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性服务业对外开放对产业融合的影响——基于行业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促进制造业与服务业的深度融合是实现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应有之义,而扩大生产性服务业对外开放则是推进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融合的有效手段。基于2004—2014年的行业面板数据,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并结合工具变量法,从整体和细分行业角度考察了生产性服务业对外开放对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融合的影响。研究发现:从整体来看,以生产性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和服务贸易为代表的生产性服务对外开放有助于促进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的产业融合;从分行业来看,运输和通信服务对外开放对提高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产业融合的影响最为明显,金融服务、租赁和商务服务对外开放也有利于促进产业融合,而计算机和信息服务对外开放对产业融合的影响并不显著。要通过进一步降低服务业外资准入门槛、简化投资审批流程、提供良好投资环境等综合措施,积极吸引优质外资流向服务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进一步推进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的融合发展。     

电力消费对生态效率的作用路径及效应研究

采用2007—2018年中国30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通过中介效应法分析电力消费对生态效率的作用路径,构建面板门槛回归模型,分析电力消费水平、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以及外商直接投资为门槛变量时电力消费对生态效率作用效应的区域异质性和门槛效应.结果表明:(1)电力消费对生态效率不仅存在直接效应,还通过技术创新这一间接路径影响生态效率;(2)电力消费对生态效率的作用存在门槛性,电力消费对生态效率的影响由显著的负效用变化到不显著的负效用,甚至演变为1％显著水平下的正向效用;(3)以各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为门槛时,电力消费对生态效率的负作用效应呈倒"U"型;(4)以外商直接投资为门槛时,电力消费对生态效率的负影响呈现出逐渐减少的趋势.     

产业集聚有利于提高能源效率吗?——基于产业集聚度与对外开放水平的门槛回归模型检验

基于2002-2012年中国制造业20个行业的面板数据,分别以产业集聚度与行业对外开放水平为门槛变量,运用门槛回归方法研究产业集聚与能源效率之间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就全行业样本与非技术密集型行业样本而言,在低或较低的产业集聚度区间内,产业集聚有利于提高能源效率;在高集聚度区间内,产业集聚对能源效率的影响为负。而对于技术密集型行业而言,伴随着集聚度的提高,产业集聚对能源效率提高的正面作用则越来越占主导地位。以行业对外开放水平为门槛变量时,伴随着对外开放水平的提高,产业集聚对能源效率的正向推动作用变得不显著;在对外开放水平比较高的情况下,产业集聚对能源效率的影响开始出现负向作用。这就要求合理引导、控制产业集聚度,并根据行业特点通过自主创新等措施以适应不同的对外开放水平,从而充分发挥产业集聚对能源效率提高的积极作用。     

空间集聚、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家具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

以2005-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家具企业为样本,运用ACF-OP法测算中国家具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并分析了空间集聚和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家具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结果表明,一,中国家具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核密度图接近正态分布。二,空间集聚不利于促进家具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验证了威廉姆森假说。外商直接投资有利于促进家具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并且空间集聚和外商直接投资二者的互动效应显著地促进了集聚经济的正外部性及家具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三,出口对家具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显著为负,验证了家具企业"生产率悖论"的存在。同时,研发创新和企业年龄对家具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显著为正。     

外资进入促进了企业全球价值链嵌入吗？——基于中国微观企业的经验证据

外资进入是否改变了中国企业的全球价值链嵌入模式？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海关贸易数据库在刻画企业全球价值链嵌入模式的动态演进基础上,探讨了外资进入对中国企业全球价值链嵌入模式的影响。研究表明：2000—2013年中国企业上游嵌入度不断提升但程度较小,下游嵌入度相对较大却持续下降,企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整体为负但攀升态势明显;外资进入推动了企业上游环节的嵌入度,对下游环节嵌入度产生明显锁定效应,整体上外资进入的企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效应表现出显著负向作用;一般贸易企业、外资企业、劳动密集型及低技术水平企业同行业外资进入的全球价值链地位负向效应明显;进一步的动态效应和影响机制分析发现,外资进入对企业全球价值链地位表现出显著动态抑制作用,会通过融资约束效应对企业全球价值链地位产生显著的正向调节效应,从而有利于缓解外资进入的全球价值链“低端锁定”风险。     

制度质量对金砖国家制造业价值链地位攀升的影响分析

该文采用出口技术复杂度指标作为金砖国家制造业价值链地位的代理变量,实证分析制度质量对金砖国家制造业价值链地位的影响。结果表明:经济、政治和法律三类制度均对金砖国家制造业价值链地位攀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按投入要素区分制造业的回归结果显示,三类制度与金砖国家劳动、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价值链地位提升显著正相关;稳健性检验结果显示,10%分位点上综合制度质量对金砖国家制造业价值链地位攀升影响为负,其他四个分位点上影响为正。此外,劳动力资本、基础设施和市场对外开放程度对金砖国家制造业价值链地位攀升也有很大的拉动作用。因此,金砖各国需进一步完善制度质量水平,努力提升制度环境,并加大生产要素投入,为各国制造业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贸易开放、环境规制与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基于门槛效应模型的实证分析

环境规制趋紧的形势下,如何在实现绿色发展的过程中妥善处理好贸易开放和环保之间的关系值得探讨。基于此,分析了贸易开放、环境规制及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关系的作用机制,并基于2004—2019年中国281个地级市面板数据,运用门槛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贸易开放显著抑制了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贸易开放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会受到环境规制的影响,表现出门槛效应,在跨越门槛值之后贸易开放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负面影响得到缓解,经过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然成立。环境规制的门槛效应会因地区以及贸易流向的不同而具有异质性。一方面,环境规制的门槛效应只存在于我国东部和中部地区,在西部地区并不显著;另一方面,环境规制的门槛效应仅在进口贸易影响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过程中显著,而对于出口贸易不显著。为提升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应严格执行环境保护的相关政策,推动各地区生产方式绿色化,促进绿色贸易发展。     

信息化对ODI逆向技术溢出的门槛效应——基于20个国家或地区的面板实证

基于2006-2011年中国与20个样本国家或地区的面板数据,及信息化发展水平在对外直接投资(ODI)逆向溢出过程中的影响机制的研究,分别引入技术获取型外商直接投资、对外直接投资溢出与对外开放度的交叉项,以信息化发展指数(IDI)、信息化追赶难度系数(ICDC)作为门槛变量,构建门槛回归模型,实证检验技术获取型ODI逆向溢出与各国信息化发展水平的门槛效应,以及对中国技术进步的影响.结果表明:研发投入是促进中国技术进步的关键因素;技术获取型ODI逆向溢出对中国技术进步存在基于信息化发展水平的门槛效应;随着各国信息化水平的不断提升,技术获取型ODI逆向溢出对技术进步呈现逐渐减弱的抑制趋势,当国家的信息化追赶难度系数大于0.307 0且信息化水平大于4.130 0时,对中国技术进步的抑制作用达到最弱.     

贸易开放对我国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研究——基于环境规制的门槛效应实证

基于2004—2019年我国省际层面面板数据，运用面板门槛模型分析了环境规制影响贸易开放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关系的作用机制。研究表明：贸易开放显著抑制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贸易开放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存在基于环境规制的双重门槛效应，当环境规制强度处于一定合理区间时，贸易开放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由负向转为正向促进作用；贸易开放对我国东部沿海地区以及中西部内陆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存在区域异质性且均存在基于环境规制的门槛效应。为发挥贸易开放对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用，应制定严格的环境规制政策，推动各地区生产方式绿色化，促进绿色贸易发展。     

制造业集聚影响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门槛效应

以2006—2015年中国274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为基础,实证分析制造业集聚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门槛效应。研究发现,全样本下制造业集聚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呈倒"N"型关系。考虑城市级别和城市规模后,不同类型城市的制造业集聚门槛效应存在差异。高级别城市中,随着制造业的不断聚集,制造业集聚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逐渐减小,并最终变为负向;一般城市中,制造业集聚跨越门槛值以后,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不利影响将明显减弱;小城市只要迈过第一个门槛值就可以发挥制造业集聚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正向作用。环境规制、科技投入以及经济发展水平都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有积极影响。     

生产性服务业FDI对中国制造业服务化的影响研究

制造业服务化是当下中国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向全球价值链高端攀升的重要途径.生产性服务业的投入,是提升制造业服务化水平的重要因素.利用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和中国工业企业数据构建制造业服务化和生产性服务业FDI渗透率指标,可以分析生产性服务业FDI对制造业服务化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生产性服务业FDI显著提高了中国的制造业服务化水平;从细分行业来看,金融、交通运输和商务服务对制造业服务化水平有显著的提升作用.因此,我国产业结构升级应提高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的融合程度,持续大力推动服务业开放,充分发挥生产性服务业FDI对制造业服务化的持续推动作用.     

产业数字化如何推动贸易网络枢纽地位提升?

在全球价值链深度调整与重构背景下，利用数字化变革的机遇提升贸易网络的枢纽地位是中国推进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的重要途径。利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2005—2015年跨国投入产出表，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法考察各经济体贸易网络枢纽地位演变的特征事实，进而采用半参数估计、面板门槛等方法实证分析产业数字化对全球贸易网络地位的影响。研究发现：发达经济体的网络枢纽地位大多有所下降，而新兴发展中经济体特别是亚洲经济体网络枢纽地位明显上升。产业数字化有助于贸易网络枢纽地位的提升，但其提升作用会因农业、初级产品制造业、产成品制造业和服务业各自的产业特征和不同的数字渗透程度而存在差异，且随着产业数字化渗透水平的提高呈现出非线性的边际递减效应，而产业数字化渗透可以通过深化全球价值链嵌入、增强出口竞争优势、改善价值链分工位置提升产业枢纽地位。据此提出中国应以数字化打造价值链新生态、构筑竞争新优势、提升抗风险能力和深化国际合作。     

产业集聚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基于重庆制造行业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文章基于DEA的Malmquist指数法对2000-2011年重庆市27个制造业的全要素产率进行测算,并实证检验重庆市制造业产业集聚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以及研发投入、外资直接投资和产业性质在其中的调节效应.研究结果表明:2000-2011年间,重庆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16.7％;重庆制造产业集聚促进了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研发投入正向调节产业集聚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关系;外商直接投资负向调节产业集聚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关系;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集聚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资源和劳动密集型产业集聚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无显著的影响.     

广州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行业领域分布及成因研究

广州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FD I)倾向于分布在金融、科技、社会服务领域。根源在于,不完全竞争条件下的规模经济与产品差异是针对东道国市场的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的动因。而服务行业部门的独资企业比重、标准化程度、对外开放度、知识技术密集度则是影响广州服务业FD I行业领域分布的直接因素。此结论对于有关部门优化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分布具有参考价值。     

中国服务业是如何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的？———增加值平均传递步长角度的考察

基于跨国、跨行业投入-产出框架,从增加值平均传递步长角度,剖析了我国服务业在全球价值分工中的地位、演变规律及其提升的影响因素与内在机制。定量分析表明,得益于生产服务业较高VAPL水平和持续增长,中国整体服务业VAPL起点水平并不低,并且也呈现稳定增长特点。实证结果表明,劳动密集型服务业VAPL提升的多因素驱动性更强,技术密集型服务业则对制度环境、制造业需求关联和国内生产分割水平更敏感。国内价值链分工体系拓展,有助于激发制度和市场规模正效应;国际价值链分工体系拓展,则有助于释放创新能力正效应。     

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特征与影响因素

[提要]利用空间EG指数,细分三次产业和行业部门,识别了民族地区不同行业部门集聚力和分散力的横向差异和动态变化,并使用面板分位数模型对民族地区经济活动空间集聚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显示：民族地区各行业部门的空间集聚特征和影响因素体现出显著不同,生产技术标准化、进入门槛较低的行业部门空间集聚度更低,先进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的空间集聚水平则显著提升。对外开放和市场活力能有效改善低集聚度行业的集聚水平,研发支出、劳动力工资等影响要素知识溢出和劳动力市场效率的因素,也能够影响民族地区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     

中国制造业与服务业双向溢出效应的实证分析

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全球产业结构呈现出“工业型经济”向“服务型经济”转型的总趋势。在产业结构不断调整与升级的过程中,制造业与服务业的互动体现得越来越明显。基于VAR模型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制造业与服务业间存在着长期动态联系,但相互间的影响系数较小,说明目前两者间的良性互动尚未形成。制造业对服务业的影响系数之和小于服务业对制造业的影响系数之和,说明我国的专业化分工程度还不够高,大量中间服务需求尚未从产业链中脱离出来,制造业对服务业的依存程度较低,支撑和拉动作用有限。这一方面抑制了服务业的发展,同时也影响了制造业的价值实现和竞争力的提升。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产业间尚未形成一种协调发展的机制。计量模型及投入产出分析表明,中国制造业与服务业之间存在双向溢出效应,是互动发展的关系。推动两者的协调互动发展,对于中国经济增长和结构转型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这将有助于产业链的整合,推动中国企业向全球产业链的中、高端环节演进,实现产品附加价值的增加和国际分工地位的提升。今后,我们应进一步引导企业及全社会来认识制造业与服务业的关系,大力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提升产业水平和能级,推进体制、机制和政策创新,深化与发展服务经济有关的各项改革,制订产业融合发展的战略规划及相关配套措施,建立起有利于制造业与服务业良性互动的机制,构建产业融合发展的环境,加强制造业与服务业关联与集聚式发展,推动建立有利于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互动发展的商业信用、诚信服务体系和公共服务平台,切实推进产业链的整合,以获得整合基础上的更大的产业发展空间和最大化效率。     

逆全球化、进口中间品与中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基于行业层面的实证研究

利用CEPII等数据库20062014年中国制造业和进口中间品面板数据,采用倾向匹配得分双重差分法(PSM-DID)从逆全球化视角实证分析了进口中间品质量对中国制造业质量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逆全球化对中国制造业质量产生显著的抑制效应,降低了高质量进口中间品对中国制造业质量的影响作用;通过行业对外开放和人力资本渠道,高质量进口中间品对中国制造业质量的影响作用明显减弱,研发对制造业质量具有显著促进作用,进口中间品规模、行业规模、人力资本数量则对制造业质量产生抑制作用,外商直接投资对制造业质量无显著影响.     

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对辽宁省装备制造业竞争力的影响

为研究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对装备制造业竞争力的影响,在对辽宁省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发展现状进行对比分析的基础上,采用多元回归法进行实证研究。结果显示,辽宁省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整体上对装备制造业竞争力有提升作用,但细分行业的作用有一定差异。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对装备制造业所有分行业竞争力都有很大的提升作用,只对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的促进作用较小。金融业对装备制造业竞争力的推动作用最为显著,只对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的作用为负。科学研究和批发零售业对装备制造业所有行业竞争力的影响都不显著。     

我国服务业FDI流入的经济效应分析

加入WTO后,我国迎来了服务业全面开放和大发展的新局面。总体上,外商直接投资的进入对我国服务业造成的冲击不会太大,其主要作用在于推动经济增长和服务业发展。文章在总结当前服务业对经济发展的普遍效应的基础上,阐述了服务业外资流入对我国的经济效应,最后提出了提高我国服务业外资效应的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