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大革命上升路线的实质与资产阶级革命彻底性的标准

1789年至1794年的法国大革命,经历了立宪派、吉伦特派、雅各宾派相继掌权的三个发展阶段。史学界公认:这是法国大革命沿着上升路线发展的三个时期。自1980年以来,一些同志对法国大革命上升路线的实质提出了新的见解。他们认为:法国大革命所肩负的用资本主义取代封建主义的革命任务,在立宪派执政阶段就已经完成了。吉伦特派和     

《双城记》的二重主题浅论

(一) 在狄更斯所有的作品中,《双城记》是一部很有特色的历史小说,写的是法国大革命时期巴黎和伦敦的历史事件。他以现实主义作家的见地和勇气,揭露批判了大革命爆发前,法国贵族的残酷暴虐和荒淫无耻,反映了法国城乡劳动人民困苦艰难的悲惨生活,从而正确揭示了法国大革命爆发的历史原因。且不论狄更斯对这场革命有无正确认识,     

法国就是法国

颁布一部新劳动法案,引发了全国大规模抗议活动。春天法国上演的这一场街头抗议活动,引起世界瞩目。曾有外国观察家这样描述说,在法国,罢工并不比其他国家多,反而更少,法国最有特色的街头政治是抗议活动。这一传统开端于中世纪的抗税运动,到法国大革命时期进入高潮,巴黎市民攻占巴士底狱,是法国大革命的经典象征之一,那天成为今天法国国庆日。再到今天,抗议活动已成为法国人日常生活一部分,以至于在巴黎,可以通过报刊像了解天气预报一样读到各类抗议活动的日程     

拿破仑战争在欧洲的进步作用

拿破仑战争对当时的欧洲影响很大。但是,这场战争到底是侵略掠夺、制造浩劫的战争,还是推动欧洲大陆历史进程的战争?对此,世界史学界的看法极不一致。本文对这一问题发表一点粗陋看法。一、拿破仑战争挫败了“反法同盟”的进攻, 保卫了法国大革命的主要成果否定拿破仑战争进步作用的人,首先否认拿破仑时代与法国大革命时代的连续性和一致性。他们以雾月政变拿破仑上台为界,把这之前涂成红的,把这之后抹成黑的,从而把拿破仑及其战争的进步作用否定了。这是不科学的。拿破仑时代和大革命时期本质上是一致的。两个时期的战争双方,一直没有改变。“反法同盟”一方,目的仍在于扑灭法国革命,恢复欧洲的封建秩序;法国资产阶级政权的任务仍是保卫自己的革命成果,打退外国干涉者的进     

法国大革命时期的主要外部敌人是英国

法国大革命时期的主要外部敌人是谁?是英国,还是沙皇俄国?这个问题,目前史学界存在着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法国大革命时期的主要外部敌人是英国。这种观点指出:“1789年——1794年,国际关系的主导方面,是法国革命政权与英国策动的反革命联盟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英国是欧洲反动势力的反法保垒,法国成了资产阶级革命的中心。”另     

试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拿破仑的评价

法国资产阶级革命,造就了一批咤叱风云的英雄人物。拿破仑就是其中佼佼者。暴风骤雨般的革命斗争开阔了他的眼界,也锤炼了他非凡的军事、政治才能,凭借着法国大革命所提供的广阔舞台,他不仅给法国大革命,而且给整个欧洲的资产阶级革命刻上了自己的印记。一八一五年,强大的欧洲封建势力击败了拿破仑,并把他押送到大西洋上的圣赫伦娜岛。在这远离大陆的偏僻孤岛上,拿破仑开始了悲剧式的流放生活,直到离开人世,这使他的一生增添了浪漫主义的色彩,更引起人们的遐想。以拿破仑为中心的关于法国大革命时期政治、经济、军事、     

法国“三级会议”与自由传统——兼论托克维尔对法国大革命的“三问”

法国大革命是一次全面、彻底的反封建主义革命,然而,托克维尔对法国大革命提出了三个疑问,即:为什么革命发生在封建压迫相对较轻的法国,而不是更重的其他国家?为什么法国处于历史上最繁荣时期却发生革命?法国旧君主制怎么会如此彻底、如此突然地垮台?托克维尔对此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不过,法国历史文化中始终存在着自由的基因、自由的传统、自由的精神,它已经融入了法兰西民族的血液之中,法国"三级会议"则是这一传统和精神的外化,这种自由传统和精神能够很好地解释托克维尔对法国大革命的疑问。     

法国大革命中杜木里埃叛变事件初探

今年是法国大革命200周年,纪念这一伟大历史事件的活动已在世界各地展开。今年元旦,法国首都和外省放飞了98只热气球,标志着大革命200周年庆祝活动的开始。400部关于大革命的著作已陆续问世。多年来,研究大革命各个方面的论文虽多如牛毛,但仍有漏点。本文揭示的内容就是在大革命期间军事上发生的至今未解之迷—1793年3月革命法国前线军队总司令杜木里埃(以下简称杜)叛变投敌事件。这一事件对当时革命法国影响很大。直到现在,国内外研究法国大革命史的一些学者对于这一事件的许多重要问题没有彻底弄清。诸     

革命的悖论

尊重传统的１６８８年英国光荣革命奠定了西方近代政治发展的自由与宪政的基础,而同过去决裂并否定过去的１７８９年法国大革命却走向了一种与暴政有着许多相似之处的制度。本文通过对英法两国革命的比较研究,揭示了源于笛卡尔的理性主义以及法国启蒙运动中追求平等的激情是导致法国大革命蜕变为专制统治的根本原因。     

全民公决的词源与词义考

referendum（复决）、plebiscite（公决）和initiative（人民自决）是三个同义的英文单词。由于历史起源的不同,这三者所对应的全民公决制度在现代社会存在较大差异,因此实有厘清三者的必要性。在占有大量史学资料的基础上对三种全民公决制度分别追宗索义,可从制度演变中辨析全民公决的涵义。     

自由与平等两种激情的遭遇——读《旧制度与大革命》

以自由与平等为圭臬的法国革命,却以拿破仑专制而告终.追求自由的结果何以成了独裁政治下平等的仆役?重读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反思那一时期的法国历史,可以得出一些答案.大革命中,自由与平等两股激情相互交织,最终平等压倒了自由.自由与平等在大革命中的冲突,并非由于两者学理上的悖论,关键在于法国旧制度以来一以贯之的政治专制与浓重的社会平等意识,正是这些使法国人对专制政治产生了极强的依赖性.一个专制的社会里,人们追求自由的结果往往是平等--专制下的奴役的平等.要"在自由中享有平等,在平等中自由地生活",必须铲除专制的根基,致力于民主社会的建构.     

绝对自由与恐怖——黑格尔对法国大革命的理性批判

黑格尔整个思辨的哲学体系可以视为是对法国大革命的哲学反映,而绝对自由与恐怖则是黑格尔对法国大革命理性批判系列中的一个典型意见。在黑格尔的政治哲学观念中,整个法国大革命的社会政治实践是对自由的辩证历险,它对抽象的绝对自由的追求导致了暴力与恐怖,要走出这种自由的困境,就必须经历现实的伦理国家的规制。     

民初(1912-1921)社会对辛亥革命的反思

辛亥革命不仅具有与美国革命、法国大革命同样的世界意义 ,并直接或间接影响到了苏俄十月革命 ,而且具有重大的思想解放意义 ,促成了民族精神和民主精神的“自觉”。但辛亥革命存在着许多不足 ,如“制造社会意识”不成功 ;除“旧”布“新”未能彻底 ;假共和与真共和的争斗。失败的主要原因 ,一是共和政体与一般国民疏离 ,未能产生同构效应 ;二是革命党组织的不健全与思想混乱 ,无法形成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 ;三是官僚政客混入革命队伍 ,破坏革命 ;四是革命党没有彻底革命的精神     

略论拿破仑的政治个性

拿破仑是一个极具政治个性的统治者,他那充满矛盾的复杂的政治个性既与其天生气质和童年经历有关,更是由大革命诡谲多变的政治气候和拿破仑独特的政治实践所造就的.拿破仑的政治个性对法国、对大革命的影响是双重的:一方面,他继承和传播了大革命的思想与原则,是大革命遗嘱的执行者;另一方面,他又将革命的法兰西断送给了封建的欧洲,成了历史的罪人.     

从制度角度诠释政治衰退与经济发展的悖论

制度分析是思维反映实践的一种角度,运用制度经济学相关理论,从制度的角度解释和回答辛亥革命后中国政治出现的衰退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悖论,可得出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出现"黄金时期",得益于辛亥革命为其提供的制度空间的结论。     

清末人眼中的“法国大革命”

清朝末年,西方历史、地理知识在中国广泛传播及时人出于政治主张的考量,大量翻译、著述、宣传法国大革命,逐渐建构起“法国大革命”的印象,也从另一个视野反映了辛亥革命前夜中国社会变动的一斑。     

阿伦特的俄国革命观——以汉娜·阿伦特《论革命》为中心考察

汉娜·阿伦特的俄国革命观集中体现在她的《论革命》一书中,她认为在暴动、恐怖、历史必然性和绝对主义各个方面,都体现出是法国大革命的一种延续.正是因为十月革命“电气化加苏维埃”的特殊方式,导致了革命的悲剧性结局.而党派之争成就了一党专政,布尔什维克党扭曲了革命的苏维埃制度,最终“革命吞噬自己的孩子”,革命精神丧失.     

中苏论战与“文化大革命”气候的形成

历史已经判明,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给党和国家带来深重灾难的内乱,它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这场由全国亿万群众参与其中的运动到底是怎么发动起来的?除了理论的错误和体制的缺陷等原因之外,不能不说与20世纪60年代我国特定的政治气候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发生于"文化大革命"前夕的中苏论战为这种气候的形成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无论是社会舆论的准备,还是群众思想的动员,也无论是运动对象的锁定,还是各级干部警惕性的解除,都与中苏论战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试论法国大革命中君主立宪派的理想

法国大革命中的君主立宪派是处于上升时期的、自我意识与使命感极强的资产阶级理想主义者 ,其理想具有双重性 ,应该据此来评价其历史地位。本文在充分肯定其历史功绩的同时 ,客观分析其理想行动对革命深入发展的影响     

“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人口政策演变探讨

＂文化大革命＂时期是中国人口政策史上极为重要的时期,是中国传统的生育文化体系向现代生育文明转变的分水岭。从国家政策层面来看,＂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人口政策可分为三个时段：1966年至1968年,政治动乱导致整个社会处于无序状态,传统的生育文化体系在社会上占支配地位,人口生产处于一种无管制的增长状态;1969年至1972年,面对严峻的人口形势,政府适时提出了＂有计划地增长人口＂的口号,但只是单个部门的单独行动,没有形成完整的政策体系,所取得的成果有限;1973年至1976年,国家在＂有计划地增长人口＂的基础上形成了＂晚、稀、少＂的人口政策,在控制人口增长方面取得了较好的预后效果。＂文化大革命＂期间人口政策的转变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人的生育观念和生育价值取向,奠定了现行人口政策的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