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元激励路径下中国环境政策执行——基于扎根理论的研究发现

环境约束性指标政策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中的重要举措,但实际效果学界还存在争论。一部分学者认为中国环境绩效的改善与"十一五"和"十二五"规划时期设立的约束性指标政策有关,但也有学者认为约束性指标政策的行政考核对地方政府(官员)影响并不显著,因此并没有能够改善中国环境绩效。针对这一问题,采用扎根理论的研究方法,通过对42名部—厅—处—科各级别,各部门的官员访谈,建立访谈数据库,并采用CQR共识性编码方法构建了一个二元激励路径下的激励—行为—产出模型,以此阐释中国环境治理领域中官员激励与政策执行之间的关系,并揭示约束性指标政策对中国环境绩效的影响。发现中国环境治理领域的官员激励存在正式和非正式两类激励,正式激励对地方官员行为意愿和政策绩效影响不显著,非正式激励对地方官员行为意愿和政策绩效较为显著,约束性指标主要通过非正式激励路径影响了地方官员行为意愿,提高中国环境政策执行绩效。本文的主要创新是弥合了学界存在的理论冲突,提出了一个更具有解释力的模型。     

造船企业激励机制研究

通过对造船企业激励机制现状的调查与分析,指出其存在整体的激励与约束机制尚未形成、科学的绩效综合考评体系尚未建立以及激励方式简单化、短期化等问题。针对造船企业技术人才激励机制存在的问题,重点研究了模糊综合考评法的评价指标体系,并提出了采用股票期权进行长期激励的相关建议。     

造船企业激励机制研究

通过对造船企业激励机制现状的调查与分析,指出其存在整体的激励与约束机制尚未形成、科学的绩效综合考评体系尚未建立以及激励方式简单化、短期化等问题。针对造船企业技术人才激励机制存在的问题,重点研究了模糊综合考评法的评价指标体系,并提出了采用股票期权进行长期激励的相关建议。     

气候政策中激励政策工具的组合应用:欧盟的实践与启示

激励政策工具在欧盟气候政策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其组合类型包括碳税和补贴、碳交易和补贴、碳交易和碳税、碳交易和可再生能源交易(RES)或补贴、清洁发展机制(CDM)和碳交易等。欧盟在组合应用激励政策工具时不仅综合考虑绩效标准,选择最优方案,而且注意不同政策目标、不同政策主体、不同政策目标群体下工具之间的协调问题。可在认识激励政策工具在目标分配中的作用、探索激励政策工具的多种组合形式、建立适宜激励政策工具组合应用的政策网络、加强激励政策工具组合应用的绩效评估等方面给予我国启示。     

地方政府科技创新政策绩效评价研究——以芜湖市为例

本文从微观的地方政府科技创新政策体系着眼,以芜湖市"十二五"期间出台的一系列科技创新政策为研究对象,从供给政策、需求政策和环境政策三个维度构建科技创新政策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来评价地方政府科技创新政策的绩效,研究结果表明:科技创新需求政策与环境政策对推进地方政府科技创新工作的贡献度较大,而科技创新供给政策的贡献度较小;进而文章提出进一步提升地方政府科技创新政策绩效的相关政策建议.     

构建基于平衡计分卡的绩效评价与激励机制

平衡计分卡的每一项指标都包含着绩效驱动关系与激励因素。在平衡计分卡转化为行动的实施过程中引入激励机制,既实现了战略动态评价和管理,又通过财务、客户、内部流程、员工学习与成长四个层面的多种指标评价,揭示绩效产生的动因,激励企业的利益相关者,达到"评价什么就得到什么"的目标。     

论技术创新的市场激励机制

从制度创新的技术创新激励机制入手,通过对技术创新市场激励机制在国家技术创新激励体系中的重要地位的认识和市场激励形式的分析,探讨了技术创新市场激励机制的产权安排和法律基础,说明在成熟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企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处的地位,决定了市场激励机制在国家创新体系中占据激励主体地位。无论是直接市场激励还是间接市场激励,最终目标都是使技术创新主体的技术创新积极性、技术创新绩效和技术创新能力最大化。把握市场激励机制还必须注重市场激励的利己目标是争取物质利益回报,这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技术创新激励机制的基础和前提,市场激励机制的核心是产权制度安排,即技术创新成果个人所有权的承认和保护。产权制度只有通过市场机制才能对技术创新起激励和推动作用。     

我国汽车再制造产业绩效研究

文章结合汽车再制造产业特点,设计了我国汽车再制造产业缋效评价体系,应用熵权模糊综合评价模型,客观评价了我国汽车再制造产业绩效,分析得出我国汽车再制造产业发展尚处于起步阶段,未能形成产业化规模,整体绩效还有待于进一步提升,亟待修订汽车再制造产业相关法律法规,加大汽车再制造产业政策激励,建立汽车再制造产业技术标准体系,优化汽车再制造产业逆向物流网络,提高社会认同度等政策建议。     

环境绩效评价的 BP 人工神经网络分析方法--一项基于火力发电企业的案例研究

本研究在构建企业环境绩效评价体系基础上,运用 BP 人工神经网络方法对火力发电企业环境绩效进行了综合评价。研究结果表明火力发电企业间环境绩效水平存在显著差异。为提升火力发电企业环境绩效,对优秀企业、良好企业、一般企业、差等企业可以分别采取优先发展、鼓励发展、控制发展和限制发展的政策。     

我国企业创新投资财税激励政策的实证研究

以创新推动社会经济发展是各国提升本国竞争力的重要手段,促进激励创新投资的财税政策研究是一项系统而复杂的工程,财政拨款、税收优惠、政府采购等政策要素,共同构成创新的财税激励政策体系。本文在对主要相关研究进行归纳梳理的基础上,以乔根森的资本成本模型为理论分析基础,对我国近年来创新投资财税政策激励体系进行实证性的分析与检验。结果表明,我国所得税体系的政策优惠以及政府采购扶持对企业的创新资本形成具有一定激励效应,而财政投入政策的激励机制有待进一步提高,同时我国激励创新投资的政策体系也有待逐步完善。     

府际关系视角下区域环境政策执行偏差研究 ——基于博弈模型的分析

区域环境政策执行对改善环境质量、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意义重大。基于府际关系视角,通过构建三个博弈模型,对区域环境政策执行过程中的政府行为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在区域环境政策执行过程中,从横向府际关系来看,地方政府之间存在"共谋行为",负面的"共谋行为"会导致政策执行出现偏差;从纵向府际关系来看,行政发包制的政策执行机制,在以经济增长为中心的政治锦标赛背景下,会造成政策执行的"囚徒困境";从时间维度上看,中央政府的监管举措是约束地方政府政策执行偏差的必要条件。为此,地方政府间应增强互信与信息共享,中央政府必须创新政策执行机制、政绩考核机制、激励机制、问责机制和协调机制,建立社会监督体系,推进区域环境治理的技术创新。     

强制性环境信息披露会影响企业投资支出吗?

以2017—2018年A股上市重污染企业为研究样本,从企业投资支出的视角探讨强制性环境信息披露的经济后果。研究表明:与自愿性披露相比,强制性环境信息披露政策明显提高了企业的环境信息披露质量。同时,强制性环境信息披露会抑制重污染企业的投资支出,且该影响主要集中在国有、地区市场化与法治化水平高、媒体及分析师跟踪报道少的企业。作用机制检验表明,强制性环境信息披露主要通过加大企业的融资约束程度、倒逼企业增加环保投入对投资支出产生"挤出"效应。这意味着企业受强制性环境信息披露政策影响差异较大,需针对不同企业采取差异化政策,丰富激励措施。首先,应结合不同性质、不同地区企业环保投入压力的差异性,进一步优化制度设计,更好地发挥非财务信息披露的作用;其次,在政策的执行过程中,应动态调整激励与责罚的力度,防止因过度增加企业融资约束造成部分有能力转型升级的企业陷入"融资难-投资减少-经营绩效恶化"的恶性循环。     

中国城市环境治理信息型政策工具选择的机理 ——基于政治学的视角

从政治学的角度看,中国城市环境治理信息型政策工具的选择有其自身的机理,理由是环境问题、环境事件和环境治理与政治之间存在关联。中国城市环境治理信息型政策工具选择的机理体现在政治层面上即为中国城市环境治理信息型政策工具选择的政治逻辑,主要表现为中国民主政权形式影响城市环境治理信息型政策工具的选择;政治可行性影响中国城市环境治理信息型政策工具的选择;促进中国城市公众环保参与需要选择信息型政策工具;提升中国城市政府环境治理能力需要选择信息型政策工具。     

科学发展观下的农村环境政策创新研究

贯彻与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城市与乡村、环境与经济的统筹协调发展,农村环境政策何去何从?文章首先 分析当前环境污染的现状及面临的压力,接着从环境政策体系及个别具体的环境政策两个方面对环境政策在农村 的不适应性进行分析,最后从移植成功的城市环境保护政策、加强环境立法、向引导性环境政策转移及建立“谁受 益、谁补偿”的环保新机制四个方面提出农村环境政策的创新之路。     

木质煤产业发展的激励性政策与其作用分析

本文对激励性政策及其在木质煤产业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进行简要研究。文章首先分析了包括木质煤在内的新能源产业政策框架的形成机制,以及激励性政策在整个政策框架中的地位;其次分析了激励性政策的理论依据;最后通过市场竞争力的理论模型讨论激励性政策在木质煤产业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变化情况。     

中国环境治理的两种模式:政策协调与制度优化

自古至今,中国环境治理存在两种模式和路径:一是环境史观背景下的环境治理政策意蕴;二是环境伦理观背景下的环境治理制度需求.从当前中国环境治理的司法维度来看,环境治理存在环境政策难以协调推进的问题和环境司法制度更新完善的问题.而《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的颁布实施,为中国环境治理的政策协调和制度优化提供了指导方向.环境治理的政策协调,需要遵循超越环境保护主义的基本原则,对主体的要求为理解环境法律政策,具体的运作为环境治理的刑事政策分析和克服相关实施障碍.环境治理法律政策的实现,是一个环境法治系统工程,需要实现环境治理相关制度的优化和升级.这种制度优化,以生态整体主义为核心价值指导原则,从环境实体和环境程序两个体系,实现对现有治理技术与实践方式的融合.在实体方面,环境治理法律政策的实现,要求健全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之间的衔接机制;在程序方面,强调对于环境司法学的重视和对相应程序分类保障机制的倚重.     

基于Meta分析的地方政府竞争与环境质量关系研究

改革开放40年来,以政治晋升和财政分权为核心的激励机制是我国经济保持平稳增长的重要法宝,但这套激励机制在调动地方政府追求经济增长的同时,也会对其环境行为产生激励扭曲。现今关于地方政府竞争与环境质量间关系的定量研究由于价值取向和数据尺度等的因素,对两者间相关系数的测度结果差异显著,甚至互相矛盾。文章采用Meta相关性分析法对有关中国省级地方政府与环境质量关系的41篇文献进行研究,降低了计量工具变量对相关性结果的影响。结果显示,晋升激励与环境污染,晋升激励与环境规制,竞争压力与环境污染,竞争压力与环境规制,这4项研究假设均呈正相关。     

我国环境政策的演变分析与改进研究

我国环境政策的缺陷主要体现在环境政策未协调好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环境政策规定的处罚手段不够严厉,执法效果不佳,环保投入不足,地方政府发展观念滞后等四个方面。在经济快速发展,人们环保意识不断增强,政府更加重视,国际交流愈加频繁等新的时代背景下,我国环境政策的改进方向是:兼顾自然权益和人类权益,协调好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两者之间;以实现高效为目标,加大环保投入,综合多种手段深化环境政策改革;树立和谐理念,转变政府工作观念,改变政绩考核机制;加强公众参与制度研究,建立社会制衡机制,提高环境政策的执行力度;重视人文发展,进一步加大国际间的交流与合作。     

财政分权与晋升激励下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

当前,中国经济发展面临严峻的资源环境约束瓶颈,依靠产业结构升级来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已成为学术界和政策制定者关注的重要议题。基于这一问题,利用2000—2015年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采用空间杜宾计量模型,基于财政分权和官员晋升激励的视角,检验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结果发现：（1）单独来看,环境规制能够显著促进区域产业结构升级;（2）在考虑财政分权这一制度背景的条件下,由于财政纵向失衡和地方官员“自利性”的行为方式,会导致环境治理政策的“缺位”,进而不利于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3）在考虑“唯GDP论英雄”的晋升激励机制下,会出现环境规制的非完全执行,进而抑制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4）分区域来看,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的环境规制能够显著促进地区产业结构升级。而且,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财政分权与官员晋升激励的调节作用也呈现相反的特征。     

产品导向环境政策:当代环境政策的新发展

产品导向环境政策是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环境保护新战略,它将环境政策的中心从传统的生产工艺转向产品,为当代环境保护提供了一种崭新而具有发展前途的政策方法。从发展的眼光看,产品导向在更广泛的范围内运用,从而形成整合环境、经济和社会各种因素为一体的“可持续的产品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