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鲁国继承制度看嫡长制的形成

<正> (一) 关于我国古代的继承制度,历来就有两种截然不同的主张。《礼记》认为夏商周三代实行的是传子与传弟并行的制度,即所谓“大人世及以为礼”。而《孟子》则认为三代均实行传子制,即所谓“唐、虞禅,夏后、殷、周继,其义一也”(《万章上》)汉代学者们在两说之间搞了个折衷,认为殷礼“传弟”,而周礼“传子”。清末学者王国维的《殷周制度论》进一步论证了汉儒们的主张。其功绩在于他第一次认真地研究了商代的继承制度。他以     

“四声”之目是谁最早提出的?

“四声”之说在转读佛经的直接影响下,肇始于南朝宋齐之间。这一点,学术界似无异议。但是,“四声”之目是谁最早提出的,却是长期以来颇多歧异的论题。择其要者,我以为至少有三说。其一是王融首创说。钟嵘《诗品序》云:“王云长创其首,谢(月兆)、沈约扬其波。”又《梁书·庾肩吾传》载:“齐永明中,文士王融、谢(月兆)、沈约文章始用四声,以为新变。”把王融置于前位,似亦主此说。其二是沈约首创说。王通《中说·天地篇》称李伯药说诗“上陈应刘,下述沈谢,四声八病,刚柔清浊,各有端序。”     

也谈“欲往城南望城北”

杜甫名篇《哀江头》结尾云:“黄昏胡骑尘满城,欲往城南望城北”。对这两句诗的含义,诗评家聚讼莫决。一种意见认为“望城北” 即是北望灵武行在,表示对唐军盼望之切。胡震亨及肖涤非先生主此说。另一种意见以为“望”即“向”,“望城北”即“向城北”之意。陆游、仇兆鳌、傅庚生先生主此说,以傅先生《杜诗析疑》中的证释为其代表作。本文拟就傅先生《杜诗析疑》中关于此问题的论述,谈谈不同的看法: 为说明问题,引胡震亨原文如下:     

和唐弢同志商讨两个问题

一九七八年《文学评论》第一期刊载了唐弢同志《谈“诗美”》这篇文章。本人对于美学是门外汉,的确没有发言的资格,不过在《谈“诗美”》这篇文章中,有两个问题,我不同意唐弢同志的意见,提出来和唐弢同志商讨。第一个问题:《谈“诗美”》说。记得过去读相传为沈约《四声谱》里所说的“宫羽相变,低昂舛节,若前有浮声,则后须切响。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心里想:既辨四声,又主调节,大概真的是为赋诗作文而写的吧,但和歌唱的音韵难道就没有一点关系了吗?     

关于文艺欣赏阅读中的情感运动形式

在批判人性论者的共鸣说的时候,因为想要把问题说得清楚些,我便对共鸣这种精神感应现象提出了一些看法。这些看法已经引起了一些不同的意见。这些意见认为我把共鸣理解得较狭窄了,而主张共鸣是一种更广泛的精神活动现象。《学术月刊》今年第三期上陆行良同志的“关于文学的共鸣问题”一文,在这方面可说是具有代表性的。陆行良同志提出了他对共鸣的正面看法,他以为共鸣就是“对作品中所歌颂的人物和事件感到兴趣、爱好和赞赏;或者对作品中所批判的人物和事件发出不满、愤慨和痛恨”,就是“我们的思想感情和作者在作品里所贯注的思想感情发生交融,趋于一致”。由此可见,陆行良同志对共鸣作了一个最广泛的理解。他所理解的共鸣不仅包括了“感到兴趣、爱好和赞赏”,而且也就是一种理解。他在论述今天的读者如何对古     

论方志的性质

在我国的方志史上,对于方志的性质,长期以来就有不同的看法和主张,专家学者们在各自的方志学论著中都在探讨、阐述方志的性质问题,但至今没有取得一致的意见。从历史上看,这种意见分歧曾表现为“史地之争”。一种意见认为方志属于地理。现存的唐代至清代多种方志的修纂者及研究者,在他们所写的《序》、《跋》和评述中,多把方志认作地理,唐人刘知几、李吉甫,宋人程大昌、王象之,清代的著名学者兼方志修纂者和辑佚者钱大昕、洪亮吉、孙星衍、李兆洛等人都是这种主张。这一派以戴震为代表,明确地阐述:“志以考地理,但悉于地理沿革,则志事已竟,侈言文献,岂所谓急务哉”。直接了当的以为越出地理的范围,已不是方志的事了。另一种意见认为方志是史。后汉郑玄就认为方志若“国史”,宋人郑兴裔也说:“郡之有志,犹国之有史”。这一派以章学诚为代表,他更为明确地指出:“志属史体”。清代章学诚与戴震之间曾发生过争论。后来的梁启超、李泰棻、瞿宣颖等人也都承认方志即“地方之史”。     

《墨经》“为屦以买”条新诠

《墨子·经说下》“为屦以买衣为屦,夫与屦也”条,一向被认为是《墨经》中极难读难解的文句之一。迄今为止,在已刊行的墨学著作和论文中,对这一文句主要存在两种不同的意见,而其关键在于对原文“为屦以买衣”的“衣”字的校释上。一种意见主张改“衣”为“不”,另     

《四声韵谱》用字探究

《四声的话》系清咸丰年间梁借宝撰。梁氏号寒白退土，广东顺格人。书刊于光绪十六年间（公元1890年）。现有光绪十六年梁氏家塾刊本，古渡出版社1955年据以影印出版。《四声的话》是与作者另一著作《切的求豪》相辅而行的作品。为什么要另统一部叫《四声韵语》呢？梁氏自己解释说：“撰《切的求豪》一卷—…·它目有见而献疑日：《求豪》所举四声，固已备矣。推切语尚未标出，又每音止取一字，其同音者无从考证。窃虑始学犹有感焉，盗续撰诸？退士应日‘诺’。乃复作《四声韵谱》区以十六摄，各为一卷”。可见《四声韵谱）是《切韵求豪》的…     

同源异流两诗系——对“言志”、“缘情”的再思考

<正> 在我国古代庞大的诗论体系中,有两条影响极巨的理论观点,一是《尚书·尧典》的“诗言志”说,一是陆机的“诗缘情”说。 两说的蕴义是什么?它们的关系如何?学者们的见解不尽一致。 比如对《尧典》的诗言志,朱自清先生认为:“‘言志’的本义原跟‘载道’差不多,两者并不冲突。”周作人则持相反的看法,认定“言志”与“载道”分属于“两种潮流”。对诗缘情的理解也一样对立:     

“吴王壹成”当是“吴王殪死”

《吕氏春秋·孟秋纪》的《论威》讲到专诸“独手举剑至而已矣,吴王壹成”。高诱的注说:“专诸一举而成阖闾为王,故曰吴王一成。成谓专诸能成吴王也。”杨树达氏提出不同看法,他以为文中所谓吴王,不应是阖闾,而是吴王僚。“吴王壹成”即是在专诸举剑之下,吴王僚被击而死。他从字义上作了解释,以为“成”当读”朾”。他以《说文·木部》“朾,撞也”为证,说“一成”犹云“一击”。(见杨树达     

《<日知录>导读》导言

<正> 一《目知录》的作者,是顾炎武。有关顾氏的生平,读者可参读《清史稿》卷481《儒林传(二)》中的顾传和全祖望《鲒埼亭集》卷12中的《神道表》。近出书中,有本书著者所著《顾亭林与王山史》中顾氏的《新传》,可供参读。根据《导读丛书》编委们的意见,《导言》重在一个“导”字,对作者生平及著述的版本等,不宜写得过分冗长,故谨遵此旨,将顾氏生平概括写出如下。     

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看形象思维方法

形象思维是多年来文艺理论上争论较大的一个问题。毛主席一贯提倡在学术问题上开展不同意见的讨论,并鼓励对形象思维问题发表新观点、新看法。但由于林彪、“四人帮”疯狂地推行文化专制主义,这种有益的讨论跟所有学术讨论一样,遭到了扼杀。《毛主席给陈毅同志谈诗的一封信》发表后,关于形象思维的讨论又重新活跃起来,这对于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繁荣社会主义文艺创作,是很有意义的。     

从《音学五书》、《六书音均表》看清代古音学研究

《音学五书》、《六书音均表》是清代古音学的代表作,成就有二：理论创新和古音音韵系统的初步建立。前者包括高举明陈第“古音时地说旗帜,还原古音音韵本来面貌”和“采用离析唐韵、以谐声系统归纳古韵分部、本证旁证推论的科学方法进行古韵分部”;后者包括“清代古韵分部的历史发展”、“按照古音的‘敛侈’重排韵部顺序”、“四声之论”和“入声韵和阳声韵的搭配”四点。     

为“子畏于匡”求确解

“子畏于匡”在《论语》的《子罕》《先进》篇中凡两见。目前,对它的解释还有争议,关键就在这“畏”字上。《<论语>“畏”字正解》(本刊1986年第5期)否定了把“畏”作为“畏惧”的解释,另外提出看法,以为畏围音近,“畏”乃“围”之假,因断言“子畏于匡”之意就是孔子被围于匡。不过细究起来,这种说法也有毛病。因为音近的字固可相假,但并非所有音近的都可照此办理,事实上以畏假为围的却无例可循,所以作如是主张,理由就不充分了。虽然后来的书、记多以孔子被围论述此事,实是就事而言,而非论字,均不足作畏通围之证。畏字当系“威”字之假。畏威通假,由来已久。就周金言,“畏天畏”(《盂鼎》),第二个畏字即成威字。“敃(愍)天疾畏”,“(歹夙)(夙)夕敬念王畏不暘(扬)”(《毛公鼎》),均见《三代吉金文存》卷4,两个畏字都是“威”之假。而《尚书》中这样的例子也不少,如“天畏棐忱”(《康诰》),“惟天明畏”(《多士》)等都是,因之说畏是威之假是蛮有理由的。但是其意为何?这就要看威字的意义了。“威”是个多义字,其中有一种是以强力为特征的,包含压迫、威胁、侵犯、袭     

关于《切韵》“又音”的类隔

一、前言对《切韵》音系的性质问题,笔者曾在二十年前发表过意见,认为《切韵》的重要意义在于审音,所谓审音,其中一项主要工作就是对当时的各种反切进行一番整理。六朝反切的作用,应该说,是在当时音韵学家(即韵书的编者)手中才得到充分表现。当时一般注音虽用反切,但一般读反切的人未必都能读得准确;即便制反切的人也不一定都精于音理。有些字反切分明是有分别的,而读的人往往会“清浊难分”;有些字反切本身就有问题,本来就是“不切”,或者是古读不可行于“今”。所以韵书的编者要将各种     

评价《水浒》的几个问题

建国三十多年来,学术界对我国古典文学名著《水浒》进行过多次讨论,取得了不少成果。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至今还有一些重要问题,尚未做出比较符合实际的结论。例如关于《水浒》的性质问题,过去有一种十分流行的看法,认为它是“反映封建社会农民起义的小说”、“是一部农民革命的史诗”。近年有人提出怀疑,认为《水浒》不是描写农民起义的作品。我以为这些意见应当重视,有必要加以深入地研究和讨论。     

论韩柳与佛老

唐代文学家柳宗元与佛教的关系如何看待,学术界有两种不同意见。一种意见认为,柳宗元“崇信佛教”,“受佛教迷信毒害之深”,“终其一生没有解脱佛教对自己的精神束缚”,“客观上做了一种最愚妄、最落后的思想宣传的工具”1。另一种意见认为:“柳宗元是无神论者,唯物论者,不可能真正信佛。”2上述两种说法在笔者看来都和柳宗元完整的思想体系有矛盾。第一种说法与柳宗元写作《贞符并序》、《断刑论》、《非国语》、《天爵论》、《愈膏肓疾赋》、《祭吕衡州温文》、《与吕道州温论〈非国语〉书》以及《天说》、《答刘禹锡天论书》、《天对》等…     

试论程颢程颐理气说之异同

程颢、程颐兄弟的哲学思想是否存在着差异和差异何在的问题,在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中,至今还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认为二程哲学思想是不同的,程颢是主观唯心主义,程颐是客观唯心主义。另一种认为二程哲学思想是一致的,不必细分。我们认为二程哲学思想是有差异的,但并不是主客观唯心主义的不同。本文仅就二程理气说的异同谈一点看法。 一 “理”是二程哲学体系的最高范畴。从哲学意义上说,二程所谓“理”的含义有什么不同呢? 程颢说:“天者,理也:神者,妙万物而为言者也。”(《遗书》卷十一)程颢所谓“天”,非指物质的自然界,而是“自然而然”之意。“天者,理也”,就是说,自然而然便是理。“理”又称为“道”或“天道”。程颢说:“其理则谓之道。”(《遗书》卷一)“言天之自然者谓之天道。”(同上)     

关于屈原在江南的放逐地域——兼答廖化津先生

爱国诗人屈原在顷襄王时期,曾被放逐江南。但他在江南的放逐生涯,主要是在哪里度过的?近世的楚辞研究者却有种种不同的猜测。多数人根据汉人的记述,以为屈原的放逐地域,当在江南“沅湘之间”。清人蒋骥却因为《哀郢》提到了“夏浦”、“陵阳”,《涉江》又有“乘鄂渚”之语,而提出了屈原“迁于”安徽池州陵阳一带的新说。这一说法为近人游国恩等先生所承袭,成为屈原生平研究中影响颇广的见解。 我以为汉人去古未远,他们所了解的屈原放逐地域,较之于蒋骥的推测,应该更可信些。所以在数年前写了《驳蒋骥“屈原迁于陵阳”说》一文,对屈原放于“沅湘之间”的意见作了进一步论说,并对蒋骥的见解进行了批评。前不久读到廖化津先生的《屈原东行考》,文中对我的看法多有辩驳。廖化津先生的辩驳,正促进了我对屈原放逐地域的探索,这里愿借着回答他驳难的方式,将我的意见再加申说。     

通假字与假借字的辨析

字的通假是文言文里常见的语言现象。所谓通假,就是在古汉语的书面语言里,音同或音近的字的通用和假借。而假借却是传统文字学中的“六书”之一,实际上是古代总结出的一种造字方法。《说文·叙》:“假借者,本无其字,依声托事。”大意是语言中某些词有音无字,只好借用一个同音或近音的字来表示。两者从形式上来看,极为相似,但究其实质,却是完全不同的。可是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人们在阅读文言作品、从事教学和语言习惯中往往混淆了这两个不同的概念,以至于造成了许多谬误,产生了许多模糊认识。因此,笔者以为:对通假和假借进行辨析、加以区别,实在是十分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