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税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基于政府质量和绿色购买的调节效应

政府征收环境税是解决企业环境污染外部性的重要规制手段.文章探讨了环境税影响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成本导向和信息导向机制,通过选取2005～2017年的省级面板数据,构建固定效应回归模型检验了环境税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以及政府质量和绿色购买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在不同的环境税征收水平下,企业对于绿色产品创新和绿色工艺创新有着不同的偏好,具体而言,环境税与企业绿色产品创新存在倒"U"型关系,与企业绿色工艺创新存在"U"型关系,当环境税数值位于2.201～11.291的区间时,能够对绿色产品创新和绿色工艺创新均产生正向影响;高水平的政府质量能够强化环境税对企业绿色产品创新的正向影响,推迟环境税与企业绿色产品创新倒"U"型拐点的到来,同时弱化环境税对企业绿色工艺创新的消极影响,促进环境税与企业绿色工艺创新"U"型拐点提前到来;高水平的绿色购买能够显著提升环境税对企业绿色产品创新的积极效应.因此,制定合理环境税征税区间,提高地方政府质量和绿色购买力度,对实现环境保护和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高铁开建提升了城市创新效率吗?——基于PSM-DID的实证分析

从阶段性与异质性视角阐述高铁开建对城市创新效率影响机理,并基于2006-2016年的中国城市面板数据,结合超效率DEA与PSM-DID方法,评估高铁开建对城市创新效率的影响。结果显示:(1)整体上,高铁开建提升了城市创新效率;(2)高铁开建对东、西部城市创新效率的提升效果要优于中部城市,呈现出"V"型规律;(3)城市行政级别具有调节效应,高铁开建对城市创新效应影响会因城市行政等级高低而出现相对应的差异性变化。因此,既要从全局注重高铁开建对城市创新效率提升效应,也要警惕高铁开建对城市创新效率的异质性影响。     

政府政策供给、企业网络嵌入与小微企业转型

双创升级背景下的小微企业依然是弱势群体.文章从政府政策供给与网络嵌入的双重视角切入,探究推动小微企业创新转型的作用机理,挖掘宏观政策供给、中观网络结构与微观企业行为三者间的交互路径.小微企业在小微园中的结构嵌入有益于提升小微企业的转型绩效,而关系嵌入对转型绩效的提升存在倒U型关系.资金支持政策和公共服务政策对网络嵌入与小微企业转型绩效之间的关系起到调节作用.文章提出了政策供给类型与网络嵌入形态之间的动态匹配策略,为推动小微企业转型提供了新的理论构建.政企互动与企业间互动需要相互关照、细密交织,才能为小微企业创新转型提供有力的"庇护网".     

人工智能创新投入能提升企业员工的收入吗?——基于技能结构错配视角的研究

人工智能创新投入是否会影响以及怎样影响员工收入已成为国家推动人工智能创新发展战略下实现更高质量就业、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现实问题.基于2013—2018年87家人工智能上市企业的面板数据,对人工智能创新投入怎样影响员工收入这一问题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1)人工智能创新投入对员工收入的影响效应呈现"U"型,当创新投入位于"U"型曲线左侧拐点时,人工智能创新投入会引发技能结构错配从而对员工收入产生抑制效应;当创新投入位于"U"型曲线右侧拐点时,人工智能创新投入会加速技能结构适配,对员工收入产生促进效应.(2)人工智能创新投入会通过开发产品价值、提高员工技能适配度影响员工收入.(3)人工智能创新投入对员工收入的影响在不同行业类型、不同治理水平以及不同企业类型呈现出差异性结果.因此,企业要完善支持长期创新投入的激励机制,提升员工技能结构与人工智能技术创新的动态适配度,使员工分享到提升知识技能的工资溢价增长,为人力资本的可持续投入奠定物质基础.     

基于风险传播机制的集群抗风险能力研究

文章基于风险传播机制,从企业所属的网络出发,借鉴复杂网络的最新研究成果,研究网络社区结构对集群抗风险能力的影响.研究发现,网络的抗风险能力是社区度的“倒U型”函数,企业和政府据此可以有方向地管理和调节社区内与社区间连接来改变网络的社区度,使网络的抗风险能力最强,帮助集群企业提高应对风险的能力.     

高铁建设是否缩小了区域创新差距?——基于多期差分法和社会网络分析

基于我国2005-2019年的城市面板数据,从高铁开通和高铁网络两个视角,实证检验高铁建设对区域创新差距的影响。结果显示,高铁开通对区域创新差距具有显著的缩小效应。区域异质性分析发现,高铁开通对区域创新差距的缩小效应对西部地区的作用更大,且在二线以上城市更为明显;机制分析表明,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是高铁建设影响区域创新差距的中介路径,且后者的作用更大;社会网络分析则认为,城市在高铁网络中的联系广度和中心性越高,高铁对区域创新差距的缩小效应越强。基于此,文章从优化高铁网络配置、改善要素流动机制和制定区域创新发展策略三方面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多维距离对中国企业OFDI区位选择的影响——基于“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实证分析

基于2003—2016年中国对"海上丝绸之路"28个沿线国家OFDI(对外直接投资)的面板数据,分析了以地理、政治、经济与技术距离四个维度为主要内涵的多维距离对中国企业在"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OFDI区位选择的影响。结果表明:地理距离与我国企业在"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OFDI规模有显著的正向关系,政治距离、经济距离与中国企业OFDI呈U型关系,而技术距离与中国企业OFDI之间呈倒U型关系。     

制造业企业社会责任、融资约束与企业创新绩效——研发创新投入的“倒U型”调节作用

积极履行社会责任是企业行稳致远的压舱石和减震器。以2010—2020年我国沪深两市A股制造业上市企业作为研究对象，运用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实证分析了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创新绩效间的相互关系及作用路径，并从研发创新投入视角出发探究各变量间的作用机制，同时利用工具变量法解决了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研究结果表明：制造业企业承担社会责任不仅可以直接提升自身的创新绩效水平，也会通过缓解融资约束程度间接提高创新绩效；但研发创新投入对企业社会责任与创新绩效间的直接和间接效应均存在倒U型调节作用，将自变量滞后一期处理时，研究结论依然成立。未来，制造业企业要明确新时代履行社会责任的新诉求，正视承担社会责任的经济后果，创新履行社会责任的路径与方法。政府、企业、金融机构及外部利益相关者要携手解决“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优化制造业企业的融资环境，共同助力制造业企业创新发展。制造业企业自身要坚持适度原则，运用互联网技术动态监测研发创新投入效果，确定最佳投入强度，实现企业创新绩效最大化。     

数字赋能“有效论”:数字化转型对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的双向效应

当前,以大数据、云计算等为代表的数字技术快速发展,为企业绿色创新提供了新动能。然而,数字赋能的“有效性”问题一直在学术界存在争议。基于2010—2020年中国沪深A股重污染企业数据,实证检验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与绿色创新之间存在显著的倒“U”型关系,且样本企业广泛分布于倒“U”型曲线最高点的左侧;管控投入在数字化转型与企业绿色创新的关系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同时,政府补助能够显著强化数字化转型与企业绿色创新之间的倒“U”型关系。异质性分析表明,上述倒“U”型关系主要存在于国有企业和媒体报道较多的企业中。这说明,“技术驱动”有助于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增量提质”,但过度数字化会诱使企业陷入“技术鸿沟”,不利于数字化与绿色创新的协同推进。因此,重污染企业应找准数字技术赋能生态环境保护的契合点与着力点,政府可以利用补贴政策进一步激励企业数字赋能绿色创新。     

数字经济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基于政府创新偏好调节效应的研究

本文探讨了数字经济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及其内在机制。以中国284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为考察单元,在利用改进的熵值法测度了数字经济综合发展水平的基础上,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检验了数字经济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以及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在二者之间的中介效应。接着探讨了政府创新偏好对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中介效应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数字经济显著促进了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两者存在着“倒U型”的非线性特征。在选取历史数据作为工具变量、考虑抽样误差、安慰剂检验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仍稳健。机制分析发现：数字经济通过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促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且在其中发挥部分中介效应。政府创新偏好对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在数字经济促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过程中的中介效应起到了正向调节作用。进一步分析发现：不同区域、城市群与非城市群的约束下,数字经济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本文的研究结论对当前数字经济发展和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政策制定与调整以及发挥地方政府的主体作用具有重要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