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跨界民族的宗教安全问题探析

云南跨界民族的一系列问题往往借宗教形式表现,跨界民族地区的宗教安全在对外开放的大背景下日益突出.除宗教渗透外,云南跨界民族地区的宗教安全还与其他非传统安全相互结合,给宗教安全的治理增加了复杂性.云南跨界民族地区的宗教信仰具有多样性和同一性,在国际交流频度增加的情形下,云南跨界民族地区的宗教安全将会更具有挑战性.云南跨界民族在中国的跨界民族中占半数多,其宗教安全对国家的意义自不待言.     

论跨国族体问题的发展及其对中国边疆安全的威胁与对策

跨界跨国民族问题是威胁国家社会安全,引发国家领土主权分裂的非传统安全威胁的重要因素."人为事件"尤其是"民族"事件引发的非传统安全威胁;不同民族间的利益矛盾和经济生活差距若长期存在,会被分裂势力作为事实上的民族不平等实例来利用,势必引发民族心理上的离心力而成为民族国家分裂的重要非传统安全威胁;另外,信息网络与媒体不规范也会造成非传统安全威胁.对待跨国族体突发事件,应分化瓦解分裂势力,加强国际合作,对聚居民族则通过"亲密接触"和"富民民心工程"等措施,来消除边疆地区的不稳定因素.     

论我国跨界民族的双重作用与双刃剑效应

我国是一个多跨界民族的国家,跨界民族在边疆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中都起着较为重要的作用。学术界对于跨界民族作用的认识可归结为四个方面：和平跨居论;族群—国家冲突论;边疆跨界民族问题治理论;特定边疆跨界民族非传统安全治理论。这些观点往往只侧重于跨界民族作用的某一方面,而且总体上偏重于突出其消极作用。应辩证分析和看待跨界民族的双重作用和双刃剑效应。     

跨界民族认同意识的“心理适应度”

认同意识是研究跨界民族问题的核心,跨界民族在地缘安全领域中产生复杂作用的原因及其表现,都与跨界民族的认同意识直接相关。随着全球经济联系更加紧密和世界性文化交流的广泛深入,跨界民族问题已经超出经济作用的范围,具有自己的特殊性和规律性。我们认为,跨界民族的认同意识是保持跨界民族判断力的一个基本因素,而这种认同意识的心理适应度是决定认同判断力的重要指标。     

跨界民族问题与中国国家安全:建国60年来的探索与实践

中国在不同时期面临着不同形式的跨界民族问题,主要有边境地区少数民族土司归属和边界划分问题、以"藏独"和"疆独"为代表的分裂活动、跨界民族的大规模境外移民问题、跨界民族群体性事件问题、跨界民族的跨国犯罪问题等.要充分认识多民族的国情和民族问题的长期性、复杂性和重要性,高度重视跨界民族问题对国家安全的影响;冷静应对复杂局面,创新处理跨界民族问题的方式方法;推行睦邻外交政策,积极参与区域安全合作机制,为处理国内跨界民族问题创造良好的外部安全环境;大力加强跨界民族地区经济建设力度,增强中华民族的亲和力、凝聚力和感召力,根除跨界民族问题危害国家安全的社会基础;加强边界管理和边防建设,建立防控跨界民族问题滋生蔓延的长效机制,构筑保卫祖国的铜墙铁壁.     

云南跨境民族宗教渗透问题及对策研究——基于构建和谐边疆的视角

云南跨境民族宗教渗透问题一直是云南边疆非传统安全问题中最复杂、最难解决的问题之一,影响着云南边疆多民族间的团结与稳定.在构建和谐边疆的视角下,研究云南跨境民族宗教渗透问题并提出有效抵御措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文章侧重于多角度的抵御对策分析,认为提升民族“文化自觉”意识,是最有效的抵御宗教渗透的举措.     

试论影响边防稳定的民族因素

边疆民族地区是维护祖国统一和安全，保证国家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顺利进行的重要屏障。在影响边防稳定的众多因素中，跨界民族问题是一个重要方面，搞好民族团结和处理好跨界民族问题，对于确保国家统一和边防稳定具有重要意义。     

“一带一路”跨域治理视域下中国——中亚跨界民族问题及其应对研究

中国与周边中亚国家间跨界民族问题的存在及其影响是当代“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实现长久安全与持续发展的重要变量因素,关系到“一带一路”跨域治理进程中我国与中亚命运共同体建构和中国—中亚跨域一体化合作的行稳致远。着眼于兹,有必要围绕“一带一路”跨域治理的目标与框架,针对中国—中亚跨界民族问题的理性认识与科学处理展开深入、系统地研究。对此,本文结合理论与现实,沿循“利用理论解构现实”到“建构理论指导现实”的逻辑路径,就“一带一路”跨域治理视域下中国—中亚跨界民族问题及其应对进行探索,分析了中国—中亚跨界民族问题的内涵及其对“一带一路”跨域治理的多重影响;从主权维护、区域安全、民生发展等三个维度探讨了“一带一路”跨域治理语境下应对中国—中亚跨界民族问题的主要旨趣;继而基于“一带一路”建设稳定与合作,由国际合作体系完善、公共产品协同供给、多元机制复合运用等若干面向提出了应对中国—中亚跨界民族问题的实践策略。     

论跨界民族及跨界民族问题

跨界民族是指那些民族和其传统聚居地被分割在不同国家内在地域上相连并拥有民族聚居地的民族。跨界民族处理不好就会产生跨界民族问题。跨界民族的形成原因主要是因为国家之间的边界因为各种人为的因素从而导致各民族的政治边界与民族之间的自然边界不同而造成的。跨界民族问题也是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引起的。当前跨界民族问题依然比较突出,并且对地缘政治产生不利的影响。过去很多处理跨界民族问题的不成功的做法值得借鉴和反思。     

中亚地缘政治及跨界民族问题对我国西部的影响

冷战后中亚地缘政治的变化是中亚跨界民族问题产生的主要背景;泛突厥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是中亚跨界民族问题的主要表现形式之一;中亚跨界民族问题对我国西部安全和开发带来了消极影响。     

论民族关系在中国西北边疆安全中的地位和作用

民族关系是与国家安全密切相关的变量。在众多民族杂居共处的西北边疆地区,民族关系对该地区的安全与稳定更是具有重大的影响。良好的民族关系能够促进西北边疆的安全与稳定,同样,西北边疆的安全与稳定也能够促进民族关系的良性循环和协调发展;不和谐的民族关系不啻影响西北边疆的安全与稳定,而且还能引发动乱和动荡。     

中越边境跨国婚姻的流变及其思考

中越边境山水相连,语言相通,文化相似,两国边民的跨国婚姻自古以来就存在。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睦邻友好政策的进一步实施,这种以地缘、血缘、语缘、神缘、族源、业缘、产缘、趣缘、志缘等为基础的跨国婚姻日益增多。目前,中越跨国婚姻还存在着办理结婚登记手续难、申请加入国籍难、加入户籍难等问题。这些问题给我国的入境管理、社会治安、计划生育工作的开展带来诸多不利,也影响到当事人的家庭建设。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采取一系列措施,尤其要在法制方面进行一系列的完善。     

中蒙边境地区的人口安全与人口发展

人口安全是关系到人口自身发展的关键问题,也是社会安全的重要基础。边境地区因为其特殊的地理位置、民族结构、生育文化、教育水平、人口结构等因素,致使其人口安全和人口发展对于巩固边防、树立国门形象、维护和增进民族团结、发展边境贸易、促进经济发展都有着重要的意义。近二十年来,中蒙边境地区由于人类活动和自然环境恶化的双重影响,已经严重影响了中蒙边境地区的人口与发展。     

奥巴马上台后的中美安全关系——一种建构主义的视角

安全关系是中美关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美关系的发展。国家安全战略既具有稳定性和延续性,也具有某种程度的变动性和调整性。奥巴马政府上台后,其政策出现了某些值得注意的变化。本文将从建构主义的视角出发,分析这些变化对中美安全关系产生的影响,并以此为基础,进一步指明中美安全关系建构的三种基本路径。     

滇越铁路与近代云南红河流域的社会变迁

就影响边疆地区的发展因素而言,交通运输的通畅和流量是其关键因素之一。由于滇越铁路的兴建和贯通,中外人员和物资交流便捷,红河流域的经济文化兴盛一时,沿线崛起了许多城镇和新兴工商业中心,蒙自、个旧等地区逐渐发展成为影响滇南地区乃至云南的重要城镇。滇越铁路带来了货贸和通行的便利,极大地改变了红河流域地处僻远的边疆区域的物质和精神生活,铁路给沿线人们的社会观念、生产管理模式乃至行业变化和城镇兴衰等带来了巨大改变。滇越铁路使得红河流域由原先的闭塞落后地区一跃成为云南和西南地区实行现代化和开放的前沿,同时又使得红河流域面临滇越铁路社会变迁之挑战。     

兴边强边进程中边境口岸管理的政策制约因素研究

兴边富民行动计划的实施对边境口岸治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研究表明,国家治理体系的制度安排是边境口岸可持续发展的保障。当前,现行政策在加强口岸建设、推进兴边强边政策进程中受到边贸优惠政策、地缘政治风险、边境口岸城镇文化建设、社会民生建设和资源分配方面的宏观制度设计等因素的影响。通过兴边强边,不仅带动了边境口岸的发展,也拓宽了边境口岸基层地方治理能力的提升路径。     

进城、流动与保障——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研究综述

从研究建立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的必要性开始就已经展开了对农民工提供社会保障是否会影响企业竞争力的争论,至今尚无明确的答案,但是,这是农民工社会保障研究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受到它的影响,目前农民工社会保障政策实施的效果并不理想.虽然这一领域的研究较多,但还存在诸多不足:第一,研究内容不全面:对社会保险研究较多,对社会保障其他项目的研究较少;从影响农民工参加社会保险的因素来看,研究农民工个人因素的较多,研究企业因素的较少;具体的对策研究多,对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总体性、前瞻性研究少.第二,研究方法较单一.吸收其他领域的研究成果,采用多学科的综合研究手段对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进行总体规划和制度创新将是后续研究的方向.     

国家安全观与国际法：发展、挑战与回应

为了应对各种非传统安全威胁的挑战，一些国家及国际组织先后提出综合安全、共同安全、合作安全、人类安全等安全理论，这些安全观对国际法的发展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但西方发达国家提出的“新干涉主义”、“新帝国主义”等安全理论与实践，极大地破坏和动摇了当前国际安全体系的基本准则。必须改革和完善国际安全机制，在国际关系中倡导一种“以发展为中心”的可持续安全观。     

主体功能区建设对边疆地区发展影响因素分析

推进形成主体功能区是我国"十一五"规划的重大创新。由于受经济、社会、区位、生态环境和国防安全等特定因素的制约,主体功能区建设对边疆地区发展既有积极的影响,也有不利的影响。因此需要加强部门之间的合作,协调主体功能区区域规划中的利益冲突,创建政绩考核与绩效评价体系,实现主体功能区分类管理的区域政策协同。     

2009年第5期目录

中国边疆多为信仰、语言与文化不同的多民族的聚居地,不仅"守边、管边、控边"的分散性和涉外性明显,而且"固边、治边、富边"的复杂性和自治性突出.中国历史上有以夷制夷、羁縻州府、土司制度、改土归流、盟旗制、伯克制及屯田制等独特的边安经验,也有民族区域自治的丰富实践.然而,着眼于历史的逻辑、现实的语境及未来的图景,边安问题研究的缺失与边安政策的摇摆凸显了建构"边安学"的价值."边安学"是以边疆安全为研究对象、以探索边疆安全治理规律为主要内容的交叉性学科,其问题域是边疆安全治理,价值基点是"人的安全",理论范式是"和合主义",研究重点是边疆安全能力建设."边安学"将丰富边疆治理的内容、方法、途径与实效,使边安研究从零散、被动、经验化转向系统、主动、理论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