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反公地悲剧的教育产权制度改革研究

从公共管理的视角来看，“反公地悲剧”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缺乏有效的制度约束机制，而目前解决“反公地悲剧”最佳途径是由政府出面，整合产权，优化资源配置。当前，要解决中国公立高校产权制度改革面临的“反公地悲剧”现状，政府可以通过立法来构建一个以教育产权的重新界定、整合、使用以及交易为内容，以资源的优化配置为目标的公立高校产权管理体制，从根本上避免公立高校中的“反公地悲剧”现象。     

农地产权与我国农村的“公地悲剧”、“反公地悲剧”现象分析

目前我国农村面临的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的严重短缺,大量农地被以各种开发的名义“圈占”,农民出于理性选择导致蔓延全国的耕地抛荒和农村建设用地闲置浪费,基层政府财政供养人口的急剧膨胀以及“乡官”、“村官”的腐败行为,正交织形成了我国农村“公地悲剧”和“反公地悲剧”同时盛行的奇特现象.究其根源还在于低效滞后的行政管理体制和残缺的农地产权制度安排.将农地集体所有上升为农地国家所有,赋予农民永久的农地使用权,引导和鼓励个体农民在产权清晰后以自愿的方式,重新走向多种形式和不同规模的联合,大力改革基层行政管理体制等是消除这两种“悲剧”的必由之路.     

药品专利保护的博弈分析——兼论“公地悲剧”与“反公地悲剧”研究现状

加强药品专利保护才能避免＂公地悲剧＂、促进医药产业的发展,但目前医药产业＂专利丛林＂现象,极易造成专利成果利用不足和上游基础研究被闲置的＂反公地悲剧＂,为此学界在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中形成了＂药品专利消极主义＂和＂药品专利积极主义＂两种不同观点,笔者通过深入剖析指出,＂药品专利消极主义＂更具有可信度。     

"公地悲剧"与高校校办产业

运用“公地悲剧”和“反公地悲剧”的理论,分析了高校校办产业科技成果转化难、国有资产保值增值难和企业经济效益提高难等现象的根源,指出了校办产业改革的必要性,提出了建立以资产为纽带的新型产业管理体制、加强资产委托管理及完善学校产业投入撤出机制等校办产业改革的思路和对策。     

论网络公地悲剧及其解决方式

哈丁的公地悲剧理论形象而深刻地阐明了制度、产权在解决社会问题时的根本性基础作用。网络社会的产生和发展愈益显露出网络公地悲剧的特征。本文通过对网络社会本质与特点的剖析,阐明了网络公地悲剧发生的危险,提出了网络公地悲剧的预防及其解决之道。     

基于公地悲剧的鄱阳湖生态保护研究

由于人口过速增长和不合理的传统发展模式等原因,江西鄱阳湖区盲目围垦和酷渔滥捕等短期行为,造成了水土流失严重,旱涝灾害频繁,生态环境恶化,资源利用效率低,经济发展缓慢等区域性的环境与发展不协调问题,对鄱阳湖区发展构成了日益严重的威胁.基于"公地悲剧"的启示,本文从公地悲剧和反公地悲剧的角度探讨造成鄱阳湖生态恶化的社会原因,探讨从产权界定、理清管理体制的角度出发的治理方案,继而解决鄱阳湖的生态恶化问题,最终从制度上解决鄱阳湖生态安全问题.     

"公地悲剧"与产权调整模式的思考

"公地悲剧"的产权模式表明了产权结构调整与资源配置效率相适应是一个不断的试错过程,有效的产权制度必然促使成本与收益向行为者集中.产权结构调整与产权束调整是产权制度创新的主要方式.无论何种方式的产权制度变革都需遵循一定的规则,其调整的目的是降低交易成本、提高产权效率、增加产权主体收益.     

外包制乡村旅游“公地悲剧”的产生机制及调控路径——基于安徽黟县N村的调查

近年来我国乡村旅游迅速发展,乡村旅游的开发在推动乡村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乡村旅游资源的“公地悲剧”现象。从哈丁的“公地悲剧”理论视角,以安徽黟县N村外包制乡村旅游开发为例,对乡村旅游发展过程中的问题形成机制进行探析,认为约束机制和利益分配机制不明确、政府权力寻租、社区居民参与缺失等是“公地悲剧”形成的主要原因,提出通过建立多元治理模式、重视社区参与等调控路径,以破解乡村旅游中的“公地悲剧”现象。     

绿洲农业、公地悲剧与土地沙漠化——以甘肃民勤县为例

首先用“公地悲剧”理论解释了民勤地区石羊河来水减少和民勤地下水超采的现象。对民勤绿洲沙漠化过程的进一步归纳梳理发现：经过多年的过度开发,民勤水资源的“公地”问题已经由人类内部争夺水源的问题升级为人类能否与自然和谐共存的问题,用经典的解决“公地悲剧”的办法已无法解决民勤绿洲面临的沙漠化威胁,需要从更高层级的制度设计入手,将宝贵的水资源用于恢复生态,而不是用于农业灌溉。     

"公地悲剧"如何转化为"公共福祉"——基于现实的行为机理之思考

"公地悲剧"论认为,公共资源一定会遭到滥用,从而必然是无效的.现实生活中却存在大量反"公地悲剧"现象,人们往往可以进行有效的合作.之所以出现这种相悖的现象,就在于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理性经济人假设抽象掉了人类的社会性,而现实生活中的任何个体行为都具有亲社会的倾向,这种亲社会性将会导向社会的合作.其实,如果在社会性的基础上引入"为己利他"行为机理,我们就可以更好地沟通"公地悲剧"和"无形的手"之间的关系,而且还可以促使"公地悲剧"向"公共福祉"的现实转化.     

遏制“公地悲剧”与重建小城镇问题与对策

小城镇是城市化进程中农村移民的主要承载地。山区小城镇已经初具规模,但没有规划、无序建设,其人居环境不断恶化。现有小城镇中的道路凌乱、河道堵塞及污染是典型的"公地悲剧"的产物,公共建设使用呈现反向"公地悲剧"现象。为促进社会转型,提升小城镇的承载力,必须对现有小城镇进行改建、扩建,破除"公地悲剧"难题。为此,需从散居农民变身城镇公共人、组建适合小城镇发展的管理机构、小城镇规划预留公共用地建设公共设施、共同承担公共义务、修建管护公共设施、提倡公共文化锻造培育公共精神几方面重建小城镇。     

公地悲剧·逆向选择·搭便车——“双一流”建设的困境及其规避

"双一流"建设受到公地悲剧、逆向选择和"搭便车"框架的宰制。无论是公地悲剧还是逆向选择抑或是搭便车理论或行为,都与人的逐利性无法分开,人的经济理性决定了人们可能会选择最利于个体的方式行动。利益冲突蕴含利益一致,通过不同层面的制度设计和个体的德性规约等方式,公地悲剧、逆向选择和"搭便车"行为能在"双一流"建设中得到有效的规避。     

一个"公地悲剧"与"反公地悲剧"的畸形集合——中国股市治理权与上市公司产权属性及其效应分析

当前的中国股市是“公地悲剧”的一个现实版本。由股市治理权的现实构架决定的各类市场主体的机会主义行为,导演了中国股市的“公地悲剧”;中国上市公司的产权属性是一个“反公地悲剧”的例证,基于“廉价控股权”的大股东的极端机会主义行为,引致了各类股东产权行为方向的分裂或对抗,降低了产权效率;必须以建立和强化中央证券监管当局的监管权威和整合上市公司各类股东的产权行为方向为重点来改造中国股市的治理权配置和上市公司的产权属性,实现股市和上市公司的可持续发展。     

公地悲剧不动点视角下环境罚金刑的完善

借鉴公地悲剧不动点理论,认为我国环境犯罪罚金刑制度的设计,必须能够＂调适＂社会成员的行为趋向,诱导出公地悲剧在动态变化过程中的不动点。但我国现行环境罚金刑制度却无法诱导出动态变化中的不动点。为此,应采取有效的制度设计,包括加大惩罚环境犯罪的边际成本、实行环境罚金的基准制度以及建立环境罚金刑易科执行制度等来促使动态变化中不动点的诱出,以便使环境罚金刑制度更好地发挥其应有的惩罚性功能。     

"公地悲剧"的治理之道

“公地悲剧”源于公共资源的私人利用方式。公有的土地制度可以在改革传统的政府主导(或控制)型的实现方式的前提下,创造灵活多样的受益人自主组织的实现方式,以寻求土地利用的综合效应。但不管怎样,一个廉洁高效的政府对公有土地经营的监督、指导是十分重要的。     

土地权利、反公地悲剧与农村空心化治理

由于中国农村土地权利配置不当,导致大量的反公地悲剧,土地浪费和土地低效利用,丧失了大量的附着在土地上的经济机会。由于农村缺乏相应的经济机会,农村生产要素要么大量浪费,要么纷纷流入城市,进而导致农村空心化。由于土地是农村最为丰富的生产要素,治理农村空心化应首先从激活附着在土地上的经济机会着手,调整土地权利,落实农民集体的土地所有权,从而为农村自主非农化开创条件,发掘农村非农经济机会,完善相关社会保障制度,剥离土地的社会功能,为巩固和加强农户的土地流转权利创造基础条件,增加农业经济机会。     

全球治理中气候环境资源面临的“公地悲剧”——基于国际法视角的对策分析

在全球治理深入开展的背景下，全球公域问题正逐渐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全球气候环境资源作为全球公域的一部分，也正面临着严重的“公地悲剧”。全球气候环境资源开发方面的相关法律制度缺失和国际社会主体责任与实践的不规范，导致气候变暖、碳排放量超标等一系列严重危及人类自身生存安全的环境问题频发。全球公域问题作为全球治理的一部分，也需要国际社会共同参与其中。在当前以国际法为规则秩序的国际框架下，可以从国际法制度规范层面、责任划分层面、主体实践层面进一步丰富完善国际法体系，为各国有效参与全球气候环境治理，提供多边协作平台和行为规范准则，同时也要正视国际法在解决全球气候环境资源所面临的“公地悲剧”问题中的成效有限性。     

农村公地产权制度的结构性脱耦与重构——基于赣南G村的案例分析

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的建构,是结构化场域中的行动者通过策略化行动达到动态性均衡的过程。通过对G村公地纠纷的案例分析发现,在城镇化的背景下,农村公地产权制度经历了从“合约型产权”向“利己型产权”的结构性转换。在“合约型产权”的实践阶段,村落公地纠纷依托村落传统规范及村落成员权的界定得到化解,村落公地总体上处于“祖业权”范畴内。而在“利己型产权”的实践阶段,村民通过在不同的场域对不同产权规则有选择的挪用,村落公地产权的界定需依托“强力占有”的原则。由于农民土地产权认知在“道德理性”与“经济理性”的场域中徘徊,村落公地产权的界定陷入合法性紊乱的悖论,导致了农村公地产权制度的结构性脱耦。在当前农村土地产权的改革实践中,需要合理界定不同土地产权的属性,进而实现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互动,重建农村公地产权制度的共识。     

法经济学视野下“公地悲剧”的博弈分析

法经济学认为，制度是影响资源利用的关键因素。在对“公地悲剧”进行博弈分析时，离不开对制度在博弈过程中发挥的作用的分析。传统博弈理论将“公地悲剧”当作“囚徒困境”博弈的观点实为一种误导。“囚徒困境”是特定制度设计的结果，在特定制度安排下，参与人之间的信息交流被严格禁止，博弈报酬结构具有特定的制度偏好，导致博弈各方无法达成合作。而在“公地悲剧”中，参与人可以自由地进行信息交换，进而可以自发达成合作协议对公共资源进行有效自主治理。因此，“保证博弈”，而不是“囚徒困境”博弈才是“公地悲剧”博弈分析的恰当模型。     

社区自治型遗产旅游地公地悲剧及其治理——以民族村寨型景区为例

遗产地旅游开发过程中存在的"公地悲剧"现象是遗产资源公共物品的性质所决定的。由于遗产资源本身的复杂性和特殊性,奥斯特罗姆认为社区自我组织和自治的多中心制度是更为有效的制度安排。文章分析了民族村寨型景区的公地悲剧现象,并从博弈论的视角入手,指出社区自治型遗产旅游地的制度设计应从"制度规制"、"精英治理"以及"外界援助"等方面入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