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耕地保护的困境与出路——基于主体行为的分析

本文尝试从耕地保护主体行为特征和规律的视角探究中国耕地保护制度安排与耕地保护效果之间的关系,寻找耕地保护困境产生的原因和出路.通过对农民、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耕地保护执行行为、监督行为以及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分析发现:农民缺乏对耕地保护政策的了解和保护耕地的意愿,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保护耕地的激励与分权体制下发展地方经济的激励不相容是造成当前耕地保护困境的直接原因.走出这一困境必须建立新的激励约束机制,一方面给予农民以经济激励,让农民从耕地保护中得到实惠;另一方面将耕地保护、土地集约利用等指标纳入政府绩效考核范围,完善考核方式.     

基于地方政府行为的信贷资源配置效率损失:一个理论分析框架

中国经济转轨的成功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自改革开放初期就推行的分权式改革.然而下放权利造就了既得利益者,地方政府为了保护既得利益,便会制造更多的资源扭曲.中国就是在这种资源分配充满扭曲的情况下推进渐进的改革.在总结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构建地方政府的效用函数,以此展开地方政府行为分析.在分析金融制度漏洞和地方政府的行为激励与约束机制的基础上,讨论地方政府对信贷资源的干预手段和方式,构建了一个基于地方政府行为的信贷资源配置效率损失的理论分析框架.     

地方政府创新激励政策与企业创新绩效

采用地级市党报中市委书记鼓励企业创新的新闻报道频次作为地方政府创新激励强度的度量指标,配合工业企业数据,研究了地方政府创新激励政策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研究发现：（1）地方政府创新激励政策有助于提升企业创新绩效;（2）政策效果更多体现在国有企业和规模较大的企业当中;（3）良好的制度环境有助于提升创新激励政策的实施效果。因此,持续推进创新驱动战略,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是未来实现创新驱动发展的重要保障。     

我国地方政府行为对通货膨胀的影响

我国经济增长方式属于政府主导的速度性经济,在经济快速增长中,地方政府行为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由于地方政府效用函数的最优解与中央政府效用函数的最优解不一致,地方政府行为越来越接近企业行业,越来越以追求地方政府收入最大化为首要目标,而且GDP增长率增加地方官员获得晋升机会,这种"晋升激励"成为地方政府经济扩张的重要原因。而地方政府在制度、知识和劳力等经济发展的其它资源的可得性受到制约的条件下,促使金融资源的投入增加是实现GDP快速增长的捷径,从而使得投资过渡膨胀,加速了通货膨胀。     

地方政府对竞争性企业提供财政补贴的理性思考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集权的调控模式逐步向分权模式转变,地方政府的经济权限有所扩大。为促进地区经济发展,地方政府往往通过财政补贴对竞争性企业进行扶持和激励,这也是地方政府间接调控经济运行的主要方式之一。地方政府向本地区竞争性企业提供的财政补贴,是其财政支     

论转型期地方政府与高危资源型企业和谐关系的建构

在矛盾多发的转型期,构建地方政府与高危资源型企业之间的和谐关系,能促进高危资源型企业和地方经济社会共同又好又快地发展.长期以来政企关系不和谐的主要表现是政府对企业的过多干预和失于监控同时存在,且服务企业不到位.构建地方政府与高危资源型企业之间的和谐关系需要因企制宜.就地方政府与公有企业的关系看,和谐政企关系构建     

从温州产业升级看区域创新资源的重要性

温州近年来出现了企业家“跑路风波”和部分企业外迁等产业升级难的现象。本地创新资源不能满足企业升级的需要是温州产业升级难的重要原因。在丰富本地创新资源和建设创新基础设施方面,要形成基于创新的新优势,地方政府具有重要作用。地方政府要坚持长期的高强度的创新投入,积极塑造有利创新的软硬件环境。国家创新政策应注重鼓励传统产业对高新技术的吸收和利用;提升行业技术和质量标准,发挥市场淘汰机制,激励和倒逼企业创新升级。     

耕地保护的行动逻辑及其经济分析

运用奥尔森集体行动理论研究耕地保护的行动逻辑 ,对中央政府、地方政府、非农企业和农民耕地保护成本和收益构成要件的分析揭示耕地保护的经济学原因。得出的基本结论是 :中央政府和农民具有强烈的耕地保护倾向 ,地方政府和非农企业耕地保护的动力不足。要切实保护耕地 ,需要采取措施变动经济当事人特别是地方政府和非农企业的成本收益预算线 ,使其耕地利用决策符合国家的耕地保护政策目标。     

中小企业人才流失原因及激励机制的建立

随着经济的复苏,中小企业人才流失率高,已成为当前摆在企业面前的一大难题。通过对中小企业人才流失的成因进行分析,提出建立薪酬激励机制、职业发展激励、企业文化激励、地方政府的人才政策激励等多方面激励措施留住人才。     

转型期地方政府间竞争的约束与激励:大众退出选择

在向市场转型的过程中,地方政府间竞争日趋激烈,急需规范与协调.在国有企业控制权下放、地方政府可控资源权力扩大的情况下,引入大众退出选择,可以给予地方政府提供更好服务的激励并约束其滥权倾向.     

环境污染防治机理分析:政企合谋视角

我国生态环境污染的防治是由中央政府委托地方政府监督当地企业实施的,此特点决定了地方政府在中央政府和企业之间扮演着"中间人"的角色,即在我国环境污染防治过程中,存在着"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企业"双重委托代理关系,地方政府的行为选择对环境污染防治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从我国环境污染防治的实践来看,多处地方政府在政策执行过程中,罔顾中央委托,充当污染企业的"保护伞",政企合谋现象相当普遍。出现地方政府与企业合谋的原因,除了地方政府政绩考评体系过于强调GDP、环境保护绩效评价制度不合理等现实原因外,还存在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激励机制不够合理的原因。为此,设计好一套科学有效的激励契约来防范地方政府与企业合谋,对当前我国环境污染的防治就显得十分必要和迫切。     

生态保护能力异质性、信号发送与生态补偿激励——以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为例

生态转移支付是中央政府激励地方政府保护生态环境的重要措施。以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为例,探讨生态转移支付实施未达到预期目标的原因。通过构建中央政府是否考虑县级政府生态保护能力异质性的信号发送模型,分析生态保护能力异质性的影响,认为中央政府根据县级政府生态保护能力的异质性提供相应的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有利于充分发挥其激励效应,并选用陕西省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     

新经济时代的地方法治环境研究——以武汉和重庆为例

随着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兴起,以信息技术和市场创新为核心要素的新经济浪潮已经到来。在新经济时代,法律能够整合社会资源,协调利益冲突,激励创新活力,促进科学技术的高效运用。以武汉和重庆为例,随着新的社会关系和利益冲突的不断出现,不少地方立法的内容难以适应科技发展的新形势,执法、司法等领域面临着新经济带来的多重挑战。优化地方法治环境,应按照“效益优先、依法治理、政府主导、公平竞争”的原则,在地方科技法制工作中加大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和技术转移力度,增强企业的可持续创新力和市场竞争力,依法建构多元化的科技投入机制和财政供给机制,提升政府科技管理和知识产权保护水平,营造公正和谐的地方司法环境。     

转移支付与县级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基于四川省138个县(市)的实证分析

本文在分析中国财政分权改革对地方政府行为的影响基础上,采用四川省县级数据对转移支付与县级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之间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中国财政分权改革尽管赋予了地方政府更多的财政自主权,但由于地方政府官员自身利益需求,地方政府更愿意将财政资源用于经济领域而非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导致了中国当前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非均等化,在县级层面变现更为突出。因此,政府应该在转移支付制度设计中既考虑财政的均等性同时也要注重对地方政府的财政激励,通过规范转移支付资金分配及建立资金使用效率的评价,并改变政府官员绩效考核机制,以保证地方政府将更多的财政资源投入到基本公共服务领域,实现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     

政府干预、政治联系与民营上市公司投资

本文以2004～2006年中国沪深两市的民营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了政府干预、政治联系对民营上市公司的投资活动的影响。研究发现,当地地方政府、中央企业和异地地方政府对民营上市公司的投资过度活动没有显著影响。当地地方政府干预对民营上市公司投资不足没有显著影响,而中央企业和异地地方政府对民营上市公司投资不足有显著影响。这说明,中央企业和异地地方政府可以作为制度的替代机制保护民营上市公司不受当地政府干预的影响。     

环境规制与企业技术创新:一项来自河北省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当前中国正处于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战略时期,地方政府和企业面临着资源环境的约束压力。环境规制与企业技术进步因此成为学术界和政府普遍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以河北省为例,选取2009-2012年制造业面板数据,运用计量方法,通过针对区域环境规制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双重影响分析,得出环境规制与企业技术创新表现出"U"型特征,具体表现为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具有激励效应,在区域内表现得不显著,企业规模、投资水平等因素对技术创新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环境规制通过抑制投资水平,对技术创新产生了间接影响。为此,要求地方政府应当制定适宜的环境保护措施,充分发挥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积极作用,来消除负面影响。     

土地一级开发机制优化设计

从现代激励理论出发,在构建土地一级开发总契约模型的基础上,着重分析了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开发企业在土地一级开发中的信息结构及其相应的效用表示,提出了中央政府关于土地一级开发效用的最优规划问题,并从理论上推导出了信息不对称下的土地一级开发机制实现优化的条件:即满足参与约束的同时还应满足激励相容约束;最后得出结论:土地一级开发代理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信息的不对称,以及解决该问题的主要途径是对地方政府和开发企业同时给予相应的激励和约束.     

同级地方政府间关系的博弈分析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使地方政府逐渐成为独立的利益主体、地方利益的表达者。作为理性的“经济人”,最大限度地获取、维持地方利益就成为政府行为的目标。同级地方政府之间展开了复杂的利益博弈,博弈的过程和结果对同级地方政府间的关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文章以市场保护和污染治理为分析对象,对同级地方政府间的利益博弈展开分析。虽然在博弈过程中,同级地方政府难免陷入“囚徒困境,但是随着博弈次数的增加、对市场认识的加深,在地方长短期利益的权衡以及上级政府激励惩罚机制的约束下,同级地方政府完全可以突破“囚徒困境”,它们之间的关系也将趋于理性化。     

土地财政、地方政府行为激励与保障性住房供给

地方政府作为保障性住房政策的执行主体,其行为偏好决定了保障性住房的供给质量和供给水平。在现行财政体制和激励模式下,保障性住房的提供不能有效增加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和官员晋升的竞争力,使得地方政府供给动力不足。通过构建包含土地财政、地方政府财政分权激励和晋升激励的理论推导模型,在选取全国285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所进行的研究表明,地方保障性住房建设存在滞后效应,土地财政仍是影响保障性住房供给的重要因素。财政分权激励和晋升激励对地方政府行为偏好的改变都正向调节了土地财政对保障性住房供给的负向影响,但该作用受不同时期和不同区域发展的异质性影响。认为地方政府财事权相匹配及在官员晋升考核机制中加入保障性住房供给考察因素有利于推进住房体系建设。     

地方政府、国家法院与市场建设——美国经验与中国改革

地方分权具有两面性,体现在地方政府对待本地企业和地方市场的帮助之手和对待外地企业和国内统一市场的攫取之手。在保证分权激励地方政府改善本地市场环境的同时,应当通过司法的中央集权来着重解决外地企业进入本地市场的机制,和当发生跨地贸易纠纷时当事人有规避地方保护主义的表达渠道。我们通过对19世纪美国市场建设的历史经验来论证上述理论问题,并阐释其对当代中国改革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