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四书集注》

《四书集注》,是孔老二的忠实信徒、南宋时期的大儒朱熹篡辑的。这个巧伪人把《礼记》中的《大学》、《中庸》两篇和《论语》、《孟子》合编为《四书》,与《五经》相提并论成为儒家的经典,并将他把孔孟之道加工为“理学”的毒汁,灌注其中,作章句和集注,编成《四书集注》。     

二程对《中庸》的表彰与诠释

《中庸》是《礼记》中的一篇,也是儒家重要经典之一。在宋代,随着儒学的复兴,《中庸》开始得到二程等理学家的重视,他们开始借助《中庸》来建构和完善儒家的道德心性学说。二程作为宋代理学的奠基人,他们不但对《中庸》给予极高的肯定和表彰,而且对之进行诠释,为《中庸》地位的提升起到关键作用,由此也直接奠定了《中庸》在经学史上崇高的地位。     

"四书"概念的形成与儒家心性论的彰显

"四书"是直到宋代才出现的概念,"四书"概念的形成过程与"四书"所代表的《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这四部著作在中国思想史上经典地位的确立过程,是不同时期儒家人士批判、吸收、消融佛老思想的过程,更是儒家心性论的彰显、发展、完善及繁荣的过程。     

浅谈《大学》一书的道德修养及社会作用

《大学》原为《礼记》中的一篇,后经二程修订,朱熹补传,而独成一书,名为《大学章句》。朱熹又合以《论语》、《孟子》、《中庸》为《四书》或曰“四子”,成为研究圣人之道者,必读的经典。一“大学”原意为王公贵族子弟的学校,引申为培养统治者的学问,宋儒又解说为大人之学。《大学》一书的基本内容为:三纲领,八条目,其根本思想是在于修己治人,说明个人的道德修养和治国平天下的一致性。《大学》开篇曰:“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即是《大学》中的三条纲领。“明明德”,就是把美好的德行发扬光大,充分发挥好主     

“四书之《大学》《中庸》，非《礼记》之《大学》《中庸》”考释

四库馆臣提出“四书之《大学》、《中庸》”和“《礼记》之《大学》、《中庸》”两个概念，反映了《大学》、《中庸》与《礼记》的分合作为汉唐——宋明——清三阶段学术转轨标志的事实。经考释可知，“《礼记》之《大学》、《中庸》”属经学范畴，“四书之《大学》、《中庸》”属理学范畴，分属不同的思想体系，有其各自的渊源。     

从主体道德自觉到集体道德理性——论朱熹"修、齐、治、平"的社会控制与整合思想

朱熹以《四书》中《大学》为经本的“修、齐、治、平”思想,是以理学理论对传统儒家学说的改造与演进。其目的在于以理学“内圣”心性之学去收拾官、民之心,统一对封建“治道”的认识,进而达到封建国家的长治久安。     

许衡《大学直解》与《中庸直解》的口语注释初探

许衡是元初朱熹理学的继承者和发扬者，其著作《大学直解》和《中庸直解》运用了大量的口语来注释儒家的经典著作《大学》和《中庸》，提供了口语训诂的新视野，不仅使经典通俗易懂，也为研究近代汉语口语的发展提供了大量实例。     

《四书章句集注》表述“程子曰”的四种变例

《四书章句集注》既有常例,又有变例。如果说“程子曰”是常例,那它有四种变例：一是见于《大学章句》《中庸章句》的两例“子程子曰”,既具有等值《读论语孟子法》的“读法”含义,更具有独尊二程理学的“道统”含义;二是见于《大学章句》的一例“程子云”,意在表明存疑地采借程子之言;三是见于《论语集注》的三例“程子曰〇程子曰”,以〇为标识,试图将句解、章指这两个不同层次的注文区别开来;四是见于《孟子集注》的两例“程子又曰”,旨在提示前文由两人之言组成,其中一位必是程子。从《四书章句集注》表述“程子曰”的这四种变例看,体例问题是朱子四书学研究的一项重要课题。     

一部具有重要意义的法家著作——读李贽的《四书评》

李贽,是从我国封建社会末期,反动孔学严密统治的政治思想界里冲杀出来的一位杰出的进步思想家。《四书评》是李贽的一部重要著作,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敢于公开批“四书”的战斗作品。历代反动统治阶级都把集中宣扬孔孟之道的四部黑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奉为“圣经”,强迫人民信奉。宋代反动理学家朱熹,为了维护官僚地主阶级的反动统治,把这四部书汇编成套,加以注释。此后各代反动统治者就只准人们按照朱熹的调子和框框,对“四书”注、解、疏、释,而不许进行评论。李贽却一反儒家传统,与孔孟之道“作对     

宋明理学四书学与道统观

在经历了先秦至唐,对《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分散性的关注后,宋明理学逐渐构建起了四书学体系。宋明理学四书学目的就是为了与儒家道统谱系相对应,实现对道统的体认,就是为了充分挖掘《四书》原典中的思想资源使道统解释更具有时代性与现实性,就是立一内圣外王之道统,最终以确立宋儒继承道统的正当性和权威性。     

四书本文与集注思想的关系问题探析——以《中庸》第一章为对象

《中庸》原为《礼记》中的一个篇章,属先秦元典的一部分,后为宋明理学家所关注,并成为四书的重要构成部分,朱熹所作《中庸章句》便集中体现了这种学术上的传承与变化。可以说,《中庸》本文是对郭店简《性自命出》篇不自觉地继承与发挥,而集注思想则凝聚了理学家们尤其是朱子的心血,集注在全面领会四书本文精神的基础上,又创造性地发挥了四书本文的思想,这既是对前人思想的有效继承,同时也是中国古代天命、性道思想一贯发展的必然结果。     

朱熹对经典文体与诠释书体的高卓适别

《四书章句集注》是儒家经学在宋代取得的辉煌文本成就。《四书》合集和集成形式的《四书章句集注》,展示朱熹推进经学新形态的大工告成。《四书》经典本文在诠释书体的阐发下成为《四书章句集注》,为儒家经学生命精神的焕发树立了新的典范。《论语》、《孟子》与《大学》、《中庸》分殊于语录体和文论体。经文本体吁求注释体制有所适别:朱熹以集注体式适用于《语论》、《孟子》;以章句体式适用于《大学》、《中庸》,适别性的诠释书体与特定经典文体结合,生成了理学时代的经学巨著。朱熹的经学实践,促进了儒家经典文本从汉代《五经》合集、唐代《五经正义》向宋代《四书章句集注》的里程碑式进步,开新了经文本体与注释体制关系契接与疏通的时代学风。朱熹经学实践开新的层面主要是:兼顾经注传统与现实创新,章句集注体式分别适用经典文体,经典义理与人生日用亲和相切。     

二程理学的经学奠基及其结构性差异

二程理学都构筑了经学的奠基,具有共同的宗旨,但也存在一种结构性的差异。我们考察二程对经典资源的选择与定位,发现二程都是基于《论语》《孟子》《大学》《中庸》《易传》五部经典建构其“道统”的谱系,其本体论都奠基在《易传》的基础上,工夫论都奠基在《中庸》的基础上,并且都具有一个顺向地由“天道”自然发用为“人事”以及一个逆向地通过“人事”的后天努力而逆证“天道”的工夫论的回环结构。但是,在这一回环结构中,二程各有侧重,程颢侧重顺向的“诚”的工夫,而程颐侧重逆向的“诚之”（含“敬”与“致知”）的工夫。在他们各自的《大学》改本中,此一结构性差异得到了鲜明的彰显。     

儒家“四书”尊贤使能社会公正思想探析

儒家"四书"中蕴含着丰富的尊贤使能社会公正思想。"四书"尊贤使能思想有贤才的标准和选贤、用贤、养贤的措施等内容。《论语》不拘一格举贤才的思想扩大了贤才的来源;《大学》惩罚蔽贤者,罢退疏远不合格执政者的措施为尊贤使能提供了重要保证;《中庸》愚者、不肖者可向智者、贤者发展转化的思想与可行性措施为造就更多的贤才指明了方向,促进了举贤才下移;《孟子》礼贤、养贤说为尊贤使能提供了精神鼓励和物质保障,促进了贤才社会作用的可持续发展。"四书"尊贤使能社会公正思想的特点是尊贤与亲亲并提。     

宋代《四书》文献著者的地域分布初探

儒学发展至两宋时期,《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四书的影响日趋重要,并随着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的完成,而最终成为儒学的核心经典,从而在儒家经学及传统学术中占有显要地位。因宋人有关四书注解的著述卷帙繁多,著者人数甚众,其社会、政治、学术情况也复杂多样,为此,文章将就宋朝《四书》类文献的著者情况,如人数、年代以及地理分布等作一探析。     

朱熹《中庸章句》的形成与完善过程考略

朱熹的《中庸章句》是宋代《中庸》研究的集大成,是朱熹"四书"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朱熹思想体系和宋代"四书"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然而《中庸章句》一书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九次近三十年的修正与完善。本文旨在通过全面梳理现有的文献,以考证《中庸章句》形成、修正和完善的过程,进而为深入研究探讨朱熹的《中庸》学说提供相关依据,为朱熹提出"四书"体系贡献一些观点。     

训诂在《四书集注》中的运用

朱熹为《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分别作了注释,对《大学》还区分了经传并重新编排了章节,作为一套书同时刊行,称为《四子》。《大学》、《中庸》的注释基本上是朱熹写的,较少引用别人的话,因此称为“章句”,《论语》、《孟子》的注释因为引诸家说法较多,称为“集注”。后人合称之为《四书章句集注》,简称《四书集注》。     

论周敦颐的“诚”——兼与《中庸》比较

“诚”是宋明理学和先秦儒家的重要概念。周敦颐是理学的开山祖师,在他的学说中,尤其在《通书》中,对“诚”多有论及。《中庸》是先秦儒家学派中弘道派的代表作,其中有多处对“诚”的系统论述。从中可以看出《通书》与《中庸》在内容和思想上的承继关系。讨论周敦颐的诚,可以增强我们现代人对诚信的理解。     

朱熹《四书》次序考论

朱熹晚年曾对《四书》 (《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内部的先后次序作过两种不同性质的规定 ,充分反映了他的治学观点和“道统”思想。然而 ,这一问题长期为学术界所忽略     

《中庸》对“中”、“大”的融合

山东大学2005级文艺学博士生孟庆雷在《儒家的尚“中”与道家的崇“大”———论儒道两家和谐观的差异与融合》的来稿中指出:如果说在《易传》中尚“中”与崇“大”两种思想还处在并行阶段,尚未完全融合,那么到《中庸》则完成了这一融合。作为儒家的经典著作之一,《中庸》其主要思想自然是儒家方面的:“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对于《中庸》的这一主题思想,朱熹认为,“中庸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而平常之理,乃天命所当然,精微之极致也”。(《中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