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清风街到西京城——贾平凹小说女性“命名”与“都市认同”

在贾平凹的小说中,有相当一部分女性形象是“无名”的,体现在《秦腔》当中尤为明显。女性的“命名”在贾平凹的小说当中一方面与作家笔下女性形象的“美与丑”相关,另一方面与女性在乡村与城市中不同的社会身份密切联系。而作家在乡村与城市之间的游离态度,也直接影响了作品中女性形象的塑造。作为乡土世界的配角与城市的主角,女性承担了构筑现实与文学世界的责任,但在作家笔下,或许正因为对女性／城市的矛盾态度,造成了文学世界中现实“情境”的缺失。     

此岸与彼岸的融合——论《基督与反基督》三部曲中的"永恒女性"形象

“永恒女性”形象与俄罗斯19世纪末20世纪初流行的“索菲亚学说”联系在一起。索洛维约夫将“索菲亚”发展成为一种学说,并给“永恒女性”主题注入了宗教想象的激情。梅列日科夫斯基秉承这一传统,对“永恒女性”观念加以发挥,认为它既具有彼岸的神性本质,也具有此岸的属现象本质,是此岸与彼岸融合的纽带,它以“肉体美”与“精神美”的和谐统一出现在现实世界中,体现着作家对彼岸圣灵的赞美,对爱与关能拯救世界理念的企望。     

女性的重写与重读——试论三维视野中的《镜花缘》

在“五四”女性史观的指导之下,历来对《镜花缘》解读者都忽视了其女性形象所展示出来的新特点与新形象。本文拟从作品出发,以其女性形象为核心,以“仙女下凡”的故事为切入点,着重考察其在文学史视野中的新变。辅之以社会史、思想史视野,希冀探索她们在“出发——对比考察——论证”的“文学史——社会史——思想史”的“三维视野”中与中国历史的重新契合,凸显其从“女人”到“人”这一形象转变的重要意义。     

敦煌变文中女性形象的“善”与“恶”

在我国古代文学作品中,关于女性外貌、性格、善恶的描绘不可胜数。传世文献中的女性形象以“审美”为主,即使“外丑”也能以“内美”补充。然而,敦煌变文中女性的“美善”与“丑恶”具有对立性。变文作为民间说唱艺术,其近乎“脸谱式”的人物塑造将女性分为胸怀大义、贞洁善良的正面形象和凶狠恶毒、形神皆丑的负面形象。而呈现出二元对立女性...     

“女性”的在场“女人”的缺席--？白鹿原？女性形象解读

父权制下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可以被区分为屈从、反抗及疯狂等三类。但由于其心理及人格结构的差异,“女性”和“女人”的概念也不完全等同。？白鹿原？虽然涉及到了45位女性形象,却因陈忠实不能超越其文化背景、男性视角,最终造成作品在场的大都沦为屈从、依附于父权制而丧失由自然人属性决定的人格结构中的反叛和独立精神的“女性”形象,而缺席的恰是与以心理及人格结构独立而完整为标志的“女人”的这个概念相称的人物形象。     

华文世界的言说：女性身份与形象

以汉语与性别作为特征的世界华文女性文学，表现出复杂多样的文化特质与文化图像。文化背景的多重性，思想资源的丰富性，不同国家与地区文化形态与母体文化的整合，致使女性形象内涵有着无穷可塑性，又能提供阅读予无限可解性。置身于文化、国家、性别“三维”空间中，女性形象既充分呈示她兼收并蓄的活力，又可能陷入混沌难解的尴尬身份中。     

比海明威还“硬”的女人——浅析海明威笔下的女性形象

长期以来，海明威本人的传奇经历和他作品中的众多“硬汉”形象一直为人们所称颂和回味。但评论界对其作品中的女性人物却一直各执一词，众说纷纭。从文本入手，以历史的观点剖析海明威主要作品中的主要女性角色，可以发现海明威虽然更倾向于以男性视角进行创作，善于关注男性世界，但他确实是一位具有强烈女性意识的作家，他笔下的许多女性不仅具有强烈的女性意识，而且具有“硬汉”的某些特征。他真实地记录了那个时代女性的生存状态。     

论“蒲松龄式女子”的建构及其书写意义

在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中,女性人物得到了大规模和类型化的描写,从而建构起了一个“蒲松龄式女子”的群像世界：对已有的“蒲松龄式女子”这一概念进行了重新界定,从《聊斋志异》中所构造的现世与幻世这两重世界来界定“蒲松龄式女子”：即现世的凡妇奇女和幻世的花妖狐媚之流。以文本分析为主,通过关照作者笔下的这些鲜活女性群体形象并分析其建构模式,对照分析这些女性在日常家庭和爱情婚姻生活中各自扮演的角色以及从中所表露出来的独特个性,可以发现：与《聊斋志异》中的男性相比,作者对女性形象群体倾注了更多的喜爱与赞赏之情,同时,这一群体的角色和精神也昭示着新的社会气息,体现了作者的女性自觉意识。     

论老舍小说《阳光》中“新女性”形象的当代意义——兼与《月牙儿》比较

《阳光》是老舍小说中长期以来被忽视的一部作品。《阳光》的诞生标志着老舍对女性问题的思考已由写作《月牙儿》时注重的社会批判而转向批判女性自身。对“新女性”的形象塑造体现了老舍对女性问题思考已经深入和成熟。《阳光》和《月牙儿》一起,互补地展示了男权社会对女性的精神戕害。通过对“我们”的群像展示、对“新”外衣的质疑以及对黑暗男性世界的描摹,老舍试图说明经济因素对女性解放产生的负面影响。“新女性”形象对当代女性具有重要的警鉴作用。     

眷村小说中“外省女性”精神世界的多重悖论

眷村是台湾特殊政治历史背景下的产物,眷村小说中的“外省女性”形象,是眷村小说形象谱系中特为重要的部分,不仅因为其形象的丰富性与典型性,也因眷村特殊性质造就的女性在其中的特殊位置。文章旨在发掘形形色色的“外省女性”作为眷村命运共同体的一部分所面临的相似的生命困境,即难以真正超越“外省人”身份的局限,她们不仅要承担历史政治所加诸来台“外省人”的流离与苦难,同时也不得不面对眷村环境的闭塞压抑,以及家庭内部父权的阴影。文章分别从代际、性别、两岸关系三方面讨论眷村“外省女性”群体的生命困境与精神悖论,从而探寻“外省女性”群体零落精神空间的共性,以深入理解“外省女性”的心灵世界。     

曹操墓认定的礼制性误判

本文着重从汉魏丧葬礼仪制度的视角,研判所谓＂曹操墓＂的墓主身份及其相关问题。主要结论是：1.按照汉魏君主的丧葬礼制,其随葬品上谥号书写的规范格式,是谥号加身份,绝不会再加上国号;2.君主谥号书写的规范格式,来源于孔子创立的正统儒家理念,并由孔子亲手在儒家经典《春秋》中树立起权威性样式,目的是凸显天子高于诸侯国君的独一无二至尊地位,具有重要的现实政治功用;3.曹操生前已充分享有天子特权,并在安排自己陵园中公然以天子自居,所以曹操封号＂魏王＂的＂王＂,完全不能理解为普通诸侯王公的＂王＂,而是周朝天子称谓＂周王＂的＂王＂,是与皇帝并称＂帝王＂的＂王＂,也就是天子;4.在其权位继承人曹丕和丧事主要经办大臣司马孚等的一致支持下,曹操丧葬必定会以天子等级办理。其随葬品上谥号书写的格式,应当是＂武王＂,而绝非加国号＂魏＂字的＂魏武王＂;5＂.魏武王＂称谓的出现,非但不是认定墓主为曹操的关键性物证,反倒成为证明墓主绝不可能是曹操的关键性物证;6.仅仅因为随葬品有＂魏武王＂的称谓,就将墓主认定为曹操,是在不了解当时丧葬礼制和政治现实的情况下,做出的根本性误判;7.陵园中两座墓葬的相对位置,也是以上误判的有力佐证。     

论香菱亦主亦仆的身份意义

香菱不仅是《红楼梦》中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而且是与作品结构紧密相关的要素。一方面,她命运是金陵十二钗正册女子下凡历劫悲剧结局的预告;另一方面,她以独特的身份联系起了主与仆这两种阶层女子的内心思想和外在行动。曹雪芹从这个角度对社会和人生进行了深刻的思考,本文即从此处加以论述。     

曹操入葬事迹杂考

河南安阳曹魏高陵的发现震动学术界。其墓主是否为曹操,引起了广泛的争论。该文依据相关文献材料,认为其墓主为曹操,并对否认墓主人为曹操的几个主要论点分别加以反驳,得出以下看法:"魏武王"石牌、石枕绝非伪造,确为证明墓主身份之铁证;哀策、王印不在墓中有其特殊原因,不能据此质疑考古结论;曹操入葬时未曾建造疑冢,故不应将此墓视作疑冢;曹操墓不可能位于安徽亳州曹氏宗族墓葬群。     

曹操墓应为曹宇、曹奂父子王原陵

本文与《曹操墓认定的礼制性误判》是姊妹篇。主要将该墓葬呈现出来的考古真实,与可靠传世文献呈现出来的历史真实相结合,对所谓＂曹操墓＂的真正墓主,进行探索和研判。主要结论是：1.墓葬刻石文字含有丰富而特殊的文化信息,因此带有刻石文字的器物应当是真品,而非后世伪造的赝品;2.从墓葬所蕴含的特殊文化信息,可以确立真正墓主的时间、空间和身份等具体指向;3.经过种种具体指向的全面排查筛选,所谓曹操墓的真正墓主,应当是曹操的儿孙即曹宇、曹奂父子,而曹奂是曹魏的末代君主;4.曹宇、曹奂墓园的正式名称是王原陵,具体方位在邺县西面,这在宋代典籍中有确切而可靠的记载;5.各项指标综合比较的结果,曹宇和曹奂是真正墓主的可能性,远远超过曹操。     

试论曹禺早期作品中对革命新生力量的观照——从《雷雨》到《日出》

在曹禺早期的剧作中，都暗含了对革命新生力量热情抒写。从“自觉”到“自醒”，从“个体”到“集体”，从“精神反抗”到“有组织地斗争”，曹禺描绘了一幅革命新生力量发展成熟的壮观历史图景。     

曹操的历史历史的曹操——对曹操形象的历史哲学浅思

本文以曹操为样本,概述了曹操历史形象的变迁,浅析了这个变迁背后中国社会思潮的转变,并由此引出了对＂历史史料＂与＂历史真相＂＂、史料背后的思想＂等一些历史哲学方面的浅思。     

从“黄粱梦”到“红楼梦”——论《红楼梦》的幻化时空与叙事结构

《红楼梦》中的五个重要梦幻与“黄粱梦”有着深切的历史渊源。“黄梁梦”最早见于《列子》,经过唐传奇、元戏曲、明代拟话本小说和清代笔记小说的发展和演化,形成了独特的幻化时空和哲学内涵。曹雪芹将“黄粱梦”纳入到《红楼梦》的叙事中,在黄粱梦的基础上进行巨大转换,使《红楼梦》形成了独特的幻化时空和天人合一的宏伟结构,这种叙事结构体现着曹雪芹深刻的哲学观。     

论曹丕的个体意识与《典论·论文》

《典论·论文》是魏晋时代个体意识自觉和文学自觉的产物。曹丕的个体意识贯穿在《典论·论文》文章整体之中。《典论·论文》中的文章价值论、“文气”论,以及“诗赋欲丽”的观点都与曹丕的个体意识有着密切的联系。曹丕个体意识的自觉是其文学自觉的根源。     

“六列”考释

曹植《叙愁赋》“承师保之明训，诵六列之篇章”句中“六列”一词，赵幼文《曹植集校注》认为“于此不可解”，而校改为“列女”。清代孙星衍曾指出“六列”是指《列女传》中的六篇。此外，“六列”有时还是帝王后宫不同等级妇人的总称。     

从竹枝词看清代贵州民族家庭中的女性角色

清代贵州民族地区普遍存在＂不落夫家＂的婚姻习俗,必然影响到其家庭中男女性别角色.这主要表现在生产劳动中的＂男逸女劳＂、生育习俗中的产翁制和夫妻年龄结构中的＂老妻少夫＂现象等,说明清代贵州民族地区女性在生产生活中居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