲学,深入挖掘传统儒学的价值精髓和普适意义,在儒家修养论、理想国家论、社会思想、共同体思想和经世论     

董仲舒对先秦儒家宇宙形上学的发展

董仲舒运用阴阳五行学说建立“以天为本”，天人同类相感的“天人感应”的宇宙生成论体系，呈现出与先秦儒家心性形而上学不同的发展脉络，但实质上仍是对先秦形而上学继承及发展后的产物，弥补了先秦儒家形而上学发展过程中对宇宙形而上学论述的缺失，开创性地建构起中国古代形而上学发展过程中首个形而上学理论体系。     

论以人的主体性为核心的荀子哲学

如果说存在与思维的关系是西方哲学的基本问题,那么天人关系可以说是中国古代哲学的基本问题。作为中国哲学发展第一个圆圈的先秦诸子哲学自然也把天人关系作为自己讨论的基本命题。天人关系的核心问题是什么?在讨论荀子哲学时,有的同志认为:“当时哲学斗争的—个中心问题,就是天与人的关系问题,亦即是‘天人合一’论还是‘天人相分’论的问题。”有的同志不同意上述观点,认为:“春秋战国时期在天与人关系上争论的中心问题是,天是有意志的、人格化了的神,还是无意志的自然,而不是‘天人合一’论与‘天人相分’论之争的问题。”有的同志则明确指出荀子反对‘天人合一”,是以“天人相分”贯穿其整个哲学体系的。诸说都有一定道理,但就先秦诸子特别是荀子天人关系的核心问题而言,我认为既不是“天人相分”与“天人合一”的争论,也不是天是否有意志,更不是反对“天人合一”的,荀子天人观甚而至于整个哲学体系是以“明于天人之分”为出发点,以“制天命而用之”的主体性思想为核心主题,确立以人的主体性为中介的能动的天人合一观,他的自然观、认识论、礼乐论和人性论都是围绕以人的主体性为中介而实现天人合一这个轴心展开的。     

王道与仁政:孟子政治哲学及其审思

孟子的政治哲学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在霸道与王道的对比中,表达了王道的政治理想和价值旨归;在王道与仁政的密切关系中,伸张了以仁义道德为主的行政原则和政治路线;在仁政与教化的关系中,突出了礼乐教化的重要性;在实行井田和社会分工的呼吁中,提出了一系列保障、推进仁政的经济措施。"兼善天下"的道义担当注定了政治哲学在孟子整个思想体系中的重要位置和作用。孟子的政治哲学与其本体哲学和人性哲学密切相关,并且继承了儒家注重统治者榜样作用和呼唤哲学王的一贯思路。     

道义优先于功利:先秦儒家义利、王霸之辨的政治哲学阐释

先秦儒家认为,道义在人类的价值体系中具有绝对的优先性,道义是社会政治生活的价值源泉,也是评价社会政治生活的最终依据。道义优先贯穿于先秦儒家的义利、王霸之辨,先秦儒家根据道义原则判断功利,拒绝了结果主义的考虑,强调功利只有符合道义才有意义;根据道义原则品分政治,认识到王道合乎道义,霸道讲求功利,形成"尊王贱霸"的立场。先秦儒家用道义这一最高标准制约功利、区分王霸,形成了对优良社会生活的基本设想。总之,先秦儒家义利观遵循道义优先、以义制利再到义利统一的逻辑,孟荀对义利、王霸关系的认识不存在根本差异。     

儒家人性论的社会政治化及其影响——以董仲舒人性论的内在逻辑结构为视角

人性论是传统儒家思想的重要论题,先秦儒家从伦理和教化的视角对其展开了深入讨论。汉代董仲舒一改先秦儒家人性善恶的理路,以天人关系立论,引"情"入"性",从社会政治的视角提出了"性未善"、"性待教而善"的人性理论,不仅为王道教化提供了人性依据,而且从现实社会政治层面对人性论展开了探讨,他的这一创举,深刻影响了汉代以来中国封建社会政治伦理的融合和发展。     

“德性的法治”如何可能?——以荀子为基点之历史与逻辑的考察

长期以来,学者或从二元对立的视角看待德与法的关系问题,或以“法即是刑”的观点认识中国古代法的性质。在先秦儒家德与法相互补充、相互协调主张的基础上,现当代学者亦提出德与法有机融合及“德性的法治”观念。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法是适应社会复杂化进程及富国强兵的现实需要而采取的治国方法;从政治思想发展的逻辑看,法是为实现“公”、反对“私”而施行的政治主张,具有普遍性、客观性与公正性的精神实质。在荀子那里,法是以公正与理性为根据和精神实质的爱的制度;礼法、礼义既具有社会规范作用,更具有道德教化作用;法是君子所立、所论、所行之义法,其所欲实现的是一个礼乐平治、上下和乐的王道社会。在荀子的政治哲学中,“德性的法治”最终得以实现。     

先秦儒家天人之辨的价值内涵

中国哲学中的天人之辩内含多重意蕴:既涉及天道观,又关联着价值观。从后一意义看,天即广义的自然及本然,人则首先指主体的创造活动(自然的人化)及其成果(表现为各种形态的文明)。对象世界及人本身是否应当超越自然(天)的状态?文明是否有价值?自然的人化是否应伴随着人的自然化?等等,作为价值观的天人之辩总无法回避这些问题。自先秦开始,中国哲人便已从价值观的角度对天人关系加以阐释,并形成了不同的价值取向,而其中占主导地位的则是儒家的天人关系论。本文拟通过分析先秦儒家(孔、孟、荀),对儒学的天人之辩及其内蕴作一检视,并进而从一个侧面把握儒家的价值体系。     

“贵生”“重己”与“形神”——论《吕氏春秋》的生命哲学

《吕氏春秋》以"性命"和"精气"为"生"(生命)的本原。此"性"为"生质"之义,不同于道德性的定义。精气说很好地解释了"精神"的来源问题。《吕氏春秋》以兼收并蓄的态度吸纳了性命说和精气说。《吕氏春秋》的生命哲学集中在本生论、贵生论、重己论、形神论和养生论上,集先秦生命哲学之大成。其目的首先是为了全生、身心健康和长寿;其次是为了满足政治的需要,确保统治主体("人主")的身体健康和延年益寿。《吕氏春秋》特别注重对情欲(声色滋味和富贵权势)的控制和调适。它提倡贵生、重己的生命哲学,与政治有一定的关系。儒家也讲本生、贵生、重己和养生等观念,但与子华子、《吕氏春秋》的解释不同。儒家肯定"义"高于"生",而不是相反。可以说,《吕氏春秋》是秦汉生命哲学的前导。     

试论大一统思想是汉代公羊学的轴心理论

大一统思想在汉代公羊学博杂的理论中发挥着轴心理论的作用,三统说、三世说、政治统一、王道仁政、华夷之辨、思想文化统一等都是围绕大一统思想进行的理论建构.其中,三统说、三世说从天人哲学和历史哲学的角度论证了大一统的合理性;政治统一的理论为大一统的实现奠定了起码的政治前提;王道仁政理想,解决了政治统一后该怎么办的问题,使公羊学的大一统与同时代其它的大一统模式区别开来;思想文化统一与华夷之辨则指明了大一统的最高境界及实现途径.     

天人感应论本质上是社会伦理政治哲学

天人感应论,是董仲舒哲学思想的核心。它在汉代及汉以后都曾产生过极其重要的影响。究其原因,在于天人感应论本质上是一种社会伦理政治哲学;它通过天人合一的理论探讨,从哲学的高度给适应封建统治秩序需要的伦理政治原则作出论证,从而为维护封建社会的稳定提供了适合的意识形态。     

高诱思想述要

<正> 汉、魏之际,我国古代思想正处在一个承前启后、推陈出新的过渡阶段.在这个过渡阶段,一方面,两汉时期的天人感应论和谶纬迷信发生了严重的动摇,一个与旧哲学有较大差别的新哲学正在酝酿和萌芽之中;另一方面,被两汉统治者奉为正统思想的经学已失去了信仰,一个与旧经学有较大不同的玄学思想形式正在孕育和形成着.这种趋势的出现,固然是由于东汉末年黄巾大起义的沉重打击和东汉政权衰亡的结果,同时也与一批思想家敢于反对神学迷信,突破儒家经学的藩篱,注意先秦诸     

“隆礼至法”还是“隆礼”“重法”——荀子政治哲学观探讨

"隆礼""重法"或"隆礼重法"是对荀子观点的不恰当表述."隆礼"在苟子思想体系中具有崇高地位,而"重法"则被他看作低于"王道"的"霸道"."隆礼至法"才是荀子真正的主张,它符合儒家一贯的"王道"理想."隆礼至法"是对"明德慎罚"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荀子成为先秦政治哲学集大成者的关键.     

先秦儒家身体观中的两个功能性概念

儒家主张认知活动有其身体之基础,身体深受社会文化价值所渗透,而且功能性概念正是构成儒家身体哲学的重要支柱。儒家强调"自我"是意志之方向的决定者,肯定"自我"是自由的主体,而且肯定规范源于主体之意志。"化"和"养"是儒家身体哲学中最常用的两个概念,先秦儒家常在内在的道德修养与外在的政治社会平治的语境中,使用"化"这个词汇。在"养"这个功能性概念的使用上,孟子与荀子各自代表一端,孟子的"养气"工夫着重于从"自然"中转化出"文化",荀子则是强调以教化力量、以"文化"矫治"自然"。     

《大学》《中庸》的道德政治论

《大学》、《中庸》是秦汉之际儒家学者的作品,发展了先秦儒家的人治学说,更加突出了道德的政治作用。本文试图探讨《大学》、《中庸》的道德政治论与先秦儒家人治学说的关系,说明它怎样发展儒家的人治学说,以确定它在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发展史上的地位和意义。     

汉易卦气学的学术价值

汉易卦气学是一个以天人感应和五行生克、五行运数学说为理论支撑的占筮体系,但由于这种学说吸收了一些历法知识并以气说易,故丰富了易学关于天道自然认识的内容,启发了后世的气论哲学。卦气学大体上存续了先秦儒家以仁道为本的思想,只是先秦儒家是从处理人与人关系的机理本身来论证维护仁道的根据的,而卦气学则是借助神的权威来维护这种道,故在理论上流于荒诞,在实践上也有很大副作用。利用自然科学知识来讲占筮,并不会使占筮变为科学,占筮家用主观设定的公式来认识世界,对于提高人们的思维水平没有什么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