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亚西亚华人的历史与现状

本文首次论述了定居中亚、西亚华侨的历史与现状。作者分析了华人移居中亚和西亚的历史因素，着重指出了华侨在开发这两个亚州地区的巨大历史功绩，论证了华人由“落叶归根”向“落地生根”演变的发展规律，文章还强调了中亚西亚华人在传播中华文化与促进祖国与这两地区诸国在文化、经济、政治交流方面的重要作用。     

日本研究蒙古、中亚简史

日本研究蒙古、中亚简史［日］山田信夫序很早，日本人就关注对蒙古及中亚历史的研究．对前者的关注源于１３世纪中叶的“元寇”问题；对中亚的关注则源于中国佛教徒的印度取经游记．但是，那时候只是一般性的关注，无论如何也不是作为学问研究的，更没有把蒙古人作为元王...     

解析中亚社会的“俄罗斯情结”

中亚社会的“俄罗斯情结”始于俄罗斯的中亚殖民主义进程，是“俄罗斯化”政策的结果。中亚社会的俄罗斯化，使得中亚社会的发展中增加了俄罗斯民族文化与情感因子，已成为影响中亚社会发展的内在因素之一。互信互利、平等协作、共谋发展的“上海精神”及其实践活动，以及俄罗斯与中亚之间的各种一体化机制，是中亚人应对时代变革和地区共同问题所做的探索和尝试。     

《新唐书·西域传》所记“曹国”考

在唐代，中亚有“曹国”、“西曹”、“东曹”国之分，而唐代文献混淆了这三者之间的区别，并把相关史实混淆了。本文结合阿拉伯-伊斯兰舆地文献和中亚考古资料，认定劫布(口旦)那国不是东曹，而是西曹，其国治在撒马尔罕西北的伊什特汗；东曹即苏对沙那，其国治在今中亚乌拉秋别；本文还考证了曹国的政治状况及其与唐朝的关系，东曹、西曹的道里方位。     

中亚与中亚研究

迄今为止,国内外学者对“中亚”所指的范围见仁见智,各说不一。2002年出版的《中亚文明史》一书认为:“中亚”包括今位于阿富汗、巴基斯坦及前苏联中亚五个加盟共和国境内的各个地区。这是对“中亚”的一种广义的解释;我国现在讲的“中亚”指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五国,其内陆区域范围是:西到里海和伏尔加河,东到中国的边界,北到咸海与额尔齐斯河的分水岭,并延伸至西伯利亚大草原的南部,南到伊朗、阿富汗的边界。我国与中亚各族人民自古以来就有着传统的友好往来,是最早研究中亚地区的国家,并取得显著的研究成果。     

北朝自然科学中的中亚因子

本文为笔者研究南北朝文化与外来文化关系的系列论文之一。中亚文化因子以佛教的东渐为主要媒介，对北朝文化发生较大影响，其对北朝自然科学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历算、天文、医学等方面。故本文分七曜历在北朝知识界的盛行、中亚天文学说在北朝的传播、中亚医学在北朝的传播三节，细加考论，尤详于中亚自然科学图籍在北朝的传译流播及东上学人对中亚国籍的介绍吸收。笔者以陈寅信先生“自来宗教之传播．多假区药天算之学以为工具”的理论，为贯穿全篇之暗线，以证明陈先生立说之独具通识。对陈先生《崔浩与寇谦之》一文所涉及之有关问题．亦多所发挥。     

《荀子》中的“故曰”

对《荀子》中的45个“故曰”，前人或不加训释，或一概译为“所以说”。其实这45个“故曰”的使用情况可分为：①先议论后总结的，这种“故曰”确可译为“所以说”，其后为荀子语言，共有17例，占37．8％；②先引述后申说的，这种“故曰”则当译为“老话说”（或译作“旧书上说”，个别的则要译作“所以前人说”等），其后乃属引语性质，共有28例，占62．2％。分辨这些情况，不但有助于准确地解读，而且对剖析《荀子》内部的语料层面具有重要意义。     

数字

8299万元 中国新贵族年消费标准 “每年至少要消费8299万元”——这是“富豪榜专业户”胡润为“中国新贵族”划定的最新消费标准。胡润称，符合这一标准的中国新贵富豪共有5．1万人。报告显示，亿万富豪平均年龄为43岁。在贵族家庭中，“先生消费”往往都多于“太太的消费”。     

“新布什主义”与中亚地缘政治格局

“新布什主义”通过政治、经济、军事等手段增强了美国在中亚影响力,引起了美俄两大主角在中亚这一“角斗场”势力的此消彼长,动摇了传统的地缘政治格局,塑造了中亚新地缘政治格局的基本框架,而中亚五国及诸如中国在内的国家力量的消长变化,为新的地缘政治格局的形成增添了变数。     

第五届“中亚-南亚地区安全论坛”召开

2014年4月19日-20日，第五届“中亚-南亚地区安全论坛”在新疆乌鲁木齐新疆教育大厦召开。新疆大学党委书记、新疆大学中亚研究院院长李中耀教授、中亚-南亚地区安全论坛理事会理事长杨恕教授分别致开幕词，新疆大学中亚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孟楠教授主持开幕式。     

美国“新中亚战略“及其对中国战略安全的影响

由于研究和重视不够，目前中亚战略价值被严重低估，对发展与中亚关系缺乏应有的力度。笔者从美国“新中亚战略”对中国战略安全的影响这个视角，提出必须进一步发展与中亚各国的关系，从经济入手，加强政治、经济、文化和安全等各个领域的友好合作，最大限度地维护和促进中国在中亚地区的全面利益，从根本上保障中国的战略安全。     

我国对中亚五国直接投资的经济增长效应研究——兼论女性就业的中介作用

女性作为一国经济发展进程中的“半边天”，对外直接投资能否激发一国女性经济潜能以促进经济增长却依然难有定论。基于我国对中亚五国2004—2019年对外直接投资的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探讨了我国对中亚五国直接投资的经济增长效应以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显示：（1）我国直接投资对中亚五国经济增长总体上有显著推动作用，但影响程度与显著性存在国别差异，我国对中亚五国直接投资的经济增长效应主要体现在资本积累、出口溢出、制度变迁、投资集聚以及基础设施建设五个方面；（2）通过检验“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女性就业—经济增长”这条作用机制，发现我国直接投资对中亚五国经济增长的总效应中，约有10.8%是通过提高当地女性就业水平实现的，进一步分析发现，我国直接投资主要是通过提高服务业和工业女性就业水平来推动中亚五国经济增长。     

新疆和中亚：地缘政治文化的考察

“中亚”除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五国外还包括车臣在内的高加索、伊朗、阿富汗、巴基斯坦和拥有大量穆斯林的印度西北部。这就是新疆向西所面对的所谓的“伊斯兰地区”(D ar-a l-Islam),伊斯兰教向东发展的重要的“延伸地带”。正是由于这种独特的地理和人文环境,中国的西部安全与新疆的稳定和发展,受到“中亚”地缘政治文化的强烈影响,阿富汗因此成为国际政治的焦点,并由此形成了上海合作组织和“上海精神”、美国的“大中亚计划”、中国从传统的“重新疆”到“新疆经验”。     

中亚五国议会制度比较

中亚五国议会制度的共性体现在：1．议会体制的变迁起点相同;2．议会权力都向行政机关转移;3．议会受到总统较强的制约;4．议会的政治社会化功能受到重视。中亚五国议会制度也体现出不同的民族特性：1．各国议会的组织结构具有本国特色;2．土库曼斯坦的议会制度较为特殊;3．吉尔吉斯斯坦议会与总统的权力之争刚刚结束。展望未来,“强总统、弱议会”的政治制度在中亚还将维持下去。中亚五国议会制度将继续向西方成熟的议会体制看齐,其中体现民族特色的东西将不断被削弱。     

中国回族文学与中亚华裔东干文学

中国古代回族文学的发展在20世纪有两个不同向度：中亚华裔东干族文学和中国回族文学。解读两族文学中的共有意象和文学成长环境会发现，虽然两族文学同根同源，但在民族性建构方面，东干文学偏向中国汉文化色彩，回族文学注重伊斯兰文化特征。以互为参照系的方式观照两族文学，还会发现东干文学对弥补回族文学发展断裂性的民族文献价值，以及“寻亲文学”、“寻根文学”等两族文学发展的新动向。     

“绿洲桥”视野中的河西走廊、历史中国与区域性世界 ——以河西走廊电视系列片的史观为起点的思考

[提要]文章提出中亚史与欧洲为中心的世界性区域秩序形成有关，在单线社会形态论和文明等级论影响下，中亚成为静态历史地理空间；而中国的中亚史研究则有“外族盛衰连环性与外患内政之联系”的传统，中亚是动态历史地理空间；以丝绸之路为纽带的河西走廊“绿洲桥”则体现了包括历史中国与周边共享的动态区域性世界，而欧洲为中心的世界性区域秩序的出现并不意味着原有的亚洲区域性世界消失。“绿洲桥”作为区域关系研究的视角改变了历史研究向来以“中心”为对象的局面，超越了中心对中心、中心对边缘的研究视角，从而突破了东西二元的话语结构，为建构中国自身的丝绸之路与世界史的话语体系提供了新的路径，也可作为理解“河西走廊关乎国家经略”的另一层深意。     

中亚五国及其语言文字(上)

“中亚”是中央亚细亚或亚洲中心地带的简称,是一个与“东亚”、“西亚”、“南亚”、“东南亚”、“东北亚”等地理名词相当的术语。但迄今为止,国内外的学者对“中亚”所指的范围还有不同的意见,例如德国地理学家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认为“中亚的地理范围西起里海,东达兴安岭,南自喜马拉雅山,北至阿尔泰山”。《中亚史纲要》(《CentralAsia》)一书的作者加文·汉布里(Gavin Hambly)则认为“作为地理概念,‘中亚’一词很难有一个精确的定义。在本书中,‘中亚’主要是指苏联的哈萨克、吉尔吉斯、塔吉克、土库曼和乌兹别克等五个社会主义共和国,蒙古人民共和国以及现在中国境内以内蒙古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西藏自治区知名的三个自治区。”美国印第安纳大学西尔(Denis Sinor)教授使用“内亚”(内陆亚细亚的简称,Inner Asia)和“中欧亚(Central Eurasia)二词,其所     

中国一中亚命运共同体视域下的政党外交:战略价值、独特优势与路径选择

在中国同中亚国家建交三十周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构建“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倡议。三十年来，中国同中亚国家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树立了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典范，中亚五国成为中国周边“战略伙伴集群”。中国共产党精准把握“时、度、效”,根据不同时期中亚国家政党政治发展、政治转型特点和趋势，积极调整与中亚国家主要政党间关系，在打击“三股势力”、推动“一带一路”建设、维护地区稳定与繁荣等问题上凝聚共识，互利共赢。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最本质特征，政党外交作为国家总体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始终扮演国家间总体外交的“排头兵”角色。在“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提出的历史契机下，中国同中亚国家间的政党外交必将彰显其独特的战略价值和作用，为深化国家间政治互信和全方位互利合作提供全方位指引，推进中国一中亚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     

"9·11"事件前后美国与中亚的关系:变化与挑战

“9·1l”事件以前,中亚在美国全球战略中还不是重点。“9·11”事件后反恐成为美国外交的重中之重,中亚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地位骤然上升。美国在中亚的军事存在不仅对中亚的战略格局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且已具有全球战略意义。伊拉克战争使美国的海外战线越拉越长,中亚恐怖主义的回潮,以及布什政府积极支持“民主改造”和“颜色革命”,又使美国的中亚政策面临严峻的挑战。     

“9·11事件”后美国全球战略的调整及其对中国的影响

“9·11事件”之后，美国对其全球战略做了调整，保卫美国成为首要任务，但是，这并没有改变美国称霸全球的战略目标，随着美国势力进入中亚，“战略包围中俄”的态势基本形成，中国的国家安全也将面临新的严峻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