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平均赋役"的文化考察

平均赋役是中国古代赋役制度和赋役政策的指导思想,以往研究古代赋役、赋税制度或思想的大量论著,对这一指导思想都缺乏研究,有所忽略,更没有从文化的角度考察这一制度、政策和思想的基本特征.从政治文化、思想文化和社会心理的角度,考察"平均赋役"的文化内涵,不论对于认识古代赋役制度、赋役政策和赋役思想的基本特点,还是对于理解中国古代的均平文化,都是必须要做的基础性工作.     

评中国封建赋役制的三大阶段

我国社会,按政体学划分,夏以前为自主社会,夏至春秋末为宗主社会,或称宗法社会,战国至清末是君主社会,民国以后是民主社会。按经济学划分,自主社会是原始社会,或原始共产社会,宗主社会是农奴社会,君主社会主要是封建社会,鸦片战争至抗日战争胜利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再到新中国成立前为资本主义社会,以后是社会主义社会。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赋役制度发生了很大变化。按照赋役制度演变的进程,我把它划分为三大阶段,即:战国——北魏时期,为宗法式赋役制阶段;北魏——唐代中期为专制式封建赋役制阶段;唐中期——清为资产式封建赋役制阶段。本文拟从这三个阶段入手,考察封建赋役制度的本质。     

清代雍乾后的赋役催征机制

清初沿明制,通过里甲制度来催征赋役,但这一制度在其运作中很快就出现了现年负担沉重、豪劣包揽和催征系统严重紊乱等弊病.为矫正这些弊病,清廷和各地官府采取各种措施对赋役制度进行改革,但也仍然需要一定形式的催征.有清一代始终没有正式颁行过统一的赋役催征制度,雍乾以后各地自行改革,形成了顺庄催征、乡地催征、里甲催征和义图催征等几种不同的催征机制.这几种催征机制就其基本特征而言,可归结为当时人所谓的“板法”与“活法”.然“板法”与“活法”都存在严重弊病,导致催征效率低下.清政府不去建立常规的行政组织来管理户口、土地和赋役册籍,反映了它只求保证政府税收而不关心国家治理和社会民生的治理理念.这种落后的治理理念是导致赋役催征弊病严重、效率低下的根本原因.     

对清代“摊丁入地”改革的再认识

清代"摊丁入地"制度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最后一次重大的赋役制度改革."摊丁入地"问题研究包括其产生的历史背景、主要内容、实施过程、历史作用及其意义等等,通过对这些问题的深入探讨,可以进一步加深对清代社会经济生活面貌的了解.     

白银货币化视角下的明代赋役改革(上)

明代"一条鞭法"推行全国之前的一系列赋役改革,经历了长达一个半世纪的时间。虽然名称不一,但无一例外地都把折银征收作为最主要的一项改革内容。折银成为明代赋役改革的一条主线,"一条鞭法"是这一系列赋役改革的延续和总结。均平赋役是历史上数不清的赋役改革的共同特征,统一征银则是明代赋役改革不同于历朝历代改革的主要特征。明代赋役改革呈现出三大不可逆转的进步趋向:一是实物税转为货币税,二是徭役以银代役,三是人头税向财产税转化。这三大趋向都与白银有着紧密联系。赋役改革以折银为主要形式,由此白银货币化向全国各地铺开。明代白银货币化,也即一系列赋役改革推而广之的过程。这一过程具有更为广阔的社会意义,对于农民、农业与农村的影响极为深远,最关键的作用体现在直接推动农民从纳粮当差到纳银不当差,农民与国家的关系从身份走向契约。它既是社会的进步,也是社会转型的重要标志之一。     

白银货币化视角下的明代赋役改革(下)

明代"一条鞭法"推行全国之前的一系列赋役改革,经历了长达一个半世纪的时间。虽然名称不一,但无一例外地都把折银征收作为最主要的一项改革内容。折银成为明代赋役改革的一条主线,"一条鞭法"是这一系列赋役改革的延续和总结。均平赋役是历史上数不清的赋役改革的共同特征,统一征银则是明代赋役改革不同于历朝历代改革的主要特征。明代赋役改革呈现出三大不可逆转的进步趋向:一是实物税转为货币税,二是徭役以银代役,三是人头税向财产税转化。这三大趋向都与白银有着紧密联系。赋役改革以折银为主要形式,由此白银货币化向全国各地铺开。明代白银货币化,也即一系列赋役改革推而广之的过程。这一过程具有更为广阔的社会意义,对于农民、农业与农村的影响极为深远,最关键的作用体现在直接推动农民从纳粮当差到纳银不当差,农民与国家的关系从身份走向契约。它既是社会的进步,也是社会转型的重要标志之一。     

王船山的土地及赋役论

<正> 王船山是我国十七世纪的启蒙思想家,其思想精深浩翰,影响深远。本文就其土地及赋役论,作一粗略的探讨。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里,土地、赋役问题一直是构成社会矛盾的中心问题,也是历史上思想家们争相议论并感到困惑而难以解决的课题。王船山继承了前人的一些主张,考察了中国土地斌役问题的源流,批判了企图使历史倒退的遵循“先王之制”的思想,较为系统地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宋朝乡村赋役摊派方式的多样化

在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中,历代财政赋役制度研究占有重要地位,或可说是一个重要研究领域。自秦汉以来,中国长期存在着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赋役是封建专制政权的经济命脉,历代的财政赋役对当时的经济生活,以至社会生活的各方面产生重大影响。故在传世的经济史资料中,财政赋役资料占有相当大的比重,而且比较具体,比较丰富,在某些场合便于进行计量分析。中国历代财政赋役制度研究的发展是不平衡的,例如宋朝的财政赋役制度,研究水平较低,而开发余地较大,不少课题尚处于     

宋代“田制不立”本义新考

宋史中"田制不立"一语多次出现,在当时的语境下"田制"指的是赋役制度,赋役不均就是"田制不立",而赋役均则"田制定"。"田制不立"不是一种政策,但宋代存在"田制不立"的现象和问题,即赋役不均的现象非常突出。     

"百粤行将遍,三春思转穷"--论潘季驯巡按广东的政绩

潘季驯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最卓越的水利专家之一,他的政绩还涉及吏治、民生、赋役改革等多方面.他于明朝中期被委派到当时最复杂难治之地的广东任巡按御史.在任期的两年多时间里,他大力整顿吏治,连续查办了潮阳县知县蔡明复、海丰县县丞朱杰、博罗县知县舒颛三人违法乱纪、贪黩殃民的三大案件,震撼了广东官场.而他巡按广东期间最大的贡献,影响也最深远的,是推行"均平里甲法",它是张居正在全国推行的"一条鞭法"赋役制度的前身.正是由于潘季驯在广东推行"均平里甲法"的成功,才有了万历初年张居正在全国普遍实行的、对后世影响深远的"一条鞭法".     

中国古代的户籍制度与人口税演进

户籍制度和赋役制度关系密切.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统治者长期将户口作为征收赋税、征发徭役的重要依据,户籍制度是否完善,以及人口的多寡和丁口的征税标准,直接关系到国家的财政来源.     

明代江南济农仓初探──明代仓储制度研究之二

明代推行于苏州、松江、常州等江南地区的济农仓制度，是中国历史上的一种特殊仓制，作为周忱江南赋役改革的关键举措，既因应了统治者改革的终极目的，又挫动了江南社会经济秩序，并开启了明中叶至清初中国赋役改革的路径。阐释这一颇具特色的仓储体制，对于评析周忱改革、探索当时江南社会经济状况和追寻中国古代社会后期赋役改革的源流，是不无碑益的。江南地区是明代的重赋（尤其是“官田”税额高）地区，而沉重的赋税又几乎都压在耕种“官田”的贫弱农民身上，因而逃亡，道赋日益严重。宣德五年（1430）九月，“常以天下财赋多不理，而…     

从武德二年制试论隋唐赋役令的渊源关系

文献上明确记载,唐朝律令继承隋朝开皇律令,故隋唐史研究者亦遵从此说.据此,隋炀帝制定的大业律令是不被唐朝继承的异端法典.因为隋炀帝是中国历史上臭名远扬的皇帝,故其法典也被视为恶法,自然不被唐朝所继承.本文对有关赋役规定的唐武德二年制重新进行探讨,指出唐朝赋役令实际上是继承了隋大业赋役令.正是隋炀帝为唐朝的繁荣打下了基础.因此,视大业律令为异端,极度贬低隋炀帝是有问题的.只有抛弃对隋炀帝的成见,从继承"开皇之旧"的标榜中解放出来,才能推进新的隋唐史研究.     

明清社会对"富民"作用的认识

明清时期,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富民阶层不断发展壮大.关于富民阶层的社会作用,时人有许多肯定的议论,认为他们是社会发展的中坚力量,是社会内部发生变化的强大动力,在国家的赋役承担、经济发展以及地方的社会管理、经济文化、灾荒赈济、公共设施建设、助君"养民"等各项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论雍正新法在河南的推行

雍正时期,清廷对全国的赋役制度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和调整,推行了三项著名的“新法”,即摊丁入亩法、耗羡归公法和养廉银制度,这是我国封建社会最后一次较大规模的赋役改革。河南当时的赋役制度积弊尤深,民怨沸腾,渴望革除旧弊。由于河南巡抚田文镜等官员的着力推行,新法在河南得到较好的落实,收到了明显的效果,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河南社会和经济的发展。     

论清代的摊丁入地与地方基层组织的变迁

清王朝建立后,以里甲制赋役,丁有役,田有租,地亩和人户既是赋役征派的根据,又是里甲组织本身存在的基础。由于人丁编审与丁银征收的弊端日益严重,不仅统治者的赋税收入增加无几,而且激化了阶级矛盾,因此,清政府推行了摊丁入地的赋役制度改革措施,人户与税源离而为二,这就动摇了里甲制度存在的基础。为了加强对基层社会的控制,清政府推行保甲制度。雍乾之交,在州县以下基层组织中,保甲组织已取代里甲而成为主流。     

中国户籍制度的命运:完善抑或废除

户籍制度是指中央或者地方政权对辖区内的人口进行申报、登记、立户,以便统计人口、征调赋役、控制人员流动、进行社会管理的家庭档案系统.它具有强烈的地域性、等级性、世袭性、封闭性的特点.近年来,全国各地启动的户籍制度改革极大地促进了国家的城市化、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进程,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如户籍制度的配套制度没有进行全面、有效的改革等等.户籍制度改革应尽快废除户籍制度,代之以身份证管理,建立国民信息系统.     

纪念我国近代史学方法的开拓者之一——梁方仲

“纪念梁方仲教授学术讨论会”于1988年12月5日至6日在中山大学举行,来自全国各地及香港等地的学者共40人出席了会议。与会者首先对梁先生在这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果进行了评价。认为,梁是以明代赋役制度为切入点和主攻方向来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的,他在一条鞭法、粮长制度、黄册、鱼鳞图册、里甲制度、易知由单、户贴以及历代户口田赋统计综合研究等方面均作出了贡献,在国内外均有重大的影响,被誉为明代赋役制度研究的“世界权威”。与会者对梁先生治学严谨求实,阐幽发微;详细占有资料;从编年着手进行纵向联系,从大处着     

明代中叶的赋税改革和社会矛盾——所谓均田、均粮运动的开始和周忱的平米法

中国封建社会的赋役制度是同土地制度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一般地说,土地制度的性质决定赋役制度的性质;因而赋役制度的变革也就常常反映了土地制度的变革。这在明代的赋役制度和土地制度上表现得很明显。所以,贯串于整个明代封建社会中的均田、均粮和均役运动,就是明代土地制度     

唐初农民家庭收支与社会发展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农民是国家财富最基本的创造者和国家赋役的承担者,其家庭经济状况与社会发展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可以说是社会经济兴衰的晴雨表。在唐初均田制度和重农劝耕的政策之下,农民获得了较低的生产成本和宽松的生产环境。农民在完成国家赋役、保证自身日常生活的基础上,家庭收入还略有剩余。家庭收入的剩余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他们有条件去改善生活和扩大再生产,从而促进了生产的发展和人口的增加,为唐王朝的繁盛富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