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德格尔的存在之思——从阿伦特与雅斯贝尔斯的视角看

阿伦特从海德格尔的远离世界的居住地告别了海德格尔.在阿伦特看来,海德格尔通过自身祖传的居住地,并且通过自身思维中的经历,对思想深思熟虑,把冷静,即不愿意的意欲归于真正的思维所有.雅斯贝尔斯把真正的存在之思视为主客分裂之中发生的存在之思,并强调这种存在之思的真理证实需要人际交往之中行动的思维.在雅斯贝尔斯看来,海德格尔的存在之思不仅是无神的,也是无交往的,因而是无世界的.在海德格尔那里,并不清楚所信奉的东西和所爱的东西是什么.海德格尔在真理的尺度下,抛弃了哲学思维活动.     

雅斯贝尔斯教育方法论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启示

雅斯贝尔斯对教育方式进行了系统分类与深刻理解,在教育方法上强调交往、注重自我教育、推崇对话.根据雅斯贝尔斯关于教育方法的思想能实现对传统灌输教育的改造.同时,在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中强化交往、体验、对话等方法的运用正是体现了雅斯贝尔斯教育方法论的思想.     

人的自我实现--论雅斯贝尔斯生存哲学的道德涵义

雅斯贝尔斯并没有构筑严格意义上的道德哲学.但是,在对边缘境况和生存交往的分析和反思中,雅斯贝尔斯探讨了一系列道德态度,而这些道德态度构成他的生存哲学的规范涵义.     

从历史清算、普遍交往到世界公民——卡尔·雅斯贝尔斯与汉娜·阿伦特的对话

雅斯贝尔斯与阿伦特之间的对话持续了一生之久,正是彼此尊重和相互理解把最初的师生关系转变成了一种伟大的友情。本文重点考察了战后两人对话中所涉及的若干政治主题:罪责问题、交往与行为、人性、人类和世界公民等。与历史清算相关的罪责问题成为战后他们智力对话的重要契机。雅斯贝尔斯的交往理论诉诸公开对话和精神之战,阿伦特行为理论诉诸积极生活和言说行为。他们的对话不是通过抽象化的人,而是通过具体的公共对话与普遍交往,提供了关于人类与世界公民的一个可以期待的范例。     

中国:第二家乡——雅斯贝尔斯与中国的相遇和关系

雅斯贝尔斯与亚洲,特别是与中国相遇,他把中国视为"第二家乡".雅斯贝尔斯之所以转向东方的思想和生存,首先是因为他意识到了今日人们称作全球化的东西.早在20世纪30年代初,雅斯贝尔斯就表明,世界哲学的时代已经到来.雅斯贝尔斯世界史观的原创性在于他舍蓄地批判了西方与东方之间某种简单的二元性.在他看来,亚洲文化是欧洲文化必要的补充,欧洲与亚洲之间的相互谅解是绝对必要的.     

描述·说明·理解——卡尔·雅斯贝尔斯与精神病学新方法

卡尔·雅斯贝尔斯的《普通精神病理学》是现象学精神病理学和理解心理学的代表作,对20世纪精神病理学思想和精神病学思想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雅斯贝尔斯倡导人文科学的精神病学,把现象学方法应用于精神病理学研究,创立了现象学的精神病理学;他描述了发生学的理解方法,建立了理解的心理学;他的临床精神病理学开创了欧洲临床精神病学的新纪元。雅斯贝尔斯创立了一系列精神病学的新方法:现象学描述、因果说明、发生学理解。通过区分可理解关系与因果关系、理解与说明、发展与过程,雅斯贝尔斯指明了一条通达心灵生活的途径。     

雅斯贝尔斯与康德——雅斯贝尔斯如何革新康德的自由观

雅斯贝尔斯全部哲学中的一条主线是康德哲学。雅斯贝尔斯接受了康德的自由理念 ,认为自由是人的根本现实。但是 ,当他用生存 -超越者关系来解释康德的自由观时 ,实际上改变了康德的思想 ,把哲学推进到远远超出康德的阶段     

多元方法论研究的新成果——读金寿铁著《心灵的界限——雅斯贝尔斯精神病理学研究》

《心灵的界限———雅斯贝尔斯精神病理学研究》是金寿铁同志以吉林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的名义问世的新作。这本书可以说是作者多年潜心研究的成果。在卷帙浩繁的德文资料的基础上 ,该书以雅斯贝尔斯 (ＫａｒｌＪａｓｐｅｒｓ,1883- 196 9)的现象学精神病理学为切入点 ,集中探讨了精神病理学的一般哲学基础及其方法论问题。其独到的见解与严格的批判精神 ,为跨学科的多元方法论的研究 ,做出了不可多得的贡献。雅斯贝尔斯在心理学史和精神病理学史上 ,具有不可磨灭的地位。他以其对 2 0世纪精神病学的理论和实践所产生的巨大影响 ,而与Ｅ·克…     

人类哲学思维的共同背景和本原——关于马克思与雅斯贝尔斯的理性概念

通过对比分析马克思与雅斯贝尔斯的理性概念,指出理性不仅是人类哲学思维的共同背景和本原,也是人类创造性劳动过程的共同背景和本原。马克思致力于哲学的"实现"即一种理性哲学,这种理性哲学试图塑造现实世界而不停留于空洞的反思知识,但它又不满足于单纯的实证知识的功能。在寻求新的哲学理性形式的道路上,雅斯贝尔斯追寻马克思哲学理性概念的历史踪迹,不是放弃近代的理性方案,而是通过区分和内在的批判性划界,维持和发展了近代理性方案的真正的、解放的可能性。雅斯贝尔斯以全新的方式开辟了"存在空间",把哲学逻辑学的理性交往知识旨趣移入世界政治和世界哲学视域之中,从而以新的总体交往方式促进全球人类交往过程。我们时代理性的联合反对理性的毁灭,恢复哲学理性是至高无上的原则。     

雅斯贝尔斯与阿伦特:历史记忆和新的开端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纳粹时期的历史记忆促使卡尔.雅斯贝尔斯与汉娜.阿伦特一同告别旧欧洲传统,走向世界主义,成为世界公民。鉴于原子弹造成的新的世界现实,雅斯贝尔斯把创建世界哲学视为时代的必然任务,致力于一种以世界秩序和政治自由为目标的世界政治。对极权主义因素和起源的反思,促使阿伦特与旧的欧洲传统及其哲学概念决裂,倡导一种没有传统的概念,即一种没有扶手的思想,致力于基于开放性对话和交往的一种人道的、有人类尊严的新世界。     

哈贝马斯交往概念的思想起源

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不同于马克思的交往理论，它以雅斯贝斯的交往理论为思想来源，并在接受这一思想来源时经受了阿伦特的交往理论起到的中介作用，从而形成了哈贝马斯立足于公共领域的交往思想。     

生存是超越的终极依归——试析雅斯贝斯哲学的一个维度

在雅斯贝斯的生存哲学中，作为可能性的生存是自我选择和创造的，但它并不是自足的，而须以超越为终极依归。超越作为绝对的实在，扬弃了生存的自由选择，奠定了个体生存的自我确定性，也使生存拥有了时间中的永恒。     

元代新安理学从“唯朱是宗”到“和会朱陆”的转向

元初的新安理学家以宗朱为特征。他们奉朱熹之说为圭臬,做了大量的理学义理普及与文献整理工作,陈栎、胡一桂、胡炳文是其中代表性人物。唯知株守朱学常常会产生流弊,使朱学流为训诂之学。以朱升、郑玉、赵为代表的新一代新安理学家开始寻求突破,从而使新安理学出现了“和会朱陆”的转向。朱升以“尊德性”统摄“道问学”,郑玉力倡朱陆之同,而赵则认为朱陆“早异晚同”。新一代新安理学家“和会朱陆”思想,其实就是想用陆氏“发明本心”的思路来纠正宗朱学者偏执于语言训诂的流弊。     

历史认识真理标准的三家十二说——新时期历史认识论研究学案之二

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认识论研究中，历史认识检验是学者们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中国学者二般都肯定历史认识具有可检验性，因而也承认历史认识具有客观真理性。但是，在历史真理观问题上，却存在着较大的意见分歧，出现了历史真理一致论、历史真理时代一现实符合论、历史真理“历史真实”符合论等不同于一般历史真理符合论的看法。在历史认识真理标准问题上，也出现了各种不同表现形式和存在形态的社会实践标准说、时代～现实标准说、在历史哲学史上独树一帜的“历史之真”标准说等三家十二种代表性的观点。新时期以来的历史认识检验问题研究，既取得了明显的成绩，也存在着不足甚至误区，在许多方面需要进一步展开和深入地研究。     

"唯一的结构"与"生存的历史性"--一种对雅斯贝尔斯"轴心时代"思想的阐释

以祈向超越之维的生存哲学进入文化史的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当其把哲学的慧眼投向与人的自由选择和生存交往关联着的历史时,也便自然地由此提出了一种独具人文智慧的历史哲学。本文通过在历史绝对主义与历史相对主义所构成的张力下悉心体悟雅氏历史哲学中的核心范畴“轴心时代”,以期对关涉其历史哲学枢机的“唯一的结构”有所省思;并借着对他的“生存辩证法”与“生存的历史性”的阐说,试图对“轴心时代”涵贯的人文意蕴有所掘发。     

论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研究的哲学基础

如何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是当前思想政治教育中面临的主要困境,要解决好这个问题,就应该探寻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研究的哲学基础,从根源上找到解决问题的理论支撑和方法论基础。本文将从人的本质和全面发展理论、马克思的需要理论、马克思关于真理的学说及马克思关于矛盾特殊性的学说等四个方面进行深入研究和系统论述。     

法藏“真妄互融”的语言哲学思想探究

法藏吸收了唯识学有关语言的看法,并发展其师智俨关于法界缘起的理论,统摄了世间法与出世间法,统一了虚妄分别的世界和恒常不变的法界,将语言的"染",变为了"净",得出语言可以显示诸法实相的结论,从而改变了中观以来的去除名言戏论才能获得诸法实相的观点,扭转了唯识学世间与出世间的割裂,表现出了对世间、对言说的尊重,从中可以看出法藏"真妄互融"的语言哲学思想。     

中国何来“轴心时代”?(上)

雅斯贝斯的"轴心时代"理论在20世纪80年代介绍到中国时,正值中国社会处于一个特殊的转折时期。雅斯贝斯将人类历史划分为史前、古代文明、轴心时代和科技时代四个基本阶段,其中,第三阶段以公元前500年为中心,东西方同时或独立地产生了中国、印度、巴勒斯坦和希腊四个轴心文明。虽然这一理论具有反西方中心论的意味,但也必须注意到,在雅斯贝斯所划分的整个人类历史上,只有中华文明跨越着全部四个阶段,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到第二阶段绝灭了,古希腊文明则在第三阶段才开始。追溯民初以来学者早已开始的东西文明比较,更多关注的是在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和中华文明的第二阶段上。20世纪初兴起的疑古思潮将中国古史"砍掉一半"、"打个对折","轴心时代"理论则恢复了晚周诸子学的合法性,但它同时继续漠视三代王官学,而三代王官学正是晚周诸子学乃至整个中华文化的源头。"轴心时代"理论与中华文明对接中的偏差,其影响将是流与源的颠倒、反题与正题的倒置和各期学术史的逐次错位。     

巴赫金对话交往理论初探

巴赫金的对话交往思想，把人看作是交往中的存在，肯定语言是交往的中介，强调交往的主体间性，认为人的自由、平均的交往才是人的真正解放。巴赫金的交往思想不仅与马克思的交往思想有许多相通之处，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是对马克思交往思想的丰富和发展。     

中国何来“轴心时代”?(下)

雅斯贝斯的"轴心时代"理论在20世纪80年代介绍到中国时,正值中国社会处于一个特殊的转折时期。雅斯贝斯将人类历史划分为史前、古代文明、轴心时代和科技时代四个基本阶段,其中,第三阶段以公元前500年为中心,东西方同时或独立地产生了中国、印度、巴勒斯坦和希腊四个轴心文明。虽然这一理论具有反西方中心论的意味,但也必须注意到,在雅斯贝斯所划分的整个人类历史上,只有中华文明跨越着全部四个阶段,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到第二阶段绝灭了,古希腊文明则在第三阶段才开始。追溯民初以来学者早已开始的东西文明比较,更多关注的是在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和中华文明的第二阶段上。20世纪初兴起的疑古思潮将中国古史"砍掉一半"、"打个对折","轴心时代"理论则恢复了晚周诸子学的合法性,但它同时继续漠视三代王官学,而三代王官学正是晚周诸子学乃至整个中华文化的源头。"轴心时代"理论与中华文明对接中的偏差,其影响将是流与源的颠倒、反题与正题的倒置和各期学术史的逐次错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