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疆民族地区公民教育的价值意蕴与实践向度

当代民族国家的公民教育在培养公民主体意识与独立人格的同时,致力于帮助公民养成其对于民族国家的认同和忠诚,进而在保留民族文化差异与族群归属感的基础之上,使全体公民获得广泛参与国家公共生活的知识与技能。这种公民主体意识培育与民族国家认同的双重价值目标,使得边疆民族地区公民教育的实践必须从以国家认同意识为核心的国家意识教育,以公民身份意识为核心的公民主体意识教育,以及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三个向度加以展开。同时,在边疆民族地区公民教育的实践过程中,需要我们发挥学校公民教育的主阵地、主渠道作用,建立健全制度规范,强化公民教育的机制保障,努力营造和谐有序的公民教育外部环境,从而为边疆民族地区公民教育的有效开展构建起一套行之有效的实践路径。     

国家认同概念边界与结构维度的心理学路径

国家认同区别于族群认同,是差异化的族群成员通过"国家"这一政治共同体形成自己情感与身份的归属。心理学路径下,个体的认同心理要素是一种从认知到情感,进而影响到行为层面的心理过程,并与整个社会环境相互作用。研究认为,心理学路径下公民的国家认同可从价值倾向、情感确认、行为投入三个层面入手。价值倾向的内容结构可分为世界倾向、国家倾向两个维度;情感确认的内容结构可分为自我分类、依恋归属、承诺、重要性四个维度;行为投入的内容结构可分为评价、行为探索、社会嵌入三个维度。建构心理学路径下的国家认同测量,需对国家认同已有概念边界、结构维度与测量问题进行分析与整合,并讨论在中国社会文化背景下如何界定与测量国家认同。     

跨境族群与跨境族群分离主义

跨国境线而居的族群,既受他国同族人在族源、语言、文化等方面对他们的吸引,也有对母国的政治认同。一旦跨境族群对本族群的认同强于国家认同,加上母国民族政策的失误及国际势力的蛊惑,跨境族群的不满情绪就可能酿成分离主义,并谋求建立"自己的"民族国家。跨境族群分离主义出现的主要原因有:跨境族群分离主义对"民族自决权"的蓄意歪曲;国际势力对跨境族群分离主义的推波助澜;泛民族主义的泛滥和蛊惑等。面对跨境族群分离主义对当代主权国家的疯狂解构,既需要继续推动和发挥联合国在反对与遏制跨境族群分离主义中的作用,也需要跨境族群母国加大民族国家构建力度以提升跨境族群的国家认同,还需要相关国家在治理跨境族群分离主义问题上积极合作。     

公共知识：“文化族群”/“国家民族”与公民

在国内人类学和民族学领域内,有关民族、族群与国家认同的讨论由来已久,争议颇多。对这些讨论进行梳理可发现,讨论大都以西方知识谱系为论据,生产出新的知识,其中有关＂文化族群＂与＂国家民族/现代民族＂的分类知识,呈现出一种有意思的变化：不再囿于二者区别的讨论,转而讨论一个新的知识点——公民认同。将以上讨论放置在文化、社会与国家的知识谱系中,有助于我们理解诸种知识的关系,也有利于为公共知识提供良好的基础。     

国家治理与公民主体成长:以少数民族公民教育为研究对象

面对现代化和社会转型,少数民族成员当中可能出现的价值冲突,现代国家需要进行积极而有效的回应。国家在对少数民族价值规范进行提炼以后,还必须转化为现实的治理力量。其中,公民教育是可以依靠的柔性力量,可以将少数民族成员的存在认同冲突降低到最少,并从主体意义来培育现代公民的产生,促进少数民族成员公民意识的形成和完善,从而实现国家治理与族群身份、公民身份的有机平衡。     

公民教育与国家认同

国家认同是现代国家的合法性基础,是维系国家团结统一的重要纽带。公民教育是建构和提升国家认同的重要方式。公民教育强化公民的身份认同及国家归属感,这是建构和提升公民国家认同的前提和基础;公民教育促进公民对国家制度的认同,这是建构和提升公民国家认同的关键;公民教育促进公民对国家核心价值的认同,这是建构和提升公民国家认同的核心;公民教育培养公民的国家责任感,这是建构和提升公民国家认同的根本。     

论西藏藏族大学生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

在全球化和现代化的背景下,当今世界上大多数民族国家都面临着处理族群认同和国家认同的关系问题。"矛盾论"、"替代论"因其自身非此即彼的价值取向导致激进,"辩证统一论"在尊重各族群文化多样性的基础上进行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和政治一体化建设,符合我国实际,不失为解决族群认同和国家认同的可行方案。在此理论指导下,文章分析了西藏藏族大学生族群认同和国家认同的现状、影响因素等,探讨了增强藏族大学生国家认同的可行路径。     

族群结构与台湾民众的国家认同

“四大族群”概念是“台独”势力人为操弄的产物,其构建的结果反过来又对台湾民众的国家认同产生深刻的影响。表现在政治认同上,支持两岸统一的,外省族群比例最高,其次为客家族群,原住民族群再次之,闽南族群则最低;支持“台独”的,闽南族群比例最高,其次为原住民族群,客家族群再次之,外省族群则最低。在身份认同上,拥有“中国人认同”的,外省族群比例最高,其次是客家人,闽南族群比例最低;拥有“台湾人认同”的,闽南族群比例最高,其次是客家族群,外省籍比例最低。     

印尼土生印欧人的“荷兰人”身份建构：缘起、途径与困境

印尼土生印欧人是荷兰殖民统治的产物,其产生和发展与荷兰殖民政策有着密切的联系,其国家和族群认同,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荷兰殖民政策的演变,以及上述演变对这一族群的影响。本文通过梳理荷兰殖民统治下土生印欧人这一特殊群体的由来与演变,分析其社会、经济与法律地位的差异,以及上述差异对其国家和族群认同的影响。获得白人父亲承认的土生印欧人在法律上属于荷兰籍公民,但其社会地位却非常尴尬,被纯种白人歧视,又被原住民憎恨。为获得平等的对待,他们通过民间、文化、政治等途径为自己发声。其族群认同受到殖民政策的影响,当政策不公时,其族群凝聚力增强,争取权益;当政策有利时,他们又渐感宽慰,呼声减弱。然而,待"遣返"荷兰后,他们却发现虽"走近"白人社会,却难以真正"走进"白人社会。     

NIMBY：当族群遗产遭遇国家与世界

族群遗产对于该族群而言绝非仅仅是日常生活中存留下来的遗留物,更为重要的是,这些遗产承载了族群内部成员的情感依托、知识与信仰,由此促成了族群成员对于本族群的认同,而这一认同也成为族群遗产保护的关键所在。然而,今天在“国家遗产”、“世界遗产”的申报热潮中,族群遗产不可避免地在国家与世界层面被动员与调动,由此引发了以“遗产”为中介,族群同国家与世界两股力量的遭遇与碰撞。针对这类问题,文章特别强调了族群遗产向“家园遗产”的回归。     

边疆贫困山地民族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实证研究——以傈僳族为例

从语言、传统等方面考察和分析云南省边境地区傈僳族的民族认同以及国家认同的现状,结果表明他们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正处于一种胶着状态:一方面他们在与国外同源民族的交往过程中比较看重民族因素,另一方面他们自身的国家认同又优于其民族认同.有鉴于此,引导傈僳族实现其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良性互动的共生关系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必须从经济方面切实促进这一民族的发展,缩小其与内地民族的经济差距,以构筑其国家认同的根基;在政治方面进一步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增强他们对国家的政治认同;在文化方面挖掘傈僳族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以引导其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加强傈僳族的国家认同意识.     

论多民族国家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特点及互动

多民族国家内部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整合既关系到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又影响到民族的繁荣和国家的昌盛。民族认同并非简单的文化认同,而国家认同也并非完全的政治认同。民族认同中包含了民族共同体的政治利益诉求,而国家认同中也包含了民族内部和民族之间的历史文化的渊源关系与联系性,并以此互为基础。因此,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往往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渗透,相互作用。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多民族国家而言,可以通过实现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良性互动来促进二者的相生,遏制二者的相克,从而维护民族的团结和国家的统一,实现民族的繁荣和国家的富强。     

论我国各民族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统一性

在多民族国家人民中,普遍同时存在着“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这两种认同心理。一般而言,民族认同意指不同民族成员对其所属群体的认可和赞同,而国家认同则指公民对其所属国家的认可和赞同。我国是由56个民族共同组成的多民族国家,中华民族是统称,56个民族是中华民族这一整体的有机组成部分。为了顺利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健康发展至关重要。为此,有必要在思想认识上厘清、理顺民族认同、国家认同的关系,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努力实现我国各民族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有机统一。     

论魁北克民族分离运动对加拿大政治整合的影响

受第三次民族主义浪潮影响,魁北克于1980年和1995年举行的全民公投虽未导致加拿大国家分裂,但其政治诉求优先于经济诉求、族群认同优先于族际认同和国家认同的导向对加拿大联邦造成了深刻影响：在国家整合方面,使分离运动合法化并激发了其它族群的分离意识;在族际整合方面,制造了族际不平等并扩大了族际矛盾。由此得到的启示是：国家整合需要国家一体导向的民族政策,族际整合需要民族平等导向的民族政策。     

边疆治理视野下的认同整合研究

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在我国边疆多民族地区存在复杂的关系,尤其伴随着国内外各种影响因素的急剧变化,边疆地区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矛盾与冲突在局部地区被凸显出来,成为我国边疆治理的一项十分紧迫的现实难题。因此,必须将边疆地区出现的认同问题纳入我国边疆治理视野之中,并通过切实可行的措施对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进行有效整合,以确保边疆社会的安定与国家的统一。     

亚文化、民族认同与民族分离主义

民族是历史上形成的具有共同地域、共同语言、共同经济生活和共同心理素质的人群共同体,也是一个亚文化群体.亚文化与民族认同总是伴随而生.民族认同的极端化极容易演化成民族分离主义.因此,正确认识和处理主文化与亚文化、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这两对关系对防止民族分离主义的产生,维护多民族国家的稳定与统一,具有重要的意义.     

维吾尔族大学生新媒体使用与身份认同

文章在对乌鲁木齐大学生的新媒体使用与身份认同进行问卷调查的基础上,分析了维吾尔族大学生的新媒体使用与身份认同的关系。研究认为维吾尔族大学生在新媒体使用中表现出的国家印象比较正面、积极,对各类事件的关注和参与体现出对国家的归属感。族群认同方面,维吾尔族大学生在新媒体使用中对于自己所属族群的情感态度、归属感比较强烈。新媒体在族际交往方面区隔意义大于联系意义。     

边疆治理视野下跨界民族成员的身份选择与公民身份建构——以云南省为例

处于国家中心之外、疆域之内、跨国界而居的跨界民族是国家疆域治理的特殊对象。在国家建设过程中通过政治法律、文化心理、公民文化等途径构建跨界民族成员的公民身份时,边疆社会落后、文化心理联系薄弱、现代政治文明缺乏等状况导致了跨界民族成员政治法律公民身份与公民合法权益未能匹配的客观现实,并表现为一定程度的身份选择困境与国家认同问题。跨界民族成员政治法律公民身份与事实公民权益的匹配当是实现国家边疆治理的客观基础。     

论中国文学史的国家知识属性及功能

国家知识的属性是中国文学史研究长期被忽略的重要属性。中国文学史具有回答人们族属与国属双重身份追问、形成国家认同、促进公民责任感和国家意识、国家精神（民族精神）以及国家凝聚力生成的功能。因此,知识化的文学史总要被国家纳入国家知识和教育体系之中。作为个人知识话语实践的文学史与作为国家知识建构的文学史有着本质的不同。作为国家知识建构的文学史要处理好三方面的问题,一是知识分子个人对文学史阐释的权力及合法性与民族国家对知识化的文学史叙述规约之间的矛盾;二是知识分子独立的学术精神与国家意志之间可能出现的龃龉;三是解决＂民族国家＂和意识形态的泛政治化理解。     

试析维吾尔民众的国家认同、民族认同与宗教认同

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维吾尔族逐渐建立了民族认同、宗教认同（伊斯兰教）和国家认同（中国）。新中国成立后,维吾尔民众的国家认同意识上升很快,民族认同感也在增强,宗教认同依然具有很强的影响力,应合理调整三者关系,促进新疆的长治久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