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地产业政策协同、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

产业政策是转型中国家有效激励产业绿色发展与企业绿色创新的重要抓手。本文以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考察了央地产业政策协同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绩效的影响及其内在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第一,不管是中央产业政策还是地方产业政策,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产生显著的促进效应,证实了产业政策的绿色技术创新价值。第二,央地产业政策协同性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央地产业政策不协同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产生显著的抑制效应。进一步机制检验表明,产业政策协同性主要通过政府补贴、税收优惠以及研发激励三重机制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产生正向促进效应,而央地产业政策不协同抑制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原因在于削弱了政府资源供给以及外部融资信号支持。第三,调节机制检验结果表明,企业社会责任在央地产业政策协同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之间产生显著的正向调节效应,说明企业社会责任能够强化产业政策驱动的企业绿色创新导向,实现基于“外部政策驱动—内部可持续战略导向”的内外结合效应。最后,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产业政策协同与产业政策不协同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效应存在制度环境、产权以及行业异质性。     

绿色低碳发展、环境规制与企业绿色创新——基于中介效应与门槛效应的实证分析

研究立足于新常态下高质量发展背景，构建“经济—环境—社会”统筹协调的绿色低碳发展评价体系，聚焦于企业绿色创新在环境规制的发展影响路径中产生的中介效应与门槛效应，分析不同规制工具、不同地理区域的差异化作用机制。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具有显著中介效应和门槛效应。不同地理区域表现异质性中介效应：命令控制型规制下，绿色创新在东部地区产生显著负向传导效应，而在西部地区发挥微弱正向驱动效应；市场激励型规制下，东部地区绿色创新的正向中介效应占比极高，而西部地区未显现创新驱动效应；公众参与型规制的正向中介效应同样呈现“东部显著，西部不显著”分布特点且占比较低。不同创新水平表现异质性门槛效应。命令控制型规制呈现倒“U”型影响曲线，市场激励型规制呈现“U”型影响曲线，而公众参与型规制仅在高创新水平地区发挥激励效应。据此提出具有区域差异化特征的环境政策建议，加快提升区域绿色低碳发展水平。     

数字经济促进高技术产业绿色创新的黑箱解构——基于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的门槛效应分析

本文将数字经济、有为政府、有效市场纳入统一分析框架,剖析3者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机制,通过构建门槛模型,收集2011—2021年我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除西藏外)高技术产业的相关数据,测度其绿色创新效率,并分析数字经济、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对企业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效应大小。分析结果表明：第一,数字经济对企业绿色创新效率有显著正向影响,但在不同发展时期对企业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存在非线性“U”型的门槛效应。第二,纵向上,有为政府调节数字经济提升企业绿色创新效率的效应在初期与后期显著为正,中期不显著为正;有效市场调节数字经济提升绿色创新效率的效应在初期不显著为负、中后期显著为正,且边际递增。第三,横向上,“有为政府、有效市场、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协同”分别在初、中、后期主导调节数字经济提升企业绿色创新效率。第四,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的区域协同水平可分为政府市场双高型、政府市场双低型、有为政府加强型、有效市场加强型。基于此,需要推动数字经济发展,提升企业绿色创新效率;充分发挥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调节数字经济提升企业绿色创新的正向促进作用;同时结合政府与市场在不同时期的主导作用,依据不同地区有为政...     

绿色发展、人才集聚与城市创新力提升——基于长三角城市群的研究

遵循绿色发展理念,提高生态环境质量,是城市走向高质量、高效率、高水平发展的重要途径,可以为城市创新力的提升奠定基础。通过分析城市绿色发展影响城市创新力的理论机制,实证检验城市绿色发展对城市创新力的影响,结果表明,城市绿色发展与城市创新力之间存在"U"形关系;高素质创新型人才集聚正向调节城市绿色发展对城市创新力的影响效应,城市绿色发展通过吸引高素质创新型人才集聚,促进城市创新力提升。因此,各城市应根据自身绿色发展阶段制定差异化的城市创新力提升政策,提高城市自然生态质量和环境质量,做好城市园区规划,形成生活、生产、生态和谐共生的城市新空间,发挥城市绿色发展的"留才引才"效应,形成企业、政府与公众共同支持创新的氛围。     

环境规制与能源生态足迹——基于绿色技术创新的中介效应

本文基于1998—2020年我国29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采用中介效应模型,以绿色技术创新为中介变量,检验了环境规制与能源生态足迹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环境规制对能源生态足迹呈倒“U”型影响,对绿色技术创新呈“U”型影响,绿色技术创新能够降低能源生态足迹,在环境规制与能源生态足迹之间具有负向中介作用;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东北地区环境规制对能源生态足迹均呈倒“U”型影响但作用效果不同,东部地区大于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东北地区;西部地区绿色技术创新抑制能源生态足迹效果最为显著;绿色技术创新作为中介变量有效传递了东部地区、西部地区、中部地区环境规制对能源生态足迹的影响。     

数字普惠金融、绿色技术创新与共同富裕

基于2011-2020年除港澳台的31个省市区面板数据，利用系统GMM模型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及其与绿色技术创新融合发展对共同富裕水平的动态影响和区域差异。进一步，以绿色技术创新为门限变量，实证探究数字普惠金融与共同富裕之间的非线性关系。研究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物质共同富裕与精神共同富裕均存在显著正向促进作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可持续推动精神共同富裕水平提升，而与物质共同富裕水平存在倒“U”形关系；数字普惠金融与绿色技术创新的交互可对共同富裕产生更强促进效应；数字普惠金融促进共同富裕存在基于绿色技术创新的门槛效应。基于此，提出精准滴灌数字普惠金融、深化绿色低碳科技创新、构筑数字绿色金融协同新业态，以此扎实推动共同富裕。     

环境规制、政府支持与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基于2009—2017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实证研究

运用DEA方法,测度2009—2017年30个省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并从政府行为视角出发,重点研究环境规制和政府支持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结论表明:(1)绿色技术创新效率低于传统技术创新效率,纯技术效率低下是导致综合技术效率不高的主要原因;(2)环境规制与绿色技术创新效率之间存在"先抑制后促进"的"U"型关系。随着环境规制强度的提高,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3)政府科技支持不仅本身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有显著促进作用,而且它还会在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促进过程中起到正向调节作用;(4)政府环保支持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促进作用不明显,正向调节作用也不显著。基于此,要进一步调整和完善环境规制作用;继续加大政府的科技支持力度;扩大环保支出规模,完善环保支出结构。     

环境规制、绿色技术创新与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基于中介效应及调节效应的实证检验

论文采用熵值法测度了2006-2017年我国30个省市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以绿色技术创新作为中介变量,通过动态面板的系统GMM方法,检验了环境规制、绿色技术创新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的作用关系,以及市场化程度的调节作用。研究表明:环境规制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U"型非线性影响,与绿色技术创新间存在先促进后抑制的倒"U"型态势,且绿色技术创新在两者关系中起到了部分正向中介的作用;市场化程度对环境规制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产生了负向调节作用,使环境规制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U"型曲线变得更为平缓。伴随着新时代我国市场化改革不断深入,应更加重视环境保护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作用,采取多种环境规制方式,适当提高环境规制强度,并加大绿色技术创新的政策支持。     

社会信任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基于上市公司微观证据的研究

作为一种隐性的非正式制度，社会信任对于推动企业参与市场竞争、开展技术创新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立足微观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考察社会信任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机理，研究表明：社会信任主要通过强化企业社会责任与缓解企业融资约束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外部资源供给与内部可持续导向能够强化社会信任驱动的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正向价值，产生内外赋能效应，这种促进作用在非国有产权、中西部地区以及正式制度环境更弱的企业中更为明显。当前应着力深化社会信任环境与信用体系建设，充分发挥信任的润滑剂效应，以改善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融资环境。     

联盟社会资本、知识管理与创新绩效的关系研究——基于技术创新联盟的概念框架

基于技术创新联盟的特定情境,探讨了知识共享、知识创造在认知型、关系型和结构型三种联盟社会资本与创新绩效之间发挥的中介连接作用。研究发现:认知型和结构型社会资本均会线性正向影响联盟知识共享,但二者与联盟知识创造均呈倒U型关系;关系型社会资本对联盟知识共享和知识创造的影响均呈倒U型;联盟成员企业的企业家导向总和会提升联盟社会资本在一定范围内对知识创造的正向作用,并减缓三种社会资本过高时对知识创造的负面作用;联盟知识共享对联盟创新绩效的影响呈倒U型,联盟知识创造对联盟创新绩效的影响为线性正向,二者在联盟社会资本与创新绩效之间起中介连接作用。     

机构投资者退出威胁与企业绿色创新

提高企业绿色创新水平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基于2010—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机构投资者退出威胁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机构投资者退出威胁能够推动企业绿色创新；而且，以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为门槛变量，机构投资者退出威胁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存在单门槛效应，当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超过门槛值后，退出威胁的正向作用得以显现。进一步的路径分析表明，机构投资者退出威胁能够促使企业加大研发投入、积极履行环境责任。此外，在机构投资者为抗压型、企业为非国有性质或重污染行业的情况下，机构投资者退出威胁的绿色创新赋能效应更显著。     

人工智能创新投入能提升企业员工的收入吗?——基于技能结构错配视角的研究

人工智能创新投入是否会影响以及怎样影响员工收入已成为国家推动人工智能创新发展战略下实现更高质量就业、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现实问题.基于2013—2018年87家人工智能上市企业的面板数据,对人工智能创新投入怎样影响员工收入这一问题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1)人工智能创新投入对员工收入的影响效应呈现"U"型,当创新投入位于"U"型曲线左侧拐点时,人工智能创新投入会引发技能结构错配从而对员工收入产生抑制效应;当创新投入位于"U"型曲线右侧拐点时,人工智能创新投入会加速技能结构适配,对员工收入产生促进效应.(2)人工智能创新投入会通过开发产品价值、提高员工技能适配度影响员工收入.(3)人工智能创新投入对员工收入的影响在不同行业类型、不同治理水平以及不同企业类型呈现出差异性结果.因此,企业要完善支持长期创新投入的激励机制,提升员工技能结构与人工智能技术创新的动态适配度,使员工分享到提升知识技能的工资溢价增长,为人力资本的可持续投入奠定物质基础.     

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否促进绿色创新——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

基于2007—2020年上市企业的微观数据并匹配数字化关键词和绿色专利等数据，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绿色创新效应及其作用机制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显著促进了我国绿色创新水平的提升，且该影响在考虑各种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创新水平的影响效应随着专利类别、企业成长阶段、制度壁垒、融资约束、生存能力和技术需求等的不同而表现出一定差异。政府绿色补贴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绿色创新效应具有正向调节作用，在考虑专利周期后结果依旧稳健。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降低成本、提高要素配置效率及增加研发投入等方式，提升绿色创新水平。本文研究结论为推进企业数字化转型、提升绿色创新能力、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了较为明确的政策启示。     

长江经济带城市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及其动力机制研究

绿色技术创新兼具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与生态效益,对实现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推动作用.文章基于绿色技术创新的理论机理,采用超效率EBM模型从全国视角测度分析2017年长江经济带110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空间格局,进一步采用空间杜宾模型SDM探究长江经济带城市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内在驱动机制.结果表明:长江经济带城市绿色技术创新效率领先于全国平均水平,但上中下游地区差异显著,呈右偏"V型"空间格局,下游地区城市绿色技术创新优势突出;经济发展、政府支持、产业结构高级化是直接提升长江经济带城市绿色技术创新能力的主导力量,发挥着绿色创新核心驱动作用;环境规制、外商投资、产业结构高级化、企业效益对长江经济带城市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具有较强的空间溢出效应,但城市间绿色创新要素竞争严重.进一步增强长江经济带城市绿色技术创新能力,应加快地区绿色创新协同发展进程,加大政府绿色创新支持力度,优化环境治理模式,推动产业结构绿色高级化,提升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积极性.     

百业俱兴，环保先行：绿色变革型领导对员工绿色创新行为的影响

基于社会交换理论和社会认知理论,构建了绿色变革型领导对员工绿色创新行为影响机制模型。对270份问卷的实证分析表明：绿色变革型领导正向影响员工绿色创新行为;绿色组织支持感、绿色组织承诺均在绿色变革型领导和员工绿色创新行为之间起中介作用;绿色自我效能感分别调节绿色组织支持感、绿色组织承诺在绿色变革型领导和绿色创新行为关系中的中介作用。研究结果丰富了员工绿色创新行为的理论研究,对企业绿色管理实践具有一定的启示。     

湖南工业集聚对绿色创新效率影响研究 ——基于环境规制视角

基于SBM-DEA模型测算湖南省2011—2019年14个市、州工业绿色创新效率,并从环境规制视角建立面板门槛模型,探析专业化集聚与多样性集聚对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湖南省整体工业绿色创新效率趋于平稳,各地区工业绿色发展水平存在显著差异;2)不同集聚模式下,环境规制对绿色创新效率存在门槛效应.专业化集聚对湖南工业绿色创新效率存在一定程度的抑制作用;多样化集聚对绿色创新效率作用呈"U"型:低强度的环境规制并不利于工业集聚促进绿色创新效率提升,规制强度超过临界点后工业集聚开始对绿色创新效率呈现促进作用;3)政府应不断完善工业发展政策导向,引导工业向高端化、绿色化发展.同时充分考虑区域禀赋和环境规制差异,持续发挥多样化集聚优势.     

环境规制对矿业绿色发展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

选取了2004-2016年省级面板数据，采用动态面板模型和系统GMM估计方法，实证检验了环境规制对矿业绿色发展影响的直接机制、传导机制，以及区域的异质性。结果表明：环境规制与矿业绿色发展之间呈倒“U”型关系；环境规制通过技术效率与技术进步影响矿业绿色发展水平，环境规制与技术效率呈倒“U”型关系，环境规制与技术进步呈“U”型关系；东南沿海地区环境规制对矿业绿色发展暂未产生影响，而中西部内陆地区环境规制与矿业绿色发展呈倒“U”型关系。提出完善环境规制体系，因地制宜地设定环境规制强度；强化科学管理，提升技术效率；加强技术创新，推动技术进步等建议，不断提升矿业绿色发展水平。     

高新技术企业技术多元化对探索式创新的影响研究

高新技术企业技术多元化对探索式技术创新是相生还是相克?这一问题的厘清将有助于我国创新驱动战略的具体实施。本文利用2010—2017年科技部、国务院国资委和中华全国总工会认定的国家火炬计划重点企业为研究样本,分析了火炬计划重点企业中上市公司技术多元化对探索式创新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我国高新技术企业技术多元化与探索式创新之间呈"倒U型"关系,即:在一定技术广域内,探索式技术创新会相生于技术多元化,但是,技术多元化发展到一定程度会相克企业探索式创新;企业的吸收能力对技术多元化与探索式创新之间的"倒U型"关系具有显著正向调节作用。     

环保R&D投入是如何影响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

R&D投入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推动力及保障,基于基础性、创新成果转化及投入主体影响机制,阐述环保R&D投入如何影响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实证分析中央、地方及企业环保R&D投入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提升的影响。结果表明,中央环保R&D投入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提升的短期效应显著,地方环保R&D投入对于绿色技术创新效率提升的长期效应显著,企业环保R&D投入始终是推动绿色技术创新效率提升的重要力量。应通过加大中央和地方环保R&D投入、拓展企业环保R&D投入的融资渠道、妥善处理政府与企业环保R&D投入的关系及加强科研管理体制改革力度来提升绿色技术创新效率。     

高铁网络对制造业企业创新的动态影响

基于时间和空间维度的动态效应,研究高铁网络对沿线制造业企业创新的影响和机制,发现:(1)高铁网络增密对制造业企业创新存在显著的倒U型影响;(2)随着高铁网络不断增密,对于中国东部和低TFP水平的城市,高铁网络对其沿线制造业企业创新的倒U型影响更加突出;(3)沿线城市企业间的创新结构变化,是高铁网络动态影响沿线制造业企业创新的重要机制.提出政府应加强高铁网络建设的投资力度,合理引导制造业企业向高铁沿线城市集聚,构建"NN"型创新结构的制造业集群等,从而推动制造业企业高质量创新发展,以期为政府合理布局高铁网络和优化沿线制造业企业的创新结构,并有效激发沿线制造业企业的创新活力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