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曹禺与南开早期话剧运动——以《一念差》、《一元钱》、《新村正》为例

南开早期话剧很少被人注意和研究，但其作为中国早期话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话剧艺术史上有其自身的价值。文章通过对南开早期剧作和曹禺名剧的比较，可以在《一元钱》、《一念差》、《新村正》中窥见经典剧作的朦脆身影，从曹禺名剧中能依稀寻找到开拓者的足迹。从南开旱期话剧到曹禺，中国话剧的不断成熟和发展便是这种生命力的生动体现。     

毛泽东《实事求是》讲话及其影响

伴随中国革命跌宕起伏的历史进程，毛泽东在实践中逐渐形成注重一切从实际出发、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在实践中推动革命和理论发展的思想路线。在延安时期多次阐述“实事求是”的思想内涵，并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赋予“实事求是”以马克思主义的意蕴。他在马列研究院改组成立会上作题为《实事求是》的讲话，重申从客观实际出发，寻求认识中国革命规律性，进而用以指导革命实践的思想路线。这次讲话为马列研究院及改名后的中央研究院确立了研究方向，推动其治学方针实现从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为主到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革命实际为主的转变。     

试论《雷雨》的诗化特征

《雷雨》具有浓郁的诗意倾向，这主要体现在它对时空观念的诗意处理、对神秘意蕴的酝酿渲染，对“蛮性的遗留”的肯定赞美以及对理想世界的构筑。在曹禺后来的剧作中，这些诗意特征并非一成不变，它们的流变轨迹体现了曹禺审美思想向传统的回归。     

“雷雨意识”与电视剧《雷雨》

本文通过对曹禺的《雷雨》原著精魂──“雷雨意识”的探析，旨在从电视剧与原著的关系上来审视电视剧《雷雨》的改编，从而具体分析了电视剧《雷雨》因削弱和淡化了“雷雨意识”而留下的两处影响全剧的重大遗憾。     

《许三观卖血记》:先锋漫游后的真正民间回归

现代戏剧大师曹禺被誉为“中国的易卜生”，易卜生又被称作“挪威的索福克勒斯”。因此，本文试图通过比较分析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和曹禺的《雷雨》，来揭示两剧在人物性格和悲剧精神方面的共通之处；同时亦尝试从人类学、伦理学和心理学的角度来剖析悲剧主题的多重内涵，尤其是悲剧人物和命运的；中突与抗争，以及在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之间苦苦挣扎给他们带来的困惑与痛苦。     

《雷雨》新探

“雷雨”具有双重的象征意义 :一方面 ,它意味着对压抑、束缚的解脱 ,意味着一种源于人性本能的巨大力量 ,曹禺对它的态度无疑是肯定的 ;另一方面 ,“雷雨”又意味着冲决一切、毁灭一切的破坏力 ,这又是曹禺所难以接受的。因此 ,“雷雨”的主题 ,不只是反对封建 ,张扬个性 ,而是反映出现代人共同的生存痛苦。     

从润物有声到大雪无痕——以《雷雨》《北京人》为例论曹禺话剧民族化过程

曹禺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接受西方戏剧,特别是西方现实主义戏剧的影响,从而走上话剧创作道路,从其代表作《雷雨》《北京人》的戏剧结构、戏剧冲突、人物刻画和戏剧语言几方面,可以看出曹禺话剧创作的民族化过程。曹禺为中国的话剧艺术走向成熟做出了巨大努力,对戏剧艺术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论《红岩》的“身体”革命意识

“身体一是解读《红岩》革命意识的一个重要维度，文章从身体的命名、身体的出场仪表、身体的感知系统等身体的构成属性互证自明地凸显了敌、我2种不同的“身体阵营”。革命身体的受虐被演绎成了庄严的凯旋仪式与洗礼典礼。在红色狂欢的受难姿态中，“身体”的痛感为一种信仰道义充斥的革命浪漫情怀所替代。     

爱·受苦·悲悯与人格——曹禺《雷雨》悲悯情怀的文化阐释

在曹禺精心营造的以《雷雨》为代表的戏剧世界里，弥漫着强烈的悲剧色彩，灌注着浓郁的悲悯情怀。人生历程中的苦痛所产生的悲苦感受与自我悲悯，让曹禺产生了“生存之畏”，这种“生存之畏”又使得曹禺在潜意识里把个体导向了人类群体，转向了对人生、甚至对整个宇宙天地的同情与怜悯，从而显现出一种人文主义的关怀和悲天悯人的情怀。这种人性光辉下蕴含的心灵状态是高尚人格的基本标志，其深刻的内涵，是博大的胸怀、仁爱的情感。这些构成了曹禺作品人文主义的思想意蕴和超越世俗的审美价值。     

《雷雨》人物塑造特性略谈

曹禺的话剧创作以精湛的艺术形象反映生活 ,展现深刻的社会和时代内涵 ,标志着“五四”以来中国话剧创作划时代的重大成就。本文试图从人物塑造的矛盾性、发展性、差异性、合理性和生动性等方面对《雷雨》中几位主要人物形象略作探讨。     

曹操墓应为曹宇、曹奂父子王原陵

本文与《曹操墓认定的礼制性误判》是姊妹篇。主要将该墓葬呈现出来的考古真实,与可靠传世文献呈现出来的历史真实相结合,对所谓＂曹操墓＂的真正墓主,进行探索和研判。主要结论是：1.墓葬刻石文字含有丰富而特殊的文化信息,因此带有刻石文字的器物应当是真品,而非后世伪造的赝品;2.从墓葬所蕴含的特殊文化信息,可以确立真正墓主的时间、空间和身份等具体指向;3.经过种种具体指向的全面排查筛选,所谓曹操墓的真正墓主,应当是曹操的儿孙即曹宇、曹奂父子,而曹奂是曹魏的末代君主;4.曹宇、曹奂墓园的正式名称是王原陵,具体方位在邺县西面,这在宋代典籍中有确切而可靠的记载;5.各项指标综合比较的结果,曹宇和曹奂是真正墓主的可能性,远远超过曹操。     

诗化戏剧与小说化戏剧——曹禺与老舍戏剧比较研究之二

“以诗写剧”是最能体现曹禺话剧创作个性的特点之一,也是他区别同时代话剧作家的显著特色,就创作主体而言,曹禺多次宣称他以“诗”写“剧”。与曹禺诗化戏剧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老舍在他的话剧创作中也融合了别种文学体裁的特长,但不是诗而是小说。老舍创造性地把小说与戏剧这两种最为显要的现代文学文体结合起来,创立了极具个性特色的“小说化戏剧”,使成熟于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话剧在特殊的政治时代,没有完全跌入低谷,在文艺家们普遍迷失自我的红色岁月依旧为中国甚至世界戏剧观众奉献出独具个性风采的“小说化戏剧”精品。     

“巫山神女”与“洛水女神”的形象差异及其原因

宋玉笔下的巫山神女和曹植作品中的洛水女神,虽然在出身、死因和人神之恋各方面有相似之处,但作为不同时期不同作家塑造的女神形象,二女神在外在形象和内在气质上又存在明显的差别。神女自由大胆、热情奔放,洛神恪守礼教、举止端庄,作者所处时代的不同、地域文化的不同以及人生经历的不同造成了这些差异。     

女性意识与民族国家——以现当代话剧文学中的昭君形象为中心

在中国现当代话剧文学中,郭沫若、顾青海及曹禺的<王昭君>从不同侧面强化了"昭君出塞"母题的某一因子.郭著<王昭君>更多的突出了昭君形象的叛逆精神,女性意识相对较弱,民族国家意识也相对隐蔽;而顾著<王昭君>中的昭君,比郭剧中反抗王权的昭君更加理解女性的不幸,因而女性自我意识更加自觉.同时,昭君的种种爱国举动,表现出她鲜明...     

相通的氛围 类似的形象——《呼啸山庄》与《原野》比较研究

艾米莉.勃朗特的《呼啸山庄》和曹禺的《原野》在各自国度的文坛上乃至整个世界文学史上的地位,早有许多评论家和文学史家予以认定。这两部作品在艺术氛围的设置、人物形象的塑造和情节结构的安排等方面有一定的比较研究价值。     

曹禺译剧《柔蜜欧与幽丽叶》高频“把”字句研究——一项语料库辅助的复合对比分析

莎翁名剧Romeo and Juliet的曹禺译本是兼具舞台演出和阅读双重功效的优秀译本。将此译本与其原创作品和该剧的梁实秋、朱生豪译本比照,发现该译本中“把”字句的使用频数在三个译本中最高,并远远高于汉语文学原创语料和曹禺本人同时期剧作。通过对剧作内容的深入考察可以发现译作中“把”字句的高频使用与剧中具体场景中的典型言语行为息息相关,是表现剧情发展的重要句式。“把”字句的语义基础和结构特征能很好地展现莎翁的铺陈华关、富含修辞、动作性强的语言特色。     

《大公报·文艺》对《日出》主题思想的集体评论

对任何一部经典作品的解读都离不开其独特的历史语境。《大公报·文艺》是现代文学史上重要的文学副刊,主编萧乾组织了由当时文学界著名作家、评论家参与的对《日出》的集体评论。曹禺也发表了《我如何写（日出）》,对这些评论进行回应。此次评论对于《日出》中“光明”与“希望”这一主题展开了深刻的探讨。文章通过对此次集体评论的梳理,还原出《日出》主题形成及其批评的历史语境,为今天解读《日出》提供新的视角。     

论曹禺悲剧艺术风格的衍变

从《雷雨》的一鸣惊人,到《日出》、《原野》、《北京人》的经久不衰,曹禺的四大悲剧见证了他高超的悲剧艺术。曹禺在对生命个体性深刻理解的基础上,通过对西方悲剧艺术的借鉴,形成了独特的悲剧观和悲剧表达方式。曹禺悲剧艺术风格的衍变,不仅仅是社会场景的变化,更反映了曹禺对精神世界的不断探索。同时,曹禺的悲剧格调也经历了由高调悲剧向低调悲剧的转变。     

曹禺悲剧艺术论

自从曹禺“出山”之后 ,中国话剧才开始成为真正的戏剧艺术 ,才开始具备自己鲜明的悲剧蕴涵、民族特色和突出的国际意义。作为中国话剧的核心人物 ,曹禺是民族话剧的辉煌和骄傲 ,更是将中国现代悲剧写得最为精彩绝伦、表现得较为深刻广博的大师级人物。从悲剧艺术方面来研究曹禺 ,也许更能够切合其创作的实际 ,捕捉其不朽的灵光     

“跨有荆益”与“天下有变”———论《隆中对》的战略及其实施简

诸葛亮在《隆中对》中对刘备的发展提出了两层战略：一层是前期战略,旨在夺取荆州,进而入蜀,跨有荆益;另一层是后期战略,包括宛洛、秦川二策。但是这一举措本身就存在诸多问题：一方面,前期战略因为孙权对荆州的战略意图而困难重重,“跨有荆益”之策因为刘备的割据心态、关羽的莽撞和诸葛亮的人微言轻而失败;另一方面,后期战略的触发,依赖于“天下有变”这一条件。诸葛亮“天下有变”所指应为曹操势力内部士人群体发生的叛乱,而其根据并不充分,后来也未被诸葛亮坚持,加上诸葛亮晚年性格的巨大变化,使得《隆中对》的后期战略从条件到精神都无从实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