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法治国家对行政权力的制约

行政权力必须保障公民的权利和自由，这是法治国家的根本要求。行政权力必须有明确的法律界限；必须有司法审查其是否超越授予的权力的范围；必须置于公民权利的监督和控制之下，否则就会出现行政权力的运作偏离社会的公益目的，甚至会产生滥用权力和权力腐败。     

行政案件司法审查适时性问题研究

行政案件起诉审查制度是司法权与行政权的联结点,对当事人的起诉进行审查并决定是否受理时,必须遵循司法审查适时性三原则,即初审权原则、穷尽行政救济原则和成熟原则,妥当处理司法权与行政权的关系,以规范权力行为,保障公民权利。司法审查适时性问题的实质是协调行政权与司法权之间的关系,实现行政法制监督法律关系中这两种国家权力行为的规范化。司法审查的时机是否适宜,对行政诉讼中司法权与行政权这一基本关系具有深刻的影响,与公民权利的保障直接相关,解决这一问题,必将推动我国行政诉讼制度健康发展。     

论行政诉讼司法审查的强度

我国行政诉讼司法审查强度在2015年《行政诉讼法》修订后,在审查的范围、深度和目的方面均出现了较大的变化。由于现行法律缺乏对行政诉讼司法审查强度的具体规定,目前存在对行政管理行为的过度审查、对行政裁决行为局限于形式审查,以及缺乏对新类型行政诉讼案件的科学审查标准等问题。因此,应在严格遵守法律规定、对公民权利进行救济和尊重行政权威等原则的指引下,针对具体行政行为构建同类型行政行为司法审查的具体规则,即对行政管理行为实行谨慎形式审查、对行政裁决实行深入严格的实质审查和对新类型案件确保以维护公民合法权益为标准,以有效发挥行政诉讼司法审查对依法行政的保障价值。     

平衡权利与权力“天平”的又一“砝码”——行政伦理视角中的《行政强制法》草案

公民权利是国家权力产生的基础,国家权力是保障公民权利实现的重要条件,而权利和权力的平衡则关系到社会秩序的和谐供给,关系到公共利益的有效维护。如果把公民权利和国家权力看做是一个天平的两端的话,则法律上的平衡论精神、道德上的价值理性精神便是促使天平平衡的重要路径选择。我国《行政强制法》草案的出台,正是沿着这一法律和道德的路径,在公民权利这一端又加上了一个重要的砝码。     

论突发公共事件中公民权利保护机制的构建

突发公共事件中需要动用行政紧急权力去控制和消除危机,但也可能对公民权利造成冲击,为此需要对突发公共事件中的公民权利进行界定,明确界限,建立程序制度保障和救济机制,寻求突发公共事件中行政紧急权力与公民权利保护的平衡。     

论保障公民权利与制约国家权力

以保障公民权利为核心的权利制度和以制约国家权力为基本内容的权力制度是法治的关键环节。保障公民权利和制约国家权力是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两个重要方面。保障公民权利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根本目标；制约国家权力是社会主义法治的重要保证。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应该在公民权利和国家权力之间实现一种动态平衡。     

论市民社会背景下的行政权力与公民权利

行政权力与公民权利是行政法的核心,在不同的国家与社会背景下,行政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也呈现出不同的关系形态.市民社会背景下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既分立又相互渗透,行政权力与公民权利也在相互渗透.由于行政权力和公民权利都可能被滥用,因此二者的相互渗透既有积极渗透又有消极渗透.     

论我国行政紧急权力立法规制及其修正

行政紧急权力是行政主体在紧急状态下依照宪法和相关法律法规,为应对突发事件、捍卫国家主权、维护社会秩序、保障公民权利而采取的与正常状态下行政权力相异的一系列运行程序、行使方式和受法律制约的情况的总和。然而,我国行政紧急权力立法规制现状在法体、内容、程序、监督等方面存在问题,其对应的修正办法是建立统一立法与单行立法相结合的法体模式、细化行政紧急权力的内容、完善行政紧急权力立法规制的程序建设和加强对行政紧急权力的监督。     

WTO与我国行政诉讼制度的改造

现行行政诉讼制度离WTO司法审查原则的要求尚有相当的距离。从行政诉讼的目的之一即人权保障着眼,行政诉讼需提供具有完整性和实效性的权利救济制度;从行政诉讼的手段即审查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出发,其转变关键在于正确理解“合法性”的丰富蕴涵。WTO规则在国内的实施,迫使我们建立完备的司法审查制度,主要是建立两种可行的审查机制:一是推行行政诉讼体制改革,确立对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的合法性审查机制;二是建立违宪审查机制,负责审查违宪或违法的法律、法规以及规章。     

行政行为司法审查与权利保障

关于公民与国家的关系,理论家们一般都认为:在民主国家,国家权力源于公民权利并以服务于公民权利为依归。然而这只是一个理论预设,作为一种国家权力的行政权在行使过程中如果没有监督和制约,必然对公民权利带来威胁和侵害。在对行政权的监督体系中,选举的监督、议会的监督和行政机关内部监督固然对制约行政权、保障公民权利具有重要作用,但行政行为司法审查对行政权的监督和制约则是权利保障的基石与核心。     

行政机关行政诉权探析

囿于传统的"民告官"的行政诉讼制度,对于行政机关的行政诉权问题缺乏理论上的探讨和实践中的应用。随着行政诉讼制度的发展,赋予行政机关行政诉权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赋予行政机关行政诉权符合司法最终解决的原则,也可以弥补行政诉讼立法的缺陷与不足。构建行政机关行政诉权制度要循序渐进,充分考虑我国行政诉讼实践,也要借鉴国外成熟的经验,以化解行政纠纷,维护公共利益。同时要从制度上进行科学、合理的设计,防止行政机关滥用行政诉权。     

公民合法权益保护优先是行政诉讼立法的重要原则——关于修改我国《行政诉讼法》的若干建议

我国《行政诉讼法》亟须作出适当修改,在修法过程中应贯彻公民合法权益保护优先的原则,注重研究解决如下制度创新与改进的课题:保护公民合法权益应作为行政诉讼立法的首要目的,行政争议解决机制应坚持司法最终性,应扩大行政诉讼受案范围、行政诉讼参加人范围和行政诉讼救济范围,行政诉讼立法应兼顾公平与效率,以更有效地保护公民合法权益。     

对行政诉讼目的的再认识

行政诉讼目的是国家基于对行政诉讼固有属性的认识预先设计的关于行政诉讼结果的理想模式.目前,学界的基本观点可概括为三种:权益保护、权力监督,保护与监督双重目的.我国行政诉讼目的的实然状况是保护与监督双重目的.我国行政诉讼目的导向存在缺陷,应当把权益保护作为行政诉讼最为根本的目的.     

论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谦抑性——以检察机关提起环境行政公益诉讼为限

检察机关提起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是促进行政机关履行环境保护职责的重要方式.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涉及检察机关、法院和行政机关三个机关,需要处理好司法权与行政权之间的关系.一方面,环境司法具有能动性,容易导致司法权与行政权之间的冲突;另一方面,基于司法有限性与环境法行政实施的特征,需要重视司法谦抑性问题.而如何认识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谦抑性,需要从理论和实践的维度进行分析.在检察机关提出环境行政诉讼时,应当尊重行政机关的首次管辖权、重视行政公益诉讼的诉前程序、尊重行政自由裁量权、重视行政不能问题.当然,这种谦抑并不是绝对的,为有效发挥行政公益诉讼的功能,应当把握好这种谦抑性的限度,通过明确强制诉讼范围、确定实体性裁判的要件、尊重诉讼和解等方式来处理好司法谦抑与司法监督的关系.     

我国现行行政诉讼制度的反思与重构

一个国家行政诉讼法治建设的发展进程，直接体现着其社会法治建设水平。我国现行的行政诉讼在司法审查、权益保障范围等方面还存在一些缺陷和弊端。应该从完善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构建专门行政法院、完善行政诉讼立法原则等方面对行政诉讼制度进行调整和重构。     

行政诉讼目的新论

对行政诉讼目的进行学理上的深入分析,从实然的层面具体评判把握我国行政诉讼目的现实状况,可以发现,我国行政诉讼制度实际上主要是以"监督权力"为其目的导向的,而现行的原告资格限制制度妨碍了"监督权力"目的导向的实现.我国行政诉讼目的的改造方向是把"保护权利"确定为最为根本的目的要求.     

行政指导行为“不可诉论”质疑

行政指导是一种比较特殊的行政权力行为 ,围绕这种行为是否应当或言可以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问题 ,学术界有过争论。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规定不得对这种行为提起行政诉讼。这一规定不仅存在文字问题 ,也有“违法”之嫌。从行政指导行为的本身性质、特征以及行政诉讼制度的功能来看 ,行政指导行为应当而且可以纳入行政诉讼。     

生态环境损害司法救济体系的优化路径

针对生态环境损害,我国逐步形成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三诉并行”的司法救济体系,旨在为生态环境公共利益提供全方位保护与监督。在生态环境损害司法救济体系的发展过程中,不同诉讼制度性质界分的论争和适用范围的扩张渗透、行政机关与司法机关的职能错位、检察机关公益诉权的内容模糊等问题逐渐暴露出其面临的内生困境,亟须作出精细化和系统化的规范设计。为此,应基于权利（权力）与义务的衡量,重新审视主体的角色功能和权责分配,合理设置不同诉讼制度的适用位序;基于制度功能的考察,根据“风险预防”“损害填补”“法律监督”等不同功能面向划定“三诉”各自的适用范围;同时,通过强化不同诉讼制度间的互动关系,确保体系性协同,从而构建层层递进的生态环境损害司法救济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