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萧怀抱足 何藉世人知——从王绩的山林田园诗透视其文心与文体

初唐诗坛上泛滥着浮华艳丽的梁、陈宫廷余风,而王绩却以清淡自然的诗风特立独行于其间.他的诗歌极少反映时代变迁的动荡离乱,多为对山林田园的冷静描画.尽管王绩在当时和后世的影响都不甚大,但他那些率真平易的山林田园诗,相比较在初唐诗坛上曾繁荣一时的奉和应制的诗歌,无疑是更有价值的.文章立足于诗歌创作中文心对文体的制约和影响这一角度关照王绩的诗歌创作,以揭示其诗歌的独特之美.     

王绩与山水田园诗派

盛唐的山水田园诗派与陶渊明的田园诗有着割不断的精神联络，它是在陶诗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在这个发展过程中，初唐诗人王绩起了承上启下的作用。在题材视点上，王绩第一次把田园诗与山水诗结合起来写，表现了田园中的林泉之致。在对待人生行藏的态度上，王绩是从陶渊明固志守穷到王维身心相离的中间环节。在诗歌的表现手法上，王绩也开始注意创造物我相融的意境美     

试论王绩诗文的独特意蕴

“孤寂”是王绩生存状态最显著的特征。文章从两个方面探讨王绩“孤寂”的成因及其在诗文中的表现:第一,在隋唐易代之时,王绩选择了一种非主流的生活方式,与时代风尚、家族观念相背离,这是造成其孤寂最根本的原因;第二,虽然王绩选择了回归田园,但是无法真正将全部身心融入其中,加上好友的去世、知音的难觅,同样加重了其“孤寂”的心境,而这些无不体现在其诗文创作中。     

隋至初唐嘉遁之风与汾阴名士王绩

王绩是初唐隐逸士人的代表。其隐逸特征已由六朝时期随性而行变为功利性的隐居,代表了当时士林隐逸的风尚。但王绩之所以被归属为汾阴名士,后人在"有为"与"无为"之间多是单向化地选择,其中的原因在于其自身的儒学内化修习与个体的纵酒放诞外行,这种特性不单凸显在"仕"与"隐"的矛盾性上,对其诗文创作中骈俪雕镂与疏野朴拙并存的特点也有深层次的诱导作用。在共性与个性、一般与特殊中,王绩纵酒放诞的特点有异于其他士人,这也使得后人更乐意以"方外名士"的特点去认识和接受王绩,也促成其诗歌呈现出性情之真的自然美感。     

试析王绩在初唐文学史上的地位

王绩是初唐著名诗人,他独拔于流俗之中,大胆对诗歌创作进行革新,融合了山水与田园诗,推动了诗歌律化,对唐代诗歌兴盛产生了重要作用.     

王绩诗风探源

王绩——在文学史上通常被认为是在初唐时期的“独树一帜”的诗人,有的同志则认为他是在当时“诗坛上颓靡绮丽的风气正盛的时候,敢于沿着相反的方向向前推进”的诗人。应该说,在初唐诗坛,王绩诗歌的艺术风格,确实大不相同于当时的宫廷诗人,而当时的诗风,也确有着南朝以来宫体诗的余波,如同王绩这样以朴素自然的文字歌唱出自己的真实情感的诗人,也还是寥若晨星,惹人注目。但如果说,当时的诗坛正是“颓靡绮丽的风气正盛的时候,‘却未必准确’,再说王绩是象初唐四杰那样有意识地“敢于把诗歌沿着相反的方向向前推进”的诗人,更未必符合事实。问题还在于:过去的一般文学史家都对王绩的     

驳王绩非隐士说

自清纪昀断王绩不应列入《隐逸传》以来,在后人的不断论证下,几成定论。虽然也有人对这种观点的论据多所否定,但并未产生根本性的威胁。文章在对前人观点作细致考察与辨析的基础上,结合当时的社会情形与王绩的思想、行为,从而认定两《唐书》将其列入《隐逸传》是合理的。     

在浓缩中开拓和深化——谈几首思乡诗的继承和发展

表现对故乡的思念之情．是历代诗歌创作的一个重要主题。从陆机、王绩和王维三人的三首思乡诗的比较中,可见出它们在表现手法上的继承和发展关系．即在浓缩中开拓和深化．使得诗歌情节更集中．情感更深厚,风格更合蕴。     

独特视角观照下的丁鹤年诗歌——评导夫《丁鹤年诗歌研究》

在中国古代少数民族文学研究领域,导夫新著<丁鹤年诗歌研究>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关于元末明初回族诗人丁鹤年研究的专门著作,有其独特的学术价值.著者对丁鹤年诗歌有着透彻的理解,其独特的审视目光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历史的坐标系中确定诗人及其诗歌的位置;二是在美学和艺术的领域确定诗歌的价值.     

陈衡哲文学创作研究综述

陈衡哲的名字或许少有人能够记起,但其拥有的“第一”会让人惊讶于她的被遗忘。陈衡哲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白话文女作家、第一个女教授、第一个女史学家、第一个女硕士。举目回望新文学风雨历程,她是绕不开的存在。尽管其文学作品数量不丰,但涉及的体裁有诗歌、散文、小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其文学史意义与学术价值理应引起学界的重视。但是,从上个世纪20年代初到现在,陈衡哲研究一直是冷清的。文章将对现有的陈衡哲研究作一个综述,通过展示陈衡哲研究的现状,以促进陈衡哲研究取得进一步的发展。     

试论汤显祖的《花间集》评点

汤显祖喜爱《花间集》由来已久,晚年更为其作了评点。曾有学者批评汤显祖的评点"内容极为贫乏",窃以为不够恰当,事实上汤显祖的评点覆盖面相当广:在内容方面,不仅阐发了花间艳词的情感内涵,而且揭示了花间词丰富的内容,以事实证明"词为艳科"之说是片面的;在艺术方面,对花间词的艺术特征进行了多角度探索,选择了词境与诗境、词境与画境相比较的批评视角;在词史方面,探讨了花间词的艺术渊源,也探讨了花间词对宋词乃至元明曲的影响。鉴于汤显祖在文坛的地位和评点本身的质量,他的评点不仅扩大了《花间集》的影响,推进了词学及诗词曲研究,而且为我们探讨他的戏曲创作道路、创作特色及其成因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杜甫书法论

杜甫在唐代艺术史上以诗歌著名 ,其涉及书法的诗歌有助于我们把握唐代书法史。他从褚遂良、薛稷书法出发提出的“书贵瘦硬方通神”的观点 ,实际就是对唐代开元以前书法史的概括 ,他在诗歌中吟咏的张旭草书、李潮八分书以及他所反对的崇尚肥厚的风气都反映出开元间书法状况 ,由此奠定了杜甫在书法理论史上的重要地位。其书法创作楷、隶、行草兼工 ,整体以意行之 ,赞赏古而雄壮的风格 ,注意书写中的速度、节奏、笔势、墨法等等内容 ,在唐代也是很有深度的书家 ,从其诗歌中还可看出他的书法创作观无疑也是成熟的。     

论唐代诗人对嵇康的否定

唐代诗人在认同接受嵇康名士风流的同时,否定的声音也未停止过。他们对嵇康的否定涉及到他的"养生"、"慵懒"、"饮酒",以及他的思想信仰、人生观、价值观诸方面。对嵇康的否定折射出的是唐代诗人的时代风貌。     

论王绩对初唐诗歌发展的贡献

在宫廷应制诗千篇一律、绮艳柔靡、雕琢藻饰诗风弥漫初唐诗坛之时 ,王绩以其描绘山水田园隐居生活 ,直抒个人性情的诗篇独树一帜 ,卓然独立。其上承陶渊明、阮籍 ,下开王维、孟浩然山水田园诗与陈子昂、张九龄《感遇》诗之先河 ,且为五言律诗的形成、成熟与完善 ,更为唐诗的健康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元好问与严羽弃宋宗唐诗学比较

对宋诗的批评,元氏从＂风雅正体＂着眼;严氏从＂别材别趣＂着眼。关于纠正江西派＂资书以为诗＂弊端的措施,元氏主张开阔视野,写真景,咏真情;严氏主张学习盛唐诗歌,重在＂兴趣＂。在宗唐方面,元氏不分时段,继承面广,侧重于表达的内容,对王安石《唐百家诗选》多选中、晚唐诗也予肯定,对韩愈诗推奖甚力;严氏划分时段,独推盛唐,侧重于内容的表达,对王安石诗选、韩愈诗作极为不满。     

王绩服食与诗歌创作

王绩是唐初的隐逸诗人,他否定道教神仙思想,而追求生命质量,一生坚持服食;他服食的是草木类药物,多数具有滋补性能,他的服食与神仙术了无关涉。隐逸生活（包括服食）培养了他的自然情操,提高了他感受自然和闲居生活的审美能力,从而形成了他自然、淳朴、雅淡的诗风。     

《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中唐诗的作用 及其小说史意义

《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征引了73首唐诗,这些唐诗在小说中具有分回的体制功能、情节上承上启下的过渡功能,以及写人、写景、咏物、场景描写等叙事功能。在章回小说史上,《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征引大量唐诗,可以提高小说地位、丰富小说审美内涵;标志着章回小说体制由韵散分离走向韵散融合;显示了章回小说中韵文创作的另一种路向,即不是依赖说话技艺与话本小说,而是从唐诗、宋诗乃至明诗中选取主题相似的诗歌来写人、写景、咏物、描写场景,诗歌的来源由民间的说书表演及话本小说转向文人的诗歌总集。     

论朝鲜朝诗人白光勋诗歌的宗唐风韵

16世纪中叶后,朝鲜朝著名的“三唐诗人”——白光勋、崔庆昌、李达翻然改道而学唐,使得“宗唐”成为诗坛主流。白光勋的绝句具有盛唐风韵,尾联多散句单行,三四两句构成转合,他还善于借鉴盛唐诗人融情于景,言在意外的手法;其咏史绝句具有中、晚唐风味,内容取向上,类似中唐刘禹锡,着眼于现实,艺术手法上,类似李商隐,主意事,不主情景;其歌行在内容取向上,类似初唐歌行,大都写女子闺情、边塞、歌咏文人的高风亮节等。另外,其诗歌创作并不仅仅限于宗唐,其五言古诗具有魏晋风范;其歌行的体式特征类似南北朝及隋代的歌行,用韵上,则类似鲍照《拟行路难十八首》的韵律特点。其诗歌存在模仿的弊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