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藏区宗教一些问题的辨析

(三)噶举派 噶举意为口传(),亦有因它的创始人玛尔巴译师却吉罗追(一○一二——一○九七)、米拉日巴(一○四○——一一二三)等人在修法时,曾着白衣,以及这个教派的各个支派中日朝巴(山居静修僧)也有穿白色袈裟和禅裙者,所以叫做白传()。其实际意义,如土观在《诸派源流》中所讲:“领得亲教主持传承之意。”噶举派是一个派系众多的教派,有     

词品与人品——再论晏几道(续《灵谿词说》之十二)

1982年6月,我写了一篇《论晏几道词》(先发表于《四川大学学报》1982年第三期,后来收入《灵谿词说》中),论其词兼及其为人。后来,与我合撰《灵谿词说》的叶嘉莹教授于1983年8月又写了一篇《论晏几道词在词史中之地位》一文(亦是先发表于《四川大学学报1983年第四期,后收入《灵谿词说》),对晏词进行了更深入的剖析。文中将晏几道     

《曲考》非《剧说》辨析

清人焦循所著《剧说》一书,是一部研究中国古典戏曲的历史文献,历来为戏曲史家所推崇。中国戏曲研究院编辑的《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出版)收录了是书,并在《剧说提要》中介绍说:“焦氏尤好戏曲,著有《曲考》、《剧说》及《花部农谭》。《曲考》今不传,但可于《扬州画舫录》所载《曲海目》一条见其大概。”的确,李斗《扬州画舫录》中对《曲考》首先有所录载,随后支丰     

《说林》《储说》文体探析

《说林》《储说》是《韩非子》中最具有文学特色的部分,目前对二者的专章研究并不多,且其文体定性存在争议。探究《说林》《储说》中“说”及“说体”源流,辨析“寓言”说、“小说”说、“连珠体”说的得失,认为《说林》《储说》是“说体”文。     

关于“摄提”的考究

古今研究《楚辞·离骚》的学者,对于《离骚》中“摄提”一词的解说,大多数是趋向一致的。“摄提”者,是指屈原出生的年分--寅年。顾炎武《日知录》说得很明确:“摄提,岁也;孟陬,月也,庚寅,日也;屈子以寅年寅月寅日生。”陆侃如在其《楚辞选》中说:“摄提,是寅年的别名。”     

《论语》中“说”字本义论析——以《左传》中“说”的用法倒推

"说"字在《左传》中出现了约95次,根据其所在的上下文,可以分析归纳出其本义是"敬服"。把这个本义套用到《论语》中出现"说"字的全部18处句子都能贯通解释。《左传》和《论语》中"说"字的使用有细微的差别。《论语》第一句"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的深刻意义是:学而行之才是真正的学习。     

从“呐喊”美学到“苦闷”美学——鲁迅翻译传播《苦闷的象征》之深层动机研究

在鲁迅美学思想的研究中,鲁迅1907年撰写的《摩罗诗力说》和1924年翻译的《苦闷的象征》特别值得重视。鲁迅在对《苦闷的象征》的翻译与传播中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热情,探讨其深层动机是研究鲁迅前后期美学思想的继承与变化的重要线索。时《摩罗诗力说》与《苦闷的象征》的比较与分析,可以发现两者之间在核心观点上高度一致,《苦闷的象征》比《摩罗诗力说》在理论方面更为系统与完整。研究表明,翻译《苦闷的象征》实质上是鲁迅在传播自己的美学思想。这是鲁迅翻译、传播《苦闷的象征》的深层动机。     

《说岳全传》成书年代考

清代讲史小说《说岳全传》的成书年代存在康熙二十三年和乾隆九年两种说法。康熙二十三年成书说的三条立论依据并不坚实,存在漏洞。从梳理《说岳金传》中引用的《兴唐传》、《北宋金枪倒马传》、《飞龙传》等评话和小说以及《飞龙金传》和《听雨轩笔记》等资料中记录的信息来看,以上作品有文字可循的确切年代都是在乾隆年间,再加上评书艺人柳敬亭的表演内容和《说岳全传》各版本传承关系等侧面证据,从而支持了《说岳全传》的乾隆九年成书说。     

明代散曲家薛论道生平考辨

关于薛论道生卒年的推论比较盛行的一种观点是谢伯阳在《全明散曲》中提出的约生于嘉靖十年(1531),约卒于万历二十八年(1600)说。根据对清代地方志《定县县志》、胡汝钦《林石逸兴序》、新安吴京《林石逸兴引》以及《明史》中有关许襄毅公许进及其子恭襄公许论和戚继光等人的有关传记和薛论道《林石逸兴》中有关其年龄记述的考证,认为薛论道约生于嘉靖十年(1531)一说,存在许多值得商榷之处,其生年应在1520年左右。     

王羲之生卒年辨证

王羲之的生卒年,历来众说纷纭,就我所见,至今已有五说。一说是公元321—379年。此说源出羊欣《笔阵图》:王右军年三十三书《兰亭序》。清学者钱大昕根据此说,在他的《疑年录》中载:“王逸少,五十九,生大兴四年辛巳,卒太元四年己卯。”大兴四年为公元321年,太元四年为公元379年。今人史学家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采用此说。新编《辞海》也用此说。二说是公元303—361年。此说源于唐张怀瓘《书断》。《书断》载:“王羲之……升平五年卒,年五十九。”升平五年为公元361年,逆推生于太安二年,即公元303年。宋代学者黄     

王实甫居家定州考析(六则)

对元杂剧《西厢记》作者王实甫 (名德信 )的籍贯 ,历来学者大都持元钟嗣成所著《录鬼簿》中“王实甫大都人”之说。大都在元代覆盖面很广 ,不能确切地说是大都城抑或它管辖内的一个什么地方。 1953年孙楷第先生在其著《元曲家考略》中提出王实甫籍贯定兴说。我们提出王实甫居家     

张载“诗说”的诠释特色

张载《诗说》的研究现状与其学术价值极不相称,有继续研究的必要。张载《诗说》以“置心平易,以意逆志”为诠释理念,这在他的三大《诗》论中有充分的体现;以顺天、尊君为诠释内容,这在他说“顺帝之则”、说文王必敬事商纣、说后稷之生中有充分的体现。在诠释方法上,以诗、《易》、“气”说《诗》,此则张载《诗说》独有;以古礼、情理、文理解《诗》,是宋儒解《诗》的常用方法。张载《诗说》并非皆合《诗》旨,却是时代尊君思潮的反映,故而值得研究;其诠释方法并非全都新颖,但这些“陈旧的方法”却参与了宋代《诗》学的共构,故而值得关注。     

《金瓶梅》当成书于万历中期

关于《金瓶梅》成书的年代问题,中外研究者们有好几种说法。主要有两大说:一说成书于明代嘉靖年间(简称“嘉靖说”);一说成书于明代万历年间(简称“万历说”)。“嘉靖说”是一种旧说,而且据的是传闻,没有扎实的根据。到1933年7月,郑振铎在《文学》第1卷第1期上发表《谈<金瓶梅词话>》一文,认为“《金瓶梅》是作于万历三十年左右,”第一个同旧说进行挑战。次年(1934)1月,吴晗在《文学季刊》创刊号上发表《<金瓶梅>的著作时代及其社会背景》一文,认为“《金瓶梅》的成书时代大约是在万历十年到三十年这二十年(公元1582—1602)中。”后来主张“万历说”的越来越多;黄霖先生认为《金瓶梅》成书于万历二十年(1592)左右,更为精     

《文子》与《淮南子》究竟谁抄谁的

众所周知,《文子》与《淮南子》有大量相同的文字和章节,究竟谁抄谁的呢?过去多认为是《文子》抄袭了《淮南子》。如章炳麟《菿汉微言》说:“今之《文子》,半袭《淮南》,所引老子,亦多怪异,其为依托甚明。”《文子》被认为是伪书的典范,被斥为“伪中出伪”。一九七三年,河北定县西汉前期古墓中发现了《文子》竹简,《文物》一九八一年第八期《定县40号汉墓出土竹简简介》中说,已整理出与今本《文子》相同的文字六章,部分或系佚文。时至今日,人们仍未见到由竹简整理出的《文子》。学术界虽有唐兰、艾力农等人力主《文子》为先秦古籍,但因《简介》所引简文仅数十字,伪书说又根深蒂固,至今仍持怀疑、     

关于茅盾第一篇文学论文辨

关于茅盾的第一篇文学论文,众说不一,现予以比较:其一,叶子铭、孙中田说。叶子铭在《论茅盾四十年的文学道路》中说:“茅盾最早的文学论文”是《新旧文学平议之评议》。孙中田在《论茅盾的生活与创作》中说:“茅盾在他早期文艺论文中”,即“在他一九二○年写的《新旧文学平议之评议》中,……云云。     

我与书的故事

苏联文学家高尔基说：“爱书吧!书是知识的源泉”。我国古代文学家在《大学》（与《中庸》、《论语》、《孟子》合称“四书”）中说：“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     

略述徐锴《说文解字系传》

徐锴字楚金,生于后梁贞明6年(公元920年),卒于宋开宝7年(公元974年),活了54岁。曾作过文林郎守秘书省校书郎、集贤殿学士。生平著述很多,今仅存有《说文解字系传》(以下简称《说文系传》或《系传》)和《说文韵谱》。本文拟就《说文系传》的内容谈几点看法。一、祛妄与勘误徐铉在进《说文解字》表时曾说:“唐大历中李阳冰篆迹殊绝,独冠古今,自云斯翁之后直至小生,此为不妄矣。于是刊定《说文》,修正笔法,学者师慕,籀篆中兴。然颇排斥许氏,自为臆说。夫以师心之见,破先儒之祖述,岂圣人之意乎?今之为字学者,亦多从阳冰之新义,所谓贵耳贱目也。”徐锴在《系传》的“祛妄”篇也说:“《说文》之学久矣,其说有不可得而详者,通识君子所宜详而论之。楚夏殊音,方俗异语,六书之内,形声居多。其会意之字,学者不了,鄙近传写,多妄加声字,     

亲亲与尊尊：先秦儒家对父母 服三年之丧礼意解读的再检讨

有关三年之丧的礼意解读,笼统地说不外"亲亲"与"尊尊"。然而,先秦的不同文献中,或有偏主"亲亲",或有偏主"尊尊"。就文献而论,有三种基本的立场:《丧服》经传主"尊尊"说,《论语.阳货》与《礼记.三年问》主"亲亲"说,而《丧服小记》、《大传》与《丧服四制》等《礼记》中的文献则主尊亲并重说。即便如此,在不同的文献中,"亲亲"与"尊尊"的具体内涵亦颇有出入。因此,当我们论及"亲亲"与"尊尊"之原则时,恐怕不可一概而论,而当根据其具体的文献背景来厘清其应有的内涵。     

《明宫史》校辑者吕毖的生平

我曾在《关于“明抄本<立斋闻录>”和“明刻本<宫闺秘典>》一文(见本刊一九七九年第五期)中由谈《宫闺秘典》而谈到《酌中志》和吕毖校辑的《明宫史》。拙作中之说吕毖是“明太监”,主要是依据《四库全书总目》卷十六史部部“《明宫史》”的“提要”的,当时曾参考过清莫友芝《持静斋藏书纪要》中《明朝小史》“提要”所记的吕毖事迹,这“提要”中虽也说吕毖“《四库总目》以为(?)明宫监”,但又说“苏城西南灵岩山下小桃源是毖隐居处,有墓碑记其辟谷及祷雨异证,     

回本溯源——论《长恨歌》的感伤主题

《长恨歌》的主题,有讽喻说、婉讽说、爱情说、隐事说、感伤说、多重主题说和无主题说等。白居易在自编诗集中将其归入＂感伤＂类,这是探讨《长恨歌》主题的本源,研究者在探讨《长恨歌》主题的时候应该充分尊重作者写作《长恨歌》的本意。本文在《长恨歌》主题研究回顾的基础上,立足于中唐杨妃故事的传播与接受状况,从《长恨歌》和《李夫人》之对读中去理解＂恨＂之释义,以及从白居易的人生经历等方面去解读《长恨歌》的感伤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