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量经济分析何以滥用——知识结构和学术风气的剖析

现代经济学的实证分析和计量应用变得越来越媚俗化和庸俗化,大多数文章甚至都经不起150年前穆勒所提出的证实规则之逻辑检视,更不要说揭示出经济现象间的因果关系。这一学术取向主要源于两大原因:首先,研究者知识结构的日益狭隘,使得他们局限于事物的表象解释而无法深入揭示事物的本质;其次,学术界功利主义的日益盛行,使得他们以商人心态偏向容易被接受的主流化研究方法。当前,上述两大因素还有深厚的社会环境基础,这使得计量实证分析的形式化和庸俗化倾向更为严重。实际上,众多经济学人在对现实社会环境还缺乏基本理解的情况下就牵强附会地运用计量软件来寻找各变量之间的关系,以至所得出的结果根本无助于现象预测或实践指导,由此也就呈现出明显的“下不着地”之风气。     

哈佛学生为何罢曼昆的课？

新古典经济学以基于形式逻辑的数理模型，来为现实社会的收入分配进行辩护，不仅将现实收入都视为合理的，而目论证市场机制将会导向整个社会的和谐和社会福利的最大化，甚至以逻辑上的最优来设计市场机制和秩序。然而，现实世界确实与主流经济学的理性模型相差甚远，糟糕的经济危机就是明证，而主流经济学不仅无法预测它，而且更无法解决它。     

谁之理性?何种合理性?——对理性内涵的考辨及经济理性的反思

理性一词往往集中于行为的目的与选择的手段之间的关系上,强调达到目的的合理手段的选择。显然,由于不同个体的行为目的存在差异,因而理性的内涵也就具有多重性。正是由于个体目的是复杂多样的,因而现代主流经济学在使用理性概念时往往又存在特定的理解:一者,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简单地将多样化的理性蜕化为经济理性、物质理性乃至金钱理性,从而使得理性的外延狭隘化;二者,当前的经济学帝国主义又通过引入效用概念而将所有人行为都视为理性的,从而又使得理性的外延宽泛化。正因如此,其带来的究竟何谓理性的问题成为当代哲学和社会科学的主题。     

行为经济学的微观逻辑基础:基本假设和分析维度

行为经济学对人性有两个基本假设:一是具有自我保存的本能,二是具有关注他人感受的亲社会性。相应地,人类行为也具有双重特性:一是潜含着为己的根本目的,二是倾向于采用利他的手段来实现为己目的。因此,人类的一般行为机理就是:为己利他。同时,行为经济学对人类行为的分析有两个基本维度:一是个体的社会性水平,二是互动者之间的关系状态。从这两个维度出发,我们可以考察年龄、教育、文化、社会环境以及机缘关系、互动频率、互动状态等对个体行为选择和互动行为方式的影响。因此,这两大基本假设以及相应分析维度为行为经济学提供了坚实的微观逻辑基础。     

以兼容并蓄的精神促进经济学研究的自由交流——《社会科学研究》的学术理念和特色

一般来说,学术研究本质上是"为己之学",但日益隆兴的功利主义却使之蜕变成一种体育竞赛:不再是为了提高自身的认知,而是获得他人的认同.结果,现代经济学界逐渐盛行两种极不正常的学术倾向:一者,那些工具主义学者为了使自己的"研究"为同仁所认可、为杂志所接受,刻意地采取种种措施将研究中的缺陷遮盖起来,这是"自己不信却努力使人相信"的现象;二者,那些价值主义者终其一生在内省和批判的基础上构建逻辑严密的理论体系,但其价值却因不符合流行规范或思维而不被认可.这是"自己相信而别人不信"的现象.     

经济学研究中的实用主义及其庸俗化趋向

目前,国内经济学研究中的实用主义取向相当严重,突出表现在实证分析的泛滥.而实证分析具有一定的适用性,如果混杂了功利的目的并将之形式化,不注意其内在严密的逻辑关系、对所搜集的数据不加以严格考证、忽视数据的准确性,就必然会导致实证分析的庸俗化.学术的发展、理论的深化,需要建立在对前人理论的系统梳理基础上,而不是基于简单的数据处理.因此,树立科学的学术精神和严谨的学术态度,才能够有效避免实证分析的庸俗化,并且真正地为理论发展和实践应用提供有益的服务.     

对马克思经济学学术遗产的辨识和继承——知识论与方法论问题

在对待马克思经济学留下的庞大遗产上,应该把知识论和方法论区别开来.由于受特定的个人知识和社会环境的限制,马克思本人不可能穷尽真理,甚至他的许多具体理论都具有时代局限性;与此同时,他在分析具体的经济问题时自发采用了从本质到现象的研究路线,这种路线将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结合起来,从而有助于对现实的改造.因此,像任何伟大的经济学说一样,马克思经济学中值得继承的主要不是其知识论而是其方法论,是分析具体经济问题所采用的从本质到现象这一研究路线.正是基于这一路线,马克思展开了对事物本质的揭示和对现实制度的批判,从而为社会发展提供了方向.     

现代数量经济学中的庸俗化倾向

数理模型和计量分析都是现代经济理论研究的重要工具,但是,由于在应用过程中工具成了价值、形式成了目的,于是完整的经济学理论研究就被割裂了.一方面,一些经济学家从事我向思考式的逻辑游戏,从而导致数理经济学的勃兴,但这种逻辑游戏根本上是与现实脱节的,从而属于"极高明而不道中庸"的抽象体系.另一方面,一些经济学家则片面放大经济学的客观性,从而导致计量经济学的偏盛,这种研究根本无法得出一般性理论,从而属于"道中庸而极不高明"的实用主义.特别是,在商人心态的主导下,这两种研究趋向在国内也发生了蜕变:一方面,从事数理经济学的那些人士根本无力在数理逻辑或模型构建上所有创新,而往往是机械地搬用(最多是对变量做些调整)西方学界的数理模型,从而表现为"上不入天";另一方面,从事汁量实证的那些人士根本不能对现实社会环境作正确的理解,从而那些实证分析往往是非常牵强附会的而根本无助于预测或指导实践,从而表现为"下不着地".正因如此,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理论研究看似繁荣,但其理论并无实质发展.     

扩展秩序是如何生生不息的?——兼评自发秩序的内在缺陷

西方社会传统上推崇两个自发秩序的机理:市场和法制,并认为这两种机制是社会扩展秩序的根本基础。实际上,这两种机制却同样也具有内在的缺陷:市场在推动人类社会秩序变迁过程中往往存在着“内卷化”;而纯粹的法制秩序则隐含了人为因素和形式主义的二律背反。事实上,秩序的扩展具有自发和自觉两方面的动力,每一方面的合理谨慎运用都可能促进社会的进步,而这两种动力的共同基础是伦理的认同。那些长期看是自发演进的东西,在短期内实际上都打上了当代人的“人为”因素,因而在一定程度都是理性设计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