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规制与实体企业技术创新 ——基于FDI中介效应的检验

在环境规制、技术创新和外商直接投资（FDI）相关理论的基础上,利用2006年至2016年地区面板数据集,探讨了FDI对环境规制与实体企业技术创新关系的中介效应,并通过环境规制滞后一期和非参数Bootstrap抽样对中介效应的稳健性进行检验。结果显示：FDI作为中介变量确实影响环境规制与实体企业技术创新的“U”型关系,但FDI的中介效应在不同区域存在明显的异质作用,东部和西部地区较为显著,中部和东北地区则并不显著。因此,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既要丰富环境规制的“工具箱”,又要积极稳妥推进内陆地区进一步开放。     

绿色低碳发展、环境规制与企业绿色创新——基于中介效应与门槛效应的实证分析

研究立足于新常态下高质量发展背景，构建“经济—环境—社会”统筹协调的绿色低碳发展评价体系，聚焦于企业绿色创新在环境规制的发展影响路径中产生的中介效应与门槛效应，分析不同规制工具、不同地理区域的差异化作用机制。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具有显著中介效应和门槛效应。不同地理区域表现异质性中介效应：命令控制型规制下，绿色创新在东部地区产生显著负向传导效应，而在西部地区发挥微弱正向驱动效应；市场激励型规制下，东部地区绿色创新的正向中介效应占比极高，而西部地区未显现创新驱动效应；公众参与型规制的正向中介效应同样呈现“东部显著，西部不显著”分布特点且占比较低。不同创新水平表现异质性门槛效应。命令控制型规制呈现倒“U”型影响曲线，市场激励型规制呈现“U”型影响曲线，而公众参与型规制仅在高创新水平地区发挥激励效应。据此提出具有区域差异化特征的环境政策建议，加快提升区域绿色低碳发展水平。     

财政分权、环境规制与工业绿色发展——基于动态空间杜宾模型的实证分析

该文基于我国26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2007—2019年空间面板数据，运用DEA-Malmquist指数分析法测算工业绿色发展效率，并通过构建动态空间杜宾模型，实证分析了财政分权、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发展的影响及其区域差异。结果显示：我国工业绿色发展本身具有“时间惯性”和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财政分权抑制了工业绿色发展，环境规制与工业绿色发展存在非线性“U”型关系，环境规制下的财政分权仍显著抑制工业绿色发展。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的财政分权、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发展均存在显著负向影响，但西部地区不显著；财政分权与环境规制交互项在东北地区、中部地区对工业绿色发展均有显著负向影响，而在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     

环境规制对矿业绿色发展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

选取了2004-2016年省级面板数据，采用动态面板模型和系统GMM估计方法，实证检验了环境规制对矿业绿色发展影响的直接机制、传导机制，以及区域的异质性。结果表明：环境规制与矿业绿色发展之间呈倒“U”型关系；环境规制通过技术效率与技术进步影响矿业绿色发展水平，环境规制与技术效率呈倒“U”型关系，环境规制与技术进步呈“U”型关系；东南沿海地区环境规制对矿业绿色发展暂未产生影响，而中西部内陆地区环境规制与矿业绿色发展呈倒“U”型关系。提出完善环境规制体系，因地制宜地设定环境规制强度；强化科学管理，提升技术效率；加强技术创新，推动技术进步等建议，不断提升矿业绿色发展水平。     

环境规制、绿色技术创新与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基于中介效应及调节效应的实证检验

论文采用熵值法测度了2006-2017年我国30个省市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以绿色技术创新作为中介变量,通过动态面板的系统GMM方法,检验了环境规制、绿色技术创新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的作用关系,以及市场化程度的调节作用。研究表明:环境规制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U"型非线性影响,与绿色技术创新间存在先促进后抑制的倒"U"型态势,且绿色技术创新在两者关系中起到了部分正向中介的作用;市场化程度对环境规制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产生了负向调节作用,使环境规制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U"型曲线变得更为平缓。伴随着新时代我国市场化改革不断深入,应更加重视环境保护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作用,采取多种环境规制方式,适当提高环境规制强度,并加大绿色技术创新的政策支持。     

环境规制对企业出口贸易影响的实证研究——基于2004—2015年中国企业出口的省际面板数据

文章利用2004—2015年中国企业出口的面板数据,采用OLS和LSDV的估计方法,实证检验了中国环境规制水平对企业出口贸易的影响。研究表明,内生环境规制水平能有效提升企业出口竞争力,但严格的外生环境规制对企业出口贸易的影响呈U型。按区域划分进一步研究显示,东部和中部地区的外生环境规制与企业出口贸易间的关系呈倒U型关系,而西部却呈U型关系。因此,文章建议中国政府要提高环境规制,但需因地制宜,对不同地区实行弹性的环境规制政策,以实现中国各地区企业出口竞争力稳定均衡地提高。     

环境规制对西部地区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研究 ——基于环境规制政策工具的视角

该文立足于研究环境规制与绿色经济效率的关系,在采用Super-SBM模型测算西部地区绿色经济效率的基础上,运用面板门槛模型分析了不同环境规制政策工具对西部地区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研究结论显示:西部地区绿色经济效率整体呈波动式下降,各省间绿色经济发展存在明显差异;环境规制对地区绿色经济效率存在显著抑制作用;不同环境规制政策工具对西部地区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不同,行政型环境规制与绿色经济效率呈倒"U"型关系,市场型环境规制对绿色经济效率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对绿色经济效率存在抑制作用。因此,政府看清西部地区绿色经济运行形势,选择恰当的政策工具,制定强度适宜的环境规制,有助于实现西部地区环境保护和绿色经济效率提升的"双赢"目标。     

环境规制对生态韧性的影响

在国家高度重视生态文明与绿色发展的背景下,环境规制是否影响以及如何影响生态的韧性更加值得探讨。基于“本地—邻地”效应的视角,以中国大陆30个省（市、区）为研究样本,运用空间计量模型实证分析了2007—2019年环境规制对生态韧性的影响及其空间异质性,并检验了技术创新的中介效应。结果表明:（1）环境规制能有效提升本地生态韧性,相较于非正式环境规制,正式环境规制作用力度更为强烈;环境规制对本地生态韧性的影响存在空间异质性,即东、中部地区具有促进作用,西部地区具有显著的阻碍作用。（2）技术创新在环境规制影响生态韧性过程中发挥着中介效应,且在正式环境规制中更为强烈。（3）环境规制对邻地生态韧性具有正向空间溢出效应,相较于正式环境规制,非正式环境规制作用力度更为强烈。上述研究结论为如何利用环境规制提升中国生态韧性提供了决策参考。     

中国区域工业最优环境规制强度选择——基于全要素能源效率视角

运用中国28省(市)1995—2013年的工业面板数据和DEA-SBM模型,测算包含非期望产出的中国省际工业全要素能源效率,并通过门槛面板模型从全要素能源效率视角判断中国环境规制强度的最优选取。结果表明,东部存在双重门槛效应,而中部环境规制与能效呈扁平U型关系,西部地区存在最优规制区间。对比当前规制力度可知,现阶段东部可在现行规制标准的基础上保持稳定;中部可以考虑适度加强环境规制;西部,内蒙古等5省规制强度有待提高,贵州等省份则需谨慎对待规制强化,可以更多考虑通过技术引进与创新等手段来促进双效率的提升与改进。     

环境规制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不断深入，政府通过环境规制政策来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TFP），这对于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基于全国2003—2016年261个地级城市的面板数据，采用兼有径向和非径向特点的EBM-Windows-Malmquist-Luenberger模型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动进行测算，运用广义矩估计（GMM）模型和非可加性面板分位数回归（QRPD）模型分析环境规制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变动的影响。研究发现:（1）中国东部、中部、西部以及东北部的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变动呈现出“倒U形”的特点，且纯技术效率变动是影响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变动的主要因素；（2）环境规制与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并不存在正向或者负向的线性关系，而是存在显著的“倒U形”关系；（3）不同分位点上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变动的影响表现出明显的异质性，即在较低的分位点上环境规制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更大，较高分位点上环境规制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相对较小。     

高质量发展视角下我国环境规制减贫致富效应研究

从"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高质量发展理念角度出发,本文提炼出衡量发展质量的五大维度,并以之为作用路径探讨环境规制对减贫致富的作用机理。在此基础上,本文以2005—2018年中国大陆284个地级城市面板数据为研究对象,实证分析我国环境规制的减贫致富效应。研究结果显示:环境规制对减贫致富的影响经历一个由阻碍到促进的"U"型变化;不同区域的环境规制对减贫致富呈现出差异性特征,西部地区环境规制对减贫致富的阻碍作用最大,中部地区次之,东部地区最弱,且东部和西部地区环境规制的作用效果表现为"U"型关系;环境规制对减贫致富存在"双重门槛效应"。当环境规制低于低门槛值时,环境规制将阻碍减贫致富进程。当环境规制处于两个门槛值之间时,环境规制对减贫致富的作用效果不显著。当环境规制强度大于高门槛值时,环境规制会促进减贫致富。     

环境规制、R&D资本存量与绿色技术创新

科技创新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需要持续的R&D投入,而R&D资本存量正是衡量持续研发投入水平的最佳指标。本文基于BEA原理,合理测算出中国大陆30个省区市（西藏除外）的R&D资本存量,并采用省际面板数据,构建空间计量模型,探讨环境规制下R&D资本存量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机制。研究表明：环境规制与R&D资本存量对绿色技术创新均具有促进作用,但一定强度的环境规制会挤占R&D投入资源,与R&D资本存量的累积发生“负挤出效应”,进而影响绿色技术创新;同时,R&D资本存量、环境规制对中国东部、中部与西部地区的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呈现显著的区域异质性。因此,本文提出了制定差异化的R&D投资和环境规制策略。     

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对碳排放效率的影响

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会对市场的资源配置产生不同影响，进而对碳排放效率产生明显的差异作用。基于全要素视角，运用非径向、非角度的SBM超效率模型对中国2008—2016年30个省市的碳排放效率进行测算，以此为基础，探求命令控制、市场激励与自愿意识三种环境规制类型对中国不同区域碳排放效率产生影响的差异性。结果显示:（1）全国层面上，命令控制型、市场激励型与综合环境规制强度同碳排放效率间呈现“U形”变化趋势，即随着环境规制强度的增强，影响的主导力量由“倒退效应”转变为“倒逼效应”；（2）区域层面上，东部地区命令控制型平均规制水平已跨越曲线拐点，实现“倒逼效应”，但中部与西部地区尚未超过拐点值，而对于市场激励型与自愿意识型环境规制，目前各区域“倒退效应”仍处于主导地位；（3）三大区域中，东部地区依靠市场激励手段解决环境问题更有效率，而对于中部与西部地区而言，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仍处于主体地位，且能够发挥更有效的作用。针对不同地区提出选择科学的环境规制工具，制定合理的环境规制强度等政策建议。     

中国绿色技术的创新绩效与扩散动力

在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资源和环境的约束日趋强化,绿色技术逐渐成为解决环境问题与经济协调发展的关键途径。将绿色技术和一般技术加以区分,构建中国绿色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关系的非线性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模型。通过检验绿色技术创新的绩效判断经济利益是否已成为绿色技术扩散的有效驱动力量。基于中国1991-2010年绿色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数据,采用面板数据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实证分析,揭示出中国绿色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U”形关系,并求得中国绿色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负效应发生转换的转折点,针对东、中、西部地区比较了各自转折点发生的时间,发现东部地区“U”形关系出现最早,其次是中部地区,最后是西部地区。     

环境规制对中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区域不平衡的影响

基于环境规制实际强度与拐点强度距离视角解读了中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区域不平衡的形成机理,并依据2001—2019年中国省（区、市）工业部门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显示：环境规制实际强度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呈“U”形关系,中国环境规制因实际强度整体较弱而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是负向的,但样本期末环境规制的实际强度已迈过拐点强度,继续严格实施环境规制有助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由于企业技术创新能力较强和行业结构绿色化程度较高,东部地区的环境规制拐点强度较低,其与中西部地区的差距在逐步拉大;在中国区域间环境规制政策非均衡实施的背景下,东部地区环境规制实际强度相对于中西部地区明显较高,而环境规制拐点强度又较低,即环境规制实际强度与拐点强度的距离较大,导致东部地区原本领先于中西部地区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优势进一步彰显,中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区域不平衡问题不断加剧。     

环境规制与绿色工业全要素生产率——基于我国 30 个省市的实证分析简

本文以结合方向距离函数的环境绩效ML指数为基本方法,以20011011年我国30个省市环境规制及工业经济的数据为基础,测算各省市绿色工业全要素生产率,并构建面板数据模型,分析环境规制对我国绿色工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我国各省市绿色工业全要素生产率比传统工业全要素生产率都要低,各省市均存在以牺牲环境换取经济发展的现象;西部地区在环境约束时工业全要素生产率下降幅度最大,而中部和东部地区下降幅度递减,西部地区以环境成本实现工业增长的特征最为明显;环境规制对绿色工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有正的影响,但对各区域的影响程度随工业绿色发展水平的提高而降低;技术创新、外商直接投资等也是影响绿色工业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因素。     

环境规制与区域创新水平：抑制还是促进?

基于2004-2020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采用面板二项式回归模型探究环境规制对区域创新水平的影响。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对全国区域创新水平的影响表现为先抑制后促进的“U”型特征，这一结论在规避内生性问题以及变换核心变量测度方式等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在东、西部地区，环境规制对区域创新水平的影响和全国区域保持一致，但是在中部地区，环境规制对区域创新水平主要表现为抑制作用；在作用程度上，东部大于中西部。此外，产业结构、财政科技投入、研发人员、经济水平对区域创新具有不同程度的促进作用。因此，地方政府应因地制宜制定环境规制政策，同时要优化产业结构、增加科研投入，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中国绿色物流效率评价与提升路径研究

基于非期望产出的超效率SBM模型,对2012—2018年中国30个省区市的绿色物流效率进行测度,并将测度结果用于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研究发现,中国近年绿色物流效率呈现“W”型波动态势,东部效率最高,中部其次,西部最差,上海、河北和安徽是绿色物流高效率地区。全国视角下绿色物流高效率组态形式有6种,依据变量的组合形式分为技术经济型、产业主导型、政府干预型和全面型高效率路径。从区域视角下组态路径探索中发现,东部地区高效率源自经济环境的富足和良好的技术创新环境,中部地区得益于优质的产业环境和技术环境。此研究为绿色物流定量评价提供了新的视角,研究结论可为区域绿色物流高效率发展提供支持性证据,为中国绿色物流实践提供有益启示。     

金融集聚能否提升绿色技术创新水平?——基于环境规制与产业结构调整的门槛视角

采用我国30个省市地区2005—2019年的面板数据，通过构建面板门槛模型，解析了环境规制、产业结构调整约束下金融集聚与绿色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金融集聚与绿色技术创新均呈现出东部最高，中西部较弱的分布特征；在正式环境规制约束下，金融集聚与绿色技术创新的关系呈现出“强促进-弱促进”单门槛的特征；非正式环境规制约束下，二者具有“抑制-促进”的单门槛关系；以产业结构调整作为门槛变量时，二者存在“促进-抑制”的单门槛关系。未来政府应制定合理的正式环境规制制度，使金融集聚与绿色技术创新的关系尽快位于强促进区间内；同时，充分发挥非正式环境规制的监督作用，强化国民对企业污染行为的监督作用；并重视外资引进质量，规范外商投资行为；西部地区则可适度提高产业结构调整强度，但也应避免盲目追求产业结构的最高形态，防范落入产业空心化和实体空心化的陷阱。     

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对全要素能源效率的影响

不同类型环境规制会使市场资源配置发生不同转变,进而对全要素能源效率产生不同影响。基于2003—2018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将环境规制分为正式、非正式两种类型并构建综合指标评价体系,运用SBM和共同前沿模型相结合测度考虑地区生产技术差异的全要素能源效率,利用面板门槛和中介效应模型从直接和间接两个维度研究环境规制在促进全国全要素能源效率提升过程中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正式环境规制对中国全要素能源效率提升发挥积极影响,但当其超过合理阈值时将减弱;非正式环境规制对中国全要素能源效率的影响呈先抑制、后促进的“U形”趋势。正式、非正式环境规制可通过影响技术创新和外商直接投资间接促进全要素能源效率的提高,且非正式环境规制的促进作用更强;产业结构升级在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影响能源效率过程中存在遮掩效应,且非正式环境规制的遮掩效应更大。因此,应进一步优化环境规制工具,以科学的环境规制政策促进企业创新能力的提升和高质量外商投资的增加,增加全要素能源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