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知识图谱的绿色战略研究热点与发展趋势分析

绿色战略已成为引领企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工具.基于知识图谱的思想与方法,运用VOSview1.6.11与CiteSpace5.8.R1软件,以WOS与CSSCI数据源对绿色战略研究进行系统梳理.研究发现:1)绿色战略研究呈现六大聚类特点:可持续发展是绿色战略研究兴起的前提;管理层意愿对绿色战略制定和实施有推动作用;实证研究正逐步完善绿色战略的知识结构;创新能够突破绿色战略实施障碍;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有助于树立绿色形象并促进企业绩效;绿色供应链管理是企业实现绿色战略的重要途径.2)绿色战略研究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2003—2006年为研究兴起阶段,主要探索企业绿色战略的驱动力;2007—2015年为绿色战略影响机制研究阶段,包括绿色战略的前因与后果研究;2016年至今为可持续发展实践阶段,主要是绿色供应链管理与创新两方面实践.突发文献分析也证实了研究焦点的演进脉络.最后,提出企业绿色战略研究的未来方向.     

秦汉新儒学转向与汉武帝边疆思想体系的构建

汉武帝的边疆思想体系向以宏大有为著称,在其形成的过程中,董仲舒改造的新儒学为其提供了思想基础、理论框架以及建构范式,汉武帝的边疆思想也因此处处彰显着公羊学的大一统观念。概言之,汉武帝的边疆思想与董仲舒新儒学的结合以汉代政治哲学从"无为"向"有为"的嬗变为时代背景,有其历史的必然性,亦存在一定的偶然因素。董仲舒的新儒学理论最大限度地解决了汉武帝在理论层面的政治诉求,但在具体实现的路径选择上则与之发生了剧烈的理念冲突。最终,汉武帝的边疆思想以公羊学的大一统理想为理论外衣,其践行方式则选择了与董氏新儒学观念迥异的另一条道路。     

魏晋民族史观语境下的苻坚民族思想

先秦至秦汉时期,中国古代民族史观出现过多次变化与反复,魏晋时期的主流民族观传承自秦汉,并在此基础上有所发展。在民族矛盾极端化的魏晋时期,中国历史上首次出现了胡汉双方位的民族观视角,为此后苻坚民族思想的形成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苻坚民族思想以天下观与民族观的统一和柔性民族政策为主要特点,以柔性政策取代征战杀伐的理念领先于当时时代,但由于理想化色彩浓重,其理论体系和现实尝试都存在无法克服的弊端与不足,因此无法避免失败的结局。     

中国传统史学崩溃论

中国传统史学体系的发展始于先秦,此后绵延两千余年,历久未绝.中国传统史学具有强烈的"求真"精神,坚守"实录"原则,在历代王朝的政治文化体系中具有不容忽视的现实功用.明清时期,随着文化政策上高压倾向的确立,旧有的学术生态遭到严重的破坏,中国传统史学显现出明显的衰落迹象.与此同时,在西学东渐的风潮下,中国学术思想领域表现出显著的多元化转向,中国本土与西方世界均产生了"新史学"思潮,从内部和外部两个层面动摇着传统史学的立足之基,加速了中国传统史学体系的崩溃.     

我国发展低碳经济的政策主客体关系研究

公共政策目标是公共政策方案所要达到的最终目的,是制定政策方案、执行政策方案、评估政策方案的依据和标准。对于公共政策目标形成过程的研究有助于提高公共政策方案的科学性和民主性。我国发展低碳经济需要公共政策的规制和引领,政策目标的形成过程首先要分析政策主体的需要和政策主体对客体的认识,明确政策共同体中的利益相关者如何进行博弈。通过协调政策子系统之间的低碳政策信仰、构建政策主体之间及政策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低碳对话机制、引导低碳舆论融合政策目标。     

北魏中期贪污之风盛行的内在原因及其影响

北魏中期,贵族官吏群体中贪污之风盛行,这种现象的出现并非偶然:北魏从游牧部落向国家形态进化的过程中,许多旧有的历史传统被保留下来,对于公私财产观的概念模糊,成为北魏中期官员贪污普遍化的历史因素,并与俸禄制度和礼法工具的缺失共同构成贪风盛行的内在原因。而贵族官员阶层严重的贪污现象,在客观上坚定了北魏孝文帝实施变法的决心,促进了北魏的法制化进程,同时在某种程度上加快了北魏政权的崩溃灭亡。     

中国突发灾难治理六十年的演变

新中国六十年成立60年以来,突发灾难治理取得巨大成果。在突发灾难治理理念方面,树立了“以人为本”的救援理念;形成了人与自然和谐的生态治理理念;重视“缩减、预备、反应、恢复”四阶段并重;由政府独家治理到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合作治理的转变。在突发灾难治理体系的发展方面,逐步完成了整体危机管理系统、国际合作治理突发灾难体系、治理突发灾难的技术支撑体系、多方参与治理突发灾难的体系的建设。突发灾难治理法律和政策方面,建立了相对完善的应急预案体系、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展望未来的突发灾难治理,将坚持以人为本,更重视系统研究和协调,灾难治理机构将趋于常设中心加部门联动的模式,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治理突发灾难将成为研究的重点之一。     

数字

3月份北京新建商品房成交均价以19679元／m^2的数值同比下降了10．9％,自2009年9月份以来首次同比下降。     

财政分权与晋升激励下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

当前,中国经济发展面临严峻的资源环境约束瓶颈,依靠产业结构升级来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已成为学术界和政策制定者关注的重要议题。基于这一问题,利用2000—2015年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采用空间杜宾计量模型,基于财政分权和官员晋升激励的视角,检验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结果发现：（1）单独来看,环境规制能够显著促进区域产业结构升级;（2）在考虑财政分权这一制度背景的条件下,由于财政纵向失衡和地方官员“自利性”的行为方式,会导致环境治理政策的“缺位”,进而不利于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3）在考虑“唯GDP论英雄”的晋升激励机制下,会出现环境规制的非完全执行,进而抑制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4）分区域来看,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的环境规制能够显著促进地区产业结构升级。而且,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财政分权与官员晋升激励的调节作用也呈现相反的特征。